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二体
史流史体，属于历史编纂学范畴。《史通》一书用了大量篇幅，对于史籍的源流、类别以及史体的发展作了论述，提出了著名的“六家二体”说。这里所谓“六家”，是关于史籍的分类；而“二体”，则是关于史体的分类。《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说明“六家二体”说在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刘知几通过对古往今来史籍源流的考察，认为大体上不出六家范围。《六家》篇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这里刘知几所谓“六家”之论，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所谓“六家”的涵义是不同的。刘知几的“六家”论，是要区分史籍类别，追溯史籍源流；而司马谈的“六家”论，则是论述学术发展大势，是论学本源流。因此，二者“家”的内涵是不相同的。就刘知几“六家”论的具体内容而言，其中的《尚书》家与《春秋》家，刘知几借用《礼记·经解》的话，认为前者旨在“疏通知远”，后者要在“属辞比事”；《左传》家和《国语》家旨在述说经义，《国语》家是于《左传》之外“稽其逸文，纂其别说”，以释经义；《史记》家“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创立了纪传体；《汉书》家的特点是言简意赅，包举一代，成为后世正史范本。
刘知几从史籍源流角度提出“六家”说，这“六家”应该说是综合了史书体裁和史书内容而言的。而当他纯粹从史书的外部形态即史书体裁来论说时，又提出了“二体”说。《六家》篇通过对六种史体的具体论述后，进而总结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旧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这就是说，“六家”当中，真正流传于世者，唯有左氏及《汉书》二家，而这里的“二家”，则显然是指《左传》之编年体和《汉书》之纪传体，是纯粹就史书体裁而言的。不过，关于“二体”的代表著作，《二体》篇有一处说法与《六家》篇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二体》篇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这里的“二体”是指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认为二书史体的创立，标志着史书编纂体裁的完备。我们说纪传体是以《史记》为代表还是以《汉书》为代表，其内涵是不同的，《史记》的纪传体是通史纪传，而《汉书》的纪传体是断代纪传。如果综合《史通》一书所反映的刘知几的历史编纂思想来看，他所说的“二体”，应该是指编年体和断代纪传体，因为一方面《二体》篇又说汉代以后的史书编纂是“班、荀二体，角力相争，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确，史书编纂不出之“二途”，就是班固《汉书》为代表的断代纪传和荀悦《汉纪》为代表的编年体。这里以荀悦《汉纪》为编年体的代表，无改于《左传》编年体的性质；而《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则强调的是断代。另一方面从《史通》关于通史纪传与断代纪传的评价可知，刘知几是崇尚断代纪传，而不主张通史纪传的做法的。《六家》篇说，通史纪传“疆域辽阔，年月遐长……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采录之烦者也”，故不便做也不易做。而《汉书》的断代纪传，“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易讨，易为其功；自迩迄今，无改斯道”，故而便于做，也容易做好。刘知几的说法，其实也是汉晋史学发展真实情况的一种反映。
当然，刘知几也看到了史之“家”、“体”还存在着一个流变问题，《杂述》篇说：“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刘知几认为，史书之“六家”、“二体”在演变过程中，到了近古，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十流”。刘知几关于史籍的分类，还有正史、杂史之分，他视“六家”、“二体”为正史，而对于近古史书“十流”的出现，他一方面认为这是“斯道渐烦”的表现，将它们归于“杂史”类；另一方面又能用变易的眼光来看待史体的变化，能够将史书之“家”、“类”与“流”相结合来观察史学的演变，这是其通识意识的一种体现。
刘知几提出的“六家二体”说，得到了后代不少学者的认可。如清代学者浦起龙在所著《史通通释举要》中就说：“《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我们认为，刘知几的“六家二体”说，不失为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一家言”。第一，刘知几以“六家”、“二体”来总结隋唐以前史书体裁体例，难免过于武断、绝对化，因为这“六家”、“二体”并不能涵盖史体之大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六家”、“二体”确实是这一时期史书的主要体裁或流派，这种分类基本上符合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第二，从“六家”到“二体”，从“六家二体”到“十流”，它集中反映了刘知几的历史通识、通变思想。刘知几认为，随着“时移世异”，一些史体会被废弃，而一些新的流派又会产生，《尚书》等四家的废弃和近古“十流”的产生，便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刘知几以“家”论史，其“六家”之论蕴含了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认为经史同源。在刘知几看来，《尚书》既是经学之源，“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史通·断限》。又是史学之源，《史记》、《汉书》就是从《尚书》、《春秋》那里发展而来的，“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燕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史通·编次》。刘知几认为，《尚书》家的记言和《春秋》家的系年记事这些古老的史书编写方法，到了司马迁时，已经注意按类区分和记述史书的内容了，正是通过他的“错综成篇，区分类聚”，从而创立了纪传体这种新的史书编纂方法。这里一个“类”字，充分体现了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也是经史分途的重要标志，它表明史学已经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与经学并行的学科。毫无疑问，视《尚书》与《春秋》为史家之一流派，这是刘知几的创举，他不但体现了刘知几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思想，而且对后世经史关系理论的深入探讨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