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译著活动
中国穆斯林学者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和介绍伊斯兰学术文化的活动。明代以前中国穆斯林经师的宜教和讲学方式，主要是根据原本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以特有的经堂语口译讲解。既没有汉文经籍可参考，又不能以汉语文表达，致使“教义不彰，教理不讲”。明代一般回族穆斯林已经通晓汉语文，而渐渐忘记原来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为了在教内宣传教义，使穆斯林自立图强，维护伊斯兰教信仰，对教外扩大影响，使更多人能够了解伊斯兰教，做到“隔教不隔理”，从明末至清末，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与云南省，先后出现了一批“回而兼儒”、“学通四教”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开始以典雅的古汉语，翻译介绍伊斯兰教的教义、哲学，在学术思想界引起关注。并推动了其后伊斯兰学术研究的广泛开展。
译著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期：(1)从明崇祯十五年(1642)王岱舆的lie教真诠》刊印，至清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的250多年时间里，回族穆斯林学者约有近百种译著先后出版。其代表人物与著作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与(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与《四篇要道》，伍遵契的《修真蒙引》与《归真要道》，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与《天方至圣实录》，马德新的《四典要会》、《大化总归》与《道行究竟》，马联元的《辨理明证》与汉译《赫听》。其译著内容前期包括，伊斯兰哲学、教义学、教史、典制及教法、先知传记、苏菲学，后期扩及到天文、历法、地理、阿拉伯语法及修辞学等。在翻译中大量糅合儒家学说，也包括佛道两家的概念、语汇，并吸取其某些思想素材，予以融化和加工。经过他们的再创造，多角度地引入伊斯兰教的教义学说和学术文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宗教哲学体系。他们在阐发伊斯兰教理时，“悉本尊经”，也受到苏菲主义典籍的影响，因之苏菲神秘主义思想在译著中有所反映。既发展了伊斯兰教传统的教义与哲学，也发展了中国传统思想。(2)从清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约50年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穆斯林知识分子纷纷致力于伊斯兰文化的振兴。有的到土耳其、埃及留学，有的借去麦加朝觐之便，到中近东伊斯兰国家游学考察。回国后他们有的与穆斯林学者一起，共同致力于《古兰经》的翻译，有的用汉语独立著述，阐述伊斯兰教义，有的从事于学术专著的翻译，并根据社会需要编写出了多种学习阿拉伯语文的教本与工具书。这一时期内，《古兰经》的多种汉语选译及全译本先后出版，《圣谕详解》、《伟嗄业》、《教心经注》、《回教哲学》、《伊斯兰教概论》、《四教要括》等有关圣训和教义学、哲学、教法、教史等方面的专著或译本不断刊印，适应中国穆斯林学习的阿拉伯语文教本与工具书如《回语教本》、《中阿双解中阿新字典》、《阿文新文法》等陆续编印。旧式清真寺经堂教育也演进为中阿文兼授并学习科学文化的现代教育。在清代译著活动的基础上，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结束了千余年来寂然无闻的封闭状态，使中国伊斯兰教跻身于佛、道、耶等宗教行列，涉足于中国的思想文化论坛。这一时期维吾尔族穆斯林学者阿布杜·卡德尔(?～1924)在经文大学执教时，用维吾尔文编写出《佳瓦黑罗力尼康》，泰剑立·萨伊布(1856～1926)创作出《拜尔给泰剑立和赛比给穆剑立》和《托哈派托勒拜尔赖因》等阐述伊斯兰教义的作品。
译著活动经过了约300年时间，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大量引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建立了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伊斯兰教文化，对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各族穆斯林学者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这些活动，促进了中阿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沟通，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