郭澄清
简介
郭澄清，男，汉族，原名郭成清（1931-1989 ）。山东宁津时集镇皋村人。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渤海军区青年干部培训班，后在小学任教。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宁津日报》总编辑兼广播站站长，山东省文化局创作办公室主任，山东省文化厅党组成员。曾任《激流》文艺月刊主编、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展望出版社特邀编委、亚洲文化开发中心顾问等职。1988年被评为文学创作一级职称，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包括小小说）100多篇（结集40余篇），散文30余篇，诗歌400余首，报告文学30余，此外还有人物速写、评论、短论等，共计400多万字。其中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诗歌《北京太阳暖心房》、《铁头和骆驼的故事》、短篇小说《黑掌握》、长篇小说《大刀记》。
、《龙潭记》、《决斗》、《历史悲壮的回声》，短篇小说集《社迷》、《公社的人们》、《小八将》，中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等。
作家之路
郭澄清是20世纪50-70年代主流文学的典型性高端作家。所谓典型性高端作家，就是最具有那个时代主流文学气质、特征，并具有一定文学影响的作家。由于意识形态的严格要求和规训，这类作家总是充满激情地寻求自我和时代的共鸣，最大程度将自己的感受溶入时代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之中。或者说，这类作家对“自我”这个词根本就无法接受，他们具有一种近乎天赋性的才华，能够压抑自己，并将自己的生活体验无间隔地转化为意识形态的象征系统。这正如贺敬之区分“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一样。他们能够使“小我”变成“大我”。这种转化的能力也许和这类作家经历及其心理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从文学上看，这种主流高端作家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在意识形态严格限制之下，他们达到了他们所能够达到的美感，并在他所属的那个时代获得巨大的成功。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这种美感。郭澄清就属于这类作家。
郭澄清是5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大体上可以算作是1949以后的作家。在六十年代郭澄清便已经成为文坛上令人瞩目的青年小说家了。在文革前，他已经出版短篇集4部。当时全国性的短篇小说选集几乎没有不选他的小说的。据吴开晋回忆，1965年11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团中央、文化部召开“全国青年作家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郭澄清与李准、浩然、胡万春、王汶石、茹志鹃等7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受到大会的表彰。[1]他的《社迷》、《社迷传》、《黑掌柜》等受到广泛的好评。《黑掌柜》被复旦大学出版的《文学写作》（胡裕树主编，1985年）列为范文。1975年郭澄清发表的长篇小说《大刀记》是文革后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佼佼者，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当时全国许多电台播放《大刀记》。即使在今天，《大刀记》仍然在许多人的心中存有深刻的印记。
郭澄清擅长于乡村题材的写作。在50-60年代，书写乡村生活最具有影响的是两大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群，一是柳青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赵树理等山西山药蛋派作家群，以民间和传统文艺为资源，以社会某一时段的焦点问题为归依，其创作常常触及社会问题。赵树理创作的直接灵感往往来自于他在基层工作遇到的实际问题。这种问题意识决定了他们的书写对象，他们虽然也愿意书写新时代新事物、先进人物，甚至也能够创造出饱满的性格，如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但是，他们无法回避“中间人物”，甚至落后人物。既然喜欢触及问题，就必然关注问题人物。同时，这里面似乎也潜藏着他们对乡村日常生活、风俗人情的浓厚的审美兴趣。只有进入这种领域，他们的才华才能充分地展示出来。他们几乎是刻意追求能够满足普通民众审美心理的文体形式，将民间文艺和古典白话通俗小说看作是更具有价值的文体。因而，赵树理等山药蛋作家在当时是公认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典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文学旨趣往往无法到达日益激进化的文学精神所要达到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