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陆军小学堂
1905年，湖南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奉令停办，即就该堂长沙小吴门外教场坪原址开办陆军小学堂，仍以武备学堂总办俞明颐为陆军小学堂总办。俞字寿丞，浙江人，留日学生，湖南试用道。俞于1908年去职，由善化县人候补道汤鲁藩继任。最后一任总办是广西人张鸿年。辛亥革命后，学堂改称学校，总办改为校长，继任者刘鸿连、戴凤翔。总办之下设监督、提调各一人。监督协助总办，掌理全堂一切事务。先后任监督者有陈其采、谢西园、李云龙等人。提调管理堂内总务。先后任提调者有东日路、王东庐、夏国桢等人。总办办公室还设有文案(秘书)、图书管理员等。学生按个子高矮分甲、乙、丙、丁编组班队，设学长多人负管带学生之责。第一期学长6人，有杨传清、曾君典、项致庄、范介标、易勖谷、李觐荣等。此后陆续有所增改，任学长者有王钺及胡某等人。除胡某一人为陆军速成学堂出身外，其余均系弁目学堂出身。他们除管理学生内务外，还担负集队教操等任务。
学生来源，按部章规定，是招收15岁至18岁之高小毕业生。每期学生数目按各省各县人口分配。例如湖南每期招收正额学生90名，备取30名，按全省63个州县分配，每县至少1名。经办官员为了他们自己的某种便利，还设有附学生10名。正取生出缺，由备取生递补，备取生补完了，由附学生递补。1905年湖南陆小成立之始，长沙府属各县还没有高小毕业生可招，偏远各县甚至还没有开办一所小学，无法按部章招生，只得由省变通办理，招收一些稍有文化的青年。但当时风气闭塞，人们认为进洋学堂，准备打仗卖命，一去不得回来，顽固守旧的家长们不愿子弟进这样的学堂，当然也有些比较开通或者家境清贫无力自费培养子弟的人家率先怂恿子弟报考。于是这些子弟随便经人介绍测验，就被招收入学。不足之额即在省会附近各县招收，或由当时的新军士兵中选拔保送。例如贺耀组、詹振黄等就是由湖南陆军第二十五混成协在士兵中选送的。因此，第一期根本没有设置备取生，更无附学生之必要。年龄也没有限制，有近30岁者。从第二期起，报考的人就踊跃起来了，按配额在各县招收足额，并且有了备取生和附学生。到了1907年我亲身参加的第三期就出现了钻营取巧、买卖顶替、夤缘贿赂，讲私交，凭情面，无奇不有。因此对学生的管理考试非常严格认真。月考、期考、年终考试均分优、上、中、下、劣5等。劣等或操行不好者，立即开缺。平日犯错误者则予记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开缺。当局利用这种办法，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钳制了学生的思想行动，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1906年，我与胞兄李家兴同时报考第二期。他录取了；我因年小体弱(未满15岁，高小未毕业)，检查体格时，即被淘汰。1907年第三期招生，我迫于家贫，不能继续升学，再度报考，仍以体弱被淘汰，不能参加笔试。我的父亲当时是个店员，找不到什么脚路。适遇一个国文教员张佩衡，他同陆小当局有些瓜葛。他说，有一个华容县考生张耀华体格检查合格，因故不愿再考，可以让给你的儿子去考。我父亲欣然答应，我就以长沙县人顶替华容县张耀华的名字参加了笔试。各场尚属顺利。最后一场考国文，题目是《知耻近乎勇》。恰巧这个论题我已做过，并经一个廪生老师改过，记得烂熟，一挥而就，首先交卷。总办汤鲁藩见我交第一卷，看了一下，问我哪县人。我只得轻声答是华容县人。他微笑道：“华容县有这么一个文理通顺的人，很好。”汤是善化人，善化与长沙邻县(辛亥革命后，合并为长沙县)，口音完全相同，而长沙与华容口音则相差很远。汤竞听不出我的口音，可见其官僚糊涂。越日榜发，我竟以张耀华的名字，名列第三。后来父亲才告诉我，张佩衡侦知华容县无人报考，他就商通陆军小学内部人员，捏报了一个张耀华的名字，找一个适龄青年，混过体格检查一关，就有了一个名额可待价而沽。恰遇我父亲以我事相商，他答应帮忙，但说明如果录取，要送张耀华光洋100元。榜发后，我父亲只得忍痛向店主(我的姑丈)借100元送给了张佩衡。我费了如许周折才进了学堂，兢兢业业，惟恐露出马脚，体念父兄艰难，更加努力发奋，一直名列前三名。入堂后，偶然同一个长沙同学交谈，问他姓氏，他刚说出一个“彭”字，立即面红耳赤，慌忙改口道：“我叫柳大焯。”我连忙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也不姓张。”他才告诉我，他本名彭世煊，顶柳大焯的名字考进来的。还有一个同学黄谊本，就是后来蒋介石的亲信、赫赫有名的常败将军刘峙，原籍江西吉安，随母下堂，嫁到湖南衡阳一个姓黄的总兵，以此用黄谊本的名字夤缘进了陆小。像这样张冠李戴之事，恐当不止此。同学少年天真，不去吹毛求疵；当局官僚，初时未能察觉，日后知道，认真处理，又恐累及自己官声，不如装作糊涂。因此，我以张耀华的名字整整混了3年。到毕业时，才借口“归宗返籍”，呈请归复李姓，仍名耀华。柳大焯、黄谊本也趁此改为彭世煊、刘峙了。至于真正有钱有势的人更有许多办法将子弟亲戚送入学堂，或作为备取、附学，逐步侵占正额。如汤鲁藩总办之孙汤某、候补道苏某之子江苏籍的苏模、衡阳籍总兵黄某之寄子黄谊本(即刘峙)，都是这样入学的。安化籍的梁应乾是假其族兄梁应乾高小文凭考进去的，结果安化一直有两个梁应乾。所谓各县名额按人口分配，也是瞒上欺下的。例如：邵阳一县按例录取了谢焘、刘璧如两人，但额外又录取了魏云、魏彪、魏钧3人。原来他们都是刚刚卸任的两江总督魏光焘的子弟。
