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讲
俗讲
唐代流行的一种寺院讲经形式。多以佛经故事等敷衍为通俗浅显的变文，用说唱形式宣传一般经义。其主讲者称为"俗讲僧"。
中国唐代说唱艺术的一种。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
佛教徒在诵经中讲说和歌唱并用的方式也传到中国。唐
朝是传播佛教思想的隆盛时代，僧侣将佛经译成文雅的
经文；为向人们进行宣讲，又把经文和其中的动人故事
编成通俗文字加以演唱,先用说白散文叙述事实,然后用
歌唱（韵文）加以铺陈渲染。这种演唱佛经的形式，称
“俗讲”,即通俗讲经之意。其文字脚本称“变文”,即
改编的佛经之意。如《阿弥陀经变文》、《大目乾莲冥
间救母变文》等。同时，长篇乐府诗《孔雀东南飞》、
《木兰辞》等，已具有说唱的雏形。民间的这种传统和
佛教的唱经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这种宗教性的说唱艺
术。
南北朝以来，寺庙带有很大的娱乐场所色彩，北魏
杨炫的《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景乐寺至十六斋，设
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唐
代长安的一些寺院更是演出戏剧的场所。“长安戏场多
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南部
新书》）这里的“慈恩”、“青龙”、“荐福”、“永
寿”都是寺名。《资治通鉴·唐孝宗大中二年十二月》
中还记载了万寿公主到慈恩寺看戏的事。这说明了寺庙
活动的娱乐性与世俗化的程度。由于俗讲的故事动人,歌
唱悦耳，成为寺庙活动中极受欢迎的节目。随之产生了
专业的“俗讲僧”，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长庆年间(821
～824)的俗讲僧文叙(即文溆)。史料中记载了唐敬宗于
宝历二年(826)驾临兴福寺,观看文叙俗讲的事实（《资
治通鉴·唐敬宗宝历二年六月》）。
由于俗讲的宗教色彩逐渐淡薄,不限于讲说佛经,而
较多的接近现实社会,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因此受到正统
派僧人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文叙曾被冠以“假托经
论”的罪名，屡次遭到杖脊和流放(宋赵□《因活录》)。
可见俗讲内容的世俗化已非严酷处分所能禁止。其后,俗
讲完全脱离了宗教，成为民间说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
突破了宗教的局限，其题材愈加广阔，音乐上日趋民族
化。敦煌发现了一些非宗教性的变文，如历史故事《舜
子至孝变文》、《列国传》(伍子胥过昭关故事)、《秋
胡变文》、《明妃曲》（一题《王昭君变文》），叙说
唐朝时事的《西征记》（一题《张议潮变文》），民间
故事《韩朋赋》等。
俗讲的名称，始见于唐初，实即六朝以来的斋讲，乃是应用转读、梵呗和唱
导来作佛经的通俗讲演的。本来随着佛经的传入，就有转读（即咏经）和梵呗
（即歌赞）的发生，另外又有唱导的继起。唱导原为说唱教导之意。从讲解经论
义理，变为杂说因缘譬喻，使一般大众更易理解佛教教义，这就是慧皎所谓“宣
唱法理开导众心”（《高僧传》卷十三唱导）之法。唱导与俗讲的性质虽然有所
不同，但是二者均以因时制宜随类化俗为主要的方法与目的，并且所用材料亦大
致相同。《广弘明集》卷十五有梁简文帝《唱导文》一篇，王僧孺《礼佛唱导发
愿文》一篇，巴黎图书馆所藏《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及伦敦博物馆所
藏《回向文》，其体例与《广弘明集》所收，俱约略相似。因此俗讲制度的一部
分也可溯源于唱导。
俗讲开始时，只有讲经文一类的话本，后来渐采民间流行的说唱体如变文之
类，以增强其化俗的作用。但变文与讲经文的体制不同，也别有其渊源。
中唐时代，约在文宗太和九年以前，长安诸寺往往有奉敕开演俗讲的法会
（一般俗讲，是不依敕令的）。宝历二年（８２６）敬宗还亲临兴福寺观沙门文
溆俗讲（《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纪·敬宗纪》），由此推知其开讲时当
有庄严的仪式。近人发现巴黎图书馆藏Ｐ．３８４９号敦煌卷子一卷，纸背文字
二段，一为《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一为俗讲仪式，后附虔斋及讲《维摩经》
仪式。所记俗讲仪式有作梵、礼佛、唱释经题、说经本文、回向、发愿等，与讲
经仪式无大出入，唯多说押座一式，这大概是俗讲所特有的。此外参加俗讲的也
有法师和都讲，法师主讲，都讲唱释经题，与正式讲经无异。
俗讲的话本，据敦煌所出作品分类，大别有三：
一、讲经文。此为俗讲话本正宗。这类作品，大抵分散文与韵语二部分，散
文亦用科判方式分析全经结构的；韵语以七言为主，偶尔夹杂一些三言、五言、
六言在内，末尾总以“某某某某唱将来”的格式收束。内容以敷衍全经者为多，
摘述一段故事者甚少。敦煌所出这类作品，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无常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
文》（《敦煌变文集》下集）等，都是。
二、押座文。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六，押通作压，座即四座之座，
盖开讲之前以梵呗引摄，使听众专心一意。日本《大正藏》收有史坦因的２２４
０号四种压座文：即《维摩经押座文》、《温室经讲唱押座文》、《八相押座文》、
《三身押座文》，均以七言或八言的韵文为中心，是短品。这四种的末尾均有
“某某某某唱将来”一句，可见押座文还有隐括全经引起下文的一种作用。另有
缘起文一种，与押座文作用略同，唯较押座文篇幅更长而已，两者当即后世入话、
引子、楔子之类。
三、俗文。亦称变文、唱文、讲唱文、缘起等。变文为僧侣所作，与俗讲有
密切关系。它本来是讲唱用的，以佛教经典为主题，使教义通俗化而成为人所共
知的讲唱形式，最宜于俗讲使用，因此也用为俗讲的话本。
俗讲虽有三种话本，却以讲经文为宗，押座文为引子，变文不过是补充材料
而已。
俗讲盛行于文宗时代（８２７—８４０），其发生时似在唐初。如据《续高
僧传》卷二十《善伏传》所载伏日听俗讲事，即贞观三年（６２９）顷俗讲即已
存在。五代以后，俗讲虽不大流行，然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引《释门正统》
良渚之言，俗讲至南宋理宗时（１２２５—１２６４）还未尽绝。这样从七世纪
到十三世纪，前后存在大约五百多年。以区域而论，长安为俗讲的中心，定时奉
敕举行；各地方寺院也大都在春秋及夏（或冬，即正、五、九等三长斋月）各有
举行。地方俗讲与唱导差不多，而俗讲僧、说法师、邑师、化俗法师等为数亦不
少。
俗讲流行区域这样广，存在时间这样长，但在北宋时，由于政治的原因，与
异教一齐遭受禁止，至南宋已名存实亡。但它的影响却极其广大，宋以后说话人
（分小说、说经及说参请、讲史书、合生商谜四科）、话本、宝卷、诸宫调、弹
词等，均可溯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