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是黄现璠教授对其发表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经广泛征求意见后,重新修订、完善,于1981年10月,由广西师范学院出版的油印本。它是20世纪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主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第一本专著，堪为“无奴派”领袖黄现璠的新史学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下的确立。此书的重要价值及影响,它出版问世的政治风险和艰难过程,参考以下陈吉生教授撰《 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一文[1],可见一斑: "................ 20世纪初期“社会史”研究形成的两条主线，长期以来一直断断续续、或隐或显地影响到50～80年代初的社会史研究。1979年黄现璠冒着政治风险勇闯“禁区”完成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论文，即为他当年从事“社会史”研究的继续，亦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下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的第一篇论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古代史分期，是国内外史学界都很重视的一个问题。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我们学术界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古代史分期问题那样持久地吸引过那么多人的关注和研究。"［2］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教授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把郭沫若的分期说定为一尊……总的说来，新时期古史分期的讨论实不过建国后至文革前十七年那场讨论的延续、延伸，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并无大的进展、突破，因此，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热闹后，便渐渐沉寂下来。这种情况，再加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宽松学术环境，促使一部分学者决心从根子上重新认识、检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如果它根本就不存在，还在那里争论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间的分期、断限问题，岂不荒唐！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3］ 足见黄现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第一人，不仅勇气可嘉，学者风骨可敬，而且表明他的这篇论文学术价值极高，体现在它打破了建国后学术研究大多从属“政治范式”一尊的格局，突破了人云亦云众口一词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单一思维模式，开创了多元化思维的新纪元，当属黄现璠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建设和实践道路上的“社会史”研究作出的又一重大新贡献。一些学林人士将主张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归为“有奴派”，将主张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的学者归为“无奴派”。“有奴派”领袖自然非郭沫若莫属，代表学者为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即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而“无奴派”领袖公认为黄现璠，这已属不刊之论，代表学者有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人（即‘无奴派’五名家）。诚如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王长坤教授和鲁宽民、尹洁等学者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中所言：“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领域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势头……‘中国未经奴隶社会论’又再度悄然兴起。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目前这一派（指无奴派——笔者按 ）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4］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无奴派”领袖黄现璠向“有奴派”领袖郭沫若发起的挑战，虽然可以看作是30年代以“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与“食货派”领袖陶希圣为代表进行的“社会史大论战”的继续，但两者又有所不同，表现在：30年代的大论战当时虽然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论争双方可以畅所欲言，几乎没有政治风险。而70年末黄现璠的挑战虽然纯属学术观点不同之争，没有意识形态背景，但当时却冒着极大的政治受害风险。由此从一侧面反映出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学术界的长期干扰造成的极大恐怖和危害。............... 黄现璠所撰《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长篇论文，据他自言：从构思到发表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他最初与师友陶希圣教授观点一致，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后来陶希圣教授改变了观点，又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他亦受影响。特别是他到日本留学后，常访当时滞日学者郭沫若先生，受郭氏影响，他长期持有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只是因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彻，无意草率撰文公表，参与“社会史大论战”。1949年12月，他兼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兼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段时期，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始对当时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一贯主张的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产生了疑问，自己原来的认识和观点开始了动摇。基于治史“贵在求真”的原则，1954年9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时，便带着疑问拜访了郭沫若先生，试图进行探讨，见面后郭氏对他说：“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细读读，我的主张过去无人驳倒，今后更无人能驳倒。”黄现璠回桂后不看则罢，仔细读来更是疑问重重，阅后第一想法即是重操旧业，精研马列，进行挑战。继而托思于文，边学边写，最终便有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1978年夏，旧友费孝通教授和同乡吴西将军同时到桂专程分别至黄现璠自宅探望时，他将这篇学术论文交与他们，托他们回京后能推荐给京城的学术期刊发表。同时，他还寄给全国多家学术期刊，结果无一家学术杂志敢于刊登，甚至连他所在学院的学术刊物主编读后亦直言“写得很好,不敢发表”（翌年2月经本学院副院长覃宏裕力排众议甘愿承担责任力荐给本院学术刊物方得以揭刊）。为此，他还引来一些教条主义“伪学者”的冷嘲热讽和谩骂。黄现璠当时愤而说道：“当今之世，学术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响，所谓‘双百方针’，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发现问题不予指出，人云亦云，众口一词一调，以他人之见为己之见，什么都“自古以来”，张口“五种生产方式论”，闭口“五种社会形态说”；动笔“马列导师语”，落笔“政治领袖说”，作为学者，哪您还研究什么？”［5］可见学术自由与求真信念，始终是砥砺黄现璠近40年持续不断深入思考、探索和研究“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动力所在。...............
稍后，黄现璠推出的《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广西师范学院油印本，1981年10月），进而对“无奴论”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全面论证。..................同时，黄现璠于论文和著作中主张的中国古史分期，即古代为原始共产社会；殷至战国为领主封建社会，其中殷商为领主封建社会皱型，周代为领主封建社会典型，春秋战国为领主封建社会解体；秦汉至鸦片战争为地主封建社会（其中分若干阶段再说），同样极富创见性。后来张广志、李学功主张的夏、商、西周至春秋为“村社封建制社会”，战国后转为“地主租佃制封制社会”；晁福林主张的夏商两代为“氏族封建制社会”，西周为“宗法封建制社会”，东周后为“地主封建制社会”等等，无一不是受到黄现璠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意识的启发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出的新探索。
注：
[1] 陈吉生撰《 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笫一期,80页一104页。
[2]《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3]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载《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4]王长坤、鲁宽民、尹洁：《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载《唐都学刊》第21卷第3期，2005年5月。
[5]参见黄现璠撰：《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1980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