陆小修学期限3年，课程比普通初中科目较多，程度较高。大致分学、术两科。术科以班、排教练为主，劈刺、器械体操为辅。毕业前一年间，则注重野外演习。学科方面，关于军事者，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劈刺教范、筑垒教范、体操教范、军队内务、阵中勤务令、野外勤务令、战术学、测绘学等；普通学科方面，有国文，英、日、德、法文任选一种，还有修身、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生理卫生、力学、代数、三角、几何等。各省陆小课程都是如此，但广东、福建两省方言特殊，为便于学生日后升学，另设一科“北京语言”，当时叫做“官话”。
当时的新军干部教育主要是仿效日本，教员教官留学日本者最多，陆军部参与教育规划的人都是留日学生。因此，从陆小、陆中到军官学校、陆军大学，几乎全是日式翻版，以陆军小学比之日本的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学比之日本的中央幼年学校，军官学校比之日本的士官学校，内容虽或不同，形式则亦步亦趋。我们在陆小的典范令、战术学和很多军事学科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枪炮也是日本陈旧废弃的“村田式”，教练方式和一切规章制度，无不模仿日本。但陆小遍设各省，尚未能聘用大批日籍教官。湖南陆小第一任总办俞明颐以无关重要的生理卫生一课。聘请日本人佐久间(当时的长沙同仁医院院长)担任，他根本不会讲中国话，还须另聘翻译。聘书一下，他不辞职，你就不便退聘。若干年间，等于请来一个外国间谍坐在我们的军事教育机关，以国家机密，拱手奉献。同学均深怀耻恨，但不敢言。其它军事学科有专任教员，由江南将弁学堂出身的杨宏图、日本振武学校出身的胥大诚担任。普通学科除国文、修身专聘举人、秀才担任外，数、理、化各科因师资缺乏，均系聘请其它中学教员兼任。
至于精神教育主旨，一句话就是要求“臣事君以忠”，“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子孙罔替，万世不休”。总办们所谓爱国图强，也不过是保皇雪耻。总办汤鲁藩经常宣扬他的一副对联：“果能奋发为雄，将相何曾有种?苟不因循自误，富贵未必在天!”鼓励学生以毕业前途寄托于奴事清廷。慈禧太后死去时，总办亲率全堂师生缟素举哀，行三跪九叩大礼。总办如丧考妣，竟至放声大哭。我们学生则是闷在肚里发笑。
学堂当局一面对学生灌输忠君愚民思想，一面施行严格的军事管理，更以物质待遇来钳制学生。除衣着由公家发给外，每人每月生活费纹银4两5钱。第一、二期每人伙食费3两5钱，余数提作奖金，月考中名列优等者奖2两4钱、上等2两、中等1两6钱，下等不给，劣等立即开缺。第三期除伙食费外，每人月给零用1两，另由伙食剩余或开缺记过扣除之数拨作奖金，奖给前5名(有时也奖到前10名)，每名制钱1串500文，至多2串。总办汤鲁藩在抚署前辕门上街开设钱铺，全堂所有经费均存该店生息图利，学生应得津贴奖金，均系发给该店期票。学生待遇虽并非丰厚，少数富裕子弟固不在意，而绝大多数贫寒同学则视为金饭碗，兢兢业业，唯恐有失，不敢违章犯例。然而当时朝政日非，外患日亟，反清革命气氛弥漫全国，青年学生更易受影响。无论学堂当局如何禁锢钳制，学生终能接触进步书籍，一经到手，即秘密传播，不胫而走。《猛回头》一书大大唤醒了人们的革命观念。1906年，禹之谟、宁调元等号召长沙学生，不顾当局阻挠，追悼公葬革命烈士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陆小学生大部分都参加了。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的革命人士经常与同学往来，陈作新(辛亥起义时，一度任湖南副都督)曾亲到学堂与同学联系，在同学问撒播了革命的种子。辛亥武昌起义后，湖南陆小同学绝大部分参加了湖南的起义。
湖南陆小一共办了5期，毕业及在校学生共400余人。辛亥革命后，1912年4月，由南京留守黄兴饬令南方各省停办陆小，将在校学生送入南京入伍生队，湖南陆小同时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