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春兰
早在二十世纪初，我国一些进步人士就倡导过男女教育平等。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李大钊以及胡适等，又多次提出男女教育平等的主张，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封建势力的反对阻挠，根本得不到采纳实行，到1919年，全国国立大专院校中仍然是“女子竟无一人”。为冲破女禁而奋起抗争的先驱者中有一位女青年，她就是青海省循化县的邓春兰。
1898年7月3日，邓春兰出生在今循化县（清时为循化厅）一个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家里。1911年，邓春兰在家乡高小毕业后，随父邓宗到兰州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兰州一所小学任教。此时的邓春兰从自己不能进入大学深造的遗憾和亲眼目睹的一些男女不平等现象中，深感世道的不平。正在这时，《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演讲全文。文中再次呼吁男女教育平等。邓春兰看到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北京掀起了“五四”运动，“五四”的狂飘又给了她勇气和力量。她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满腔热情，便奋笔疾书，于1919年5月19日，给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多年的夙愿。
在这封《春兰上蔡校长书》中，她慷慨陈词：“春兰早岁读书，即慕男女平等主义，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唯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义，且国家社会多一半得力分子，岂非自强之道？》谁知，信刚发走，蔡元培先生为反对军阀政府对外卖国，对内镇压学生运动的无耻行径，已愤然辞职。因而邓春兰的呼吁未能奏效。渴求解除女禁意志坚强的邓春兰，没有灰心，又拟了一份《请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和《春兰上蔡校长书》一齐寄给北京新闻界，再一次呼吁全国妇女同胞为大学解除女禁、教育平等而奋起抗争。
1919年6月，就在邓春兰焦急等待回音的时候，甘肃省决定招考官费赴京学生，邓春兰毅然报了名，在一些进步人士的极力主张下，甘肃省录取了邓春兰等六名成绩优异的女学生。7月26日清晨，邓春兰一行登上了几个羊皮筏子联成的排子，解缆启程，踏上了万里赴京争学权的征途。她在出刊的《晋京旅行记》中写道：“余等此行，历时三句，计程数千里，困苦艰难，备尝之矣。且今后世界的日新月异，吾辈女子复岂以常处闺闼，以自放弃其责任耶？故此当振我精神，致力于学术，以为服务社会之备，岂不快哉？”
1919年8月27日，邓春兰等到达北京的这一天，正值北京爱国学生与反动政府进行英勇的斗争。大批军警、保安队，把三四千名请愿的爱国学生强行驱赶到天安门内围困，并逮捕了学生领袖。邓春兰下车后听到此消息，立即直奔天安门和爱国学生一起向反动军警进行搏斗。她不畏强暴，高呼“打倒卖国军阀”等口号，表现了一代爱国女性的高贵品质。亲身参加这场斗争的感受，使邓春兰对冲破旧制度，开放大学女禁的要求更加坚定不移了。此时，北京《晨报》发表了邓春兰的两封信，随即，北京、上海的《民国日报》等报刊以及英人办的《民心报》、法人办的《益世报》等外文报刊也相继刊载，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李大钊、陈独秀、向警予、胡适、田汉、李达、茅盾、陈望道等著名人士及许多进步人士、爱国青年尤其是女学生们纷纷发表谈话，撰写文章，表示热烈支持。邓春兰继而在《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明自己对妇女解放的观点。这年冬天，复回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深为邓春兰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明确表示：“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当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
在邓春兰的带动下，山西、湖南、北京的一些教育团体和女青年们也通过提案或联合呼吁要求解除女禁。
由于社会舆论的推动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北京大学于1920年2月，终于先后招收了9名女学生人学，邓春兰便是其中之一，并被分在哲学系学习。这9位女青年成为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至此，这沿袭多年的“男女有别”的封建戒律－－“大学女禁”在“五四”运动中，在邓春兰等有志女青年的奋起抗争下被打破了。当时，北京有些报纸，都以显著的地位报道了这一消息，热烈称赞这教育改革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大胜利，赞扬这些勇开一代新风的女英雄。尽管一些封建遗老遗少们视之为“不遵祖训”，拼命反对，然而，顺应历史发展的妇女解放，男女教育平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
解放后，邓春兰一直在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下，幸福地次度晚年。1982年6月9日，邓春兰因患膀胱瘤，不幸逝世。甘肃省政协为邓春兰举行了追悼会，高度评价了这位首倡冲破大学女禁的女英雄－－邓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