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维尔
奥维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原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出生于当时印度孟加拉省的莫提哈里（Motihari）。他的父亲在那里做文官，监督残存的鸦片贸易。奥维尔儿时大部分时间就读于圣塞普里安学校和伊顿公学，那是英国最好的两所学校。后来他回到东方，在缅甸担任殖民地警察，之后开始了文学创作。在人生的某个时候，他产生了一种自卑情结。这种感觉使他受到折磨，同时又对他的写作有所裨益。他回忆道：“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雄心就混合着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
写了3本不成功的小说之后，奥维尔在30年代中期取得了突破。他写了两本准确描绘大萧条时期欧洲下层人民生活的书：《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他从这本书开始使用乔治·奥维尔作为笔名）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之后他开始了一次类似于宗教皈依的行动，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回来后写下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这是一本激烈的反独裁报告文学，在1938年出版时未受重视，但在此后成为了奥维尔的经典作品。这本书确立了奥维尔的中心二元性：他把自己看作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但他最强有力的作品却是对那些奉行或容忍极权主义的左翼人士的无情鞭笞。
几年后，现年85岁的小说家弗雷德里克·穆拉莱（Frederic Mullally）在《论坛》周刊遇到了奥维尔。《论坛》是左翼工党的刊物，穆拉莱参与它的编辑工作，而奥维尔在那里担任文学编辑，每周“按自己的喜好”写一篇关于政治、大众文化以及任何能让他有灵感的事物的专栏短文。他每周只能得到区区10英镑酬劳，还不如当时英国一个普通日报社的低级记者挣得多。
“乔治是个很复杂的人，”穆拉莱回忆道。“他非常刻板，从无笑容。他不是有什么愁事，只是严肃。他说话声调很高，操着英国上流社会的口音，只在其中加了一点点伦敦腔……他穿着工人阶级的衣服，破旧的毛线衫和衬衣，过紧的夹克。他自己卷烟来抽，脸上完全没有表情。在我认识的人——包括我自己——里面，没人能接近他。但他的脑袋却在不停地思考问题。”
二战爆发后，奥维尔参加了地方志愿军。但他已经染上了肺病——这种病在10年后夺去了他的生命，因此被分派做文职工作。他和妻子艾琳一起在伦敦北部的几个简陋公寓里辗转，每年绞尽脑汁写出100多篇文章。穆拉莱还记得应邀到伊斯林顿的卡农伯里广场做客的情景——那地方当时几乎是贫民窟，现在则是城市中产阶级化的样板。奥维尔走下4楼到地下室拿煤，然后再爬上来。“我说，‘乔治，你应该有钱请个男童来做这些事吧？’他不以为然。（他认为）那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不懂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他在政治上一派天真。他让自己脱离中产阶级，却不能让中产阶级脱离自己。”
有一天，穆拉莱和他一起在《论坛》办公室附近的酒吧喝酒，对他抱怨说把德国犹太作家里基·洛温塔尔晦涩的散文改写成可读的英文是多么的困难。奥维尔回答道：“对所有这些实际上控制着报纸的中欧犹太人，你有什么好指望的？”穆拉莱说，他以为奥维尔在开玩笑，然而奥维尔始终没有笑。
奥维尔的好友、作家朱利安·西蒙斯回忆道，作为一个作家，奥维尔进步很慢。他早期小说中缺乏的正是他自身缺乏的东西：人性化的元素。西蒙斯在1993年版《动物庄园》的序言中说：“事实是，他对人物性格、或者说是人类关系的错综复杂没有兴趣，而这种兴趣是真正小说家的标志。”他就是没那么大的兴趣：对那些被他看作“跛脚鸭”的人，他可以慷慨，可以施以援手甚至寄予同情，但他的心思并不真在这里。
奥维尔也是一个拒绝编辑的作家。“所有人都告诉过我：千万别去动乔治的稿子。我确实从来没动过，”穆拉莱说。“我也不需要这么做：他的稿子总是完美无瑕，连逗号都没有差错。”
除去散文之外，他最值得铭记的作品是最后的两部：《动物庄园》和《1984》。1944年出版的《动物庄园》是一部无情的《格列沸游记》式的讽刺文学作品。它曾被4家出版社拒绝，最出名的一次是被时在费伯－费伯出版公司的T.S.艾略特拒之门外。有些人认为这本书太怪，另一些则认为其中对斯大林的批评是缺乏爱国心的表现，因为当时苏联是英美两国的盟友。但《动物农庄》很畅销，奥维尔第一次有了稳定的收入。他用这些钱在赫布里底群岛租了一所农舍，并给儿子请了一个看护，因为他妻子艾琳在手术中意外死去了。
奥维尔在这个农舍里写完了《1984》的大部分，那是他最后也是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奥维尔称它为讽刺文学，但它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威权和心理的一幅绝妙肖像。在其中有这样的描写：“去了解或不去了解，在说着精心编织的谎言的同时保持对绝对真理的信念，同时持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边知道它们彼此互相矛盾，一边相信它们。”
《1984》给奥维尔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和巨大的名望，尤其是在美国。那里的读者认为《1984》是对苏联以及所有的左派的不加掩饰的抨击，而奥维尔是一个由社会主义分子改邪归正的先知。当事实与他们这种阐释不符时，美国的出版商就毫不客气地进行“奥维尔式”的删减。西蒙斯指出，西格内特出版社的1956年平装本《1984》中有奥维尔那个著名的声明：“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反对极权主义而写。”但这句话的后面半句——“为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写。”——却被删掉了。
“这样的情形可与约翰·弥尔顿相比，”英国历史学家本·匹姆洛特说。“（在《失乐园》中）他是在攻击基督教吗？不，他是在攻击某些基督徒。奥维尔也属于这种情况——他抨击的是某些社会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他的心虽然充满疑问、不得安宁，但却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崇拜他的右翼人士都不要忘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按照传记作家伯纳德·克里克的看法，奥维尔在妻子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对她不够忠实。在妻子死后，他疯狂地寻找新的伴侣。在妻子死后的第一年，他至少向4个女人求过婚。她们都比他年轻得多，有的他不过是刚刚认识。索尼亚·布朗内尔也是其中之一，她最终答应了他的求婚并成了他的遗产执行人。
他活着时没有来得及看到太多的成功和曲解。在赫布里底群岛四面透风、没有暖气的农舍中完成《1984》的艰苦努力使他与生俱来的肺病又一次发作。他被送到格洛斯特郡的一个疗养院，在那里挣扎了8个月，然后转到伦敦一家医院。1950年1月，奥维尔死于咯血，时年46岁。
“对自己评价不错的人可能是撒谎，”奥维尔曾这样写道，“因为从内心看来，任何生活都不过是一连串的失败。”虽然如此，对我们这些隔着半个世纪的距离来赞颂他的故事和著作的人来说，他的生活更像是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