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夷
仓夷(1921～1946)原名郑贻进，乳名吓礼。父亲郑亚甫，母亲郑好宋，兄弟姐妹7个，仓夷居长。民国10年(1921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福清渔溪镇苏田村石竹自然村。
清朝末年，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其祖父不忍全家挨饿，拼凑路费，举家迁往马来亚柔佛洲新山波来港拓荒，以种植橡胶园为业，过着半原始人的生活。一年后，因不堪猛兽侵扰，又举家迁往新加坡谋生。其父既种地又拉洋车，其母既要养猪，又要做家务。生活的艰辛，使童年的仓夷养成了不怕困难，热爱劳动，办事勤快的良好习惯。
仓夷聪颖好学，到了学龄，父母先送他念私塾。在私塾里，他最用功，书念得最好。后来他先后考进新加坡光洋小学和新加坡华侨中学。由于家庭贫困，他只能边念书，边挤时间给一家商店记账、打短工，赚点钱补助学费。他勤奋刻苦学习，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经常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仓夷兴趣广泛，练就一手好书法，写起对联，路人赞不绝口。他在课余时间，博览群书，对中国历代英雄谱、国内外名著等，无不涉猎，使他从中受到启迪。他经常给家里人和学友们讲岳飞“精忠报国”、祖国山川名胜以及除恶扬善等故事，使听者获益匪浅。
民国26年，年仅16岁，正在初中二年级念书的仓夷，被“芦沟桥事变”的炮声惊动，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学业，告别亲人，回到了祖国。仓夷回国后，过了两年流浪生活，目睹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于民国28年，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从这年4月起，他先后担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办的《救国报》和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翌年冬，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0年1月，转任《晋察冀日报》、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记者。
仓夷在边区工作的7年里，经常在枪林弹雨中采访，又经常深入到各区、村，与干部群众生活在一起，和抗战军民结下了同生死的战斗情谊，写下了大量有血有肉、动人心魄的通讯和报道。他写的《平原青纱帐战斗》、《平原地道战》、《幸福》、《婚礼》、《爆炸英雄李勇》和《反扫荡》等通讯和报告文学，极大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战斗志。民国31年“五•一”反扫荡后，他采访了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最英勇的模范连队，写下了4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纪念连》。这篇作品在《晋察冀日报》上连载7天，受到冀中军区首长的嘉奖。周扬称赞仓夷是晋察冀边区最年青、最优秀的新闻记者和报告文学作者之一。
仓夷奋不顾身的工作作风和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边区军民的称赞。边区军民都敬重和爱戴他，民国35年解放区选举人民代表时，他被选为察哈尔省代表，新华总社任命他为特派记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共产党参加了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并创立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三日刊。民国35年2月，仓夷奉命走上新的岗位，来到国统区北平担任记者。新的工作环境，斗争更尖锐复杂。当时国民党北平当局，大肆限制《解放》刊物与人民的联系，布置特务、暗探，跟踪记者。仓夷运用巧妙的斗争方式，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次，国民党特务机关出动大批人马，气势汹汹地要查封《解放》三日刊。仓夷既机智地通知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团，又及时拍下一个特务头子指挥行动的丑恶嘴脸，充分揭露了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时过不久，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并对各大城市实行恐怖政策，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三日刊等被无理封闭，仓夷也被迫从北平撤回张家口。
民国35年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向冀东解放区的安平镇发动了直接武装进攻，又造谣是人民解放军攻击了美军，从而酿成了所谓“安平事件”。消息传来，全国震动。为了弄清真相，“军调部”成立了第25执行小组，进行对“安平事件”的调处。仓夷与另一记者肖殷，奉命于8月8日由张家口乘飞机赶赴北平，参加该小组的采访活动。由于该机场被美国人控制以及美军驾驶员的有意刁难，他们只允许肖殷一人上机，仓夷无奈只得改乘从张家口到大同，再赶当天由大同去北平的班机。就在仓夷在大同短暂候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预谋诱骗，秘密杀害于山西大同马莲社西渠沟里，年仅25岁。
为了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在仓夷牺牲40周年的1986年，中共山西大同县委、县人民政府在仓夷牺牲的地方，建造了“仓夷烈士纪念碑”。并于这年8月15日，隆重举行烈士纪念碑落成揭幕典礼，以慰先烈，以昭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