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写作
英雄写作，第三代诗学流派。由于该诗派一直处于封闭性的写作状态，而成为中国当代诗界最具独特性和戏剧性的诗学流派、被其代表诗人刘诚称为他“一个人的诗学流派”。
英雄写作的代表作品，当推第三代诗人理论家刘诚于2002年的诗集《愤怒》（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该诗集收入诗人自1980至2000年每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总体上看，《愤怒》中的短诗，融古典与时代精神与一炉，精炼、含蓄，重意境营造，佳作密集，浪漫而不矫情，富有创新精神；长诗则庄严、厚重、大气，拥有丰厚的生活底蕴，在继承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溶入了深广厚重的当代经验。尤其是集20年心血倾情打造的5000余行长诗巨作《命运·九歌》，以其不可复制的个人风格和对时代苦难的独力担当，被一些论者称为作者的“生命之诗”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诗界最后一部“挑战诗歌秩序”的长诗力作。这部大诗由20多首长诗构成，既可独立成篇，又浑然一体，可以作为一部大诗来读，体现了一种宏大、严谨的结构美和建筑美。写作于1984到1985年间的长诗《走向人群》（《命运·九歌》之第二歌），从形式到内在精神都有许多独创的东西，为诗坛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本。在《走向人群》中，诗歌一反过去纯粹的抒情性，出现了丰富的反讽、叙述、描述等多种表意手法；一反过去抒情诗常用的一位抒情主人公面向一人或万人的言说，出现了许多虚构的人物、事件、场景，虚构的人物与虚构的“我”，就现实与历史展开对话。该诗实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诗人们所追求的诗歌的“戏剧性”，融现实、象征、玄思于一炉，努力在多种多样的情感、思想、人物命运、历史判断、现实景象和未来期许之间展开丰富的“对话”，使诗歌成为一种具有对话性的复调文本，通过多种人物的声音、命运相互映衬、相互对话，展现出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独特认识。在形式上，不同叙述者的不同语气，述说的不同角度，诗歌那种长句，大容量、对现实作恣意铺排的写作手法，以及反讽的、叙述的手法，将诗歌的叙事性、戏剧性、对话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时代的复杂性表现得相当深刻，像一部大型的交响乐一样，造成了一种多声部相互补充、烘托、谐调推进的独特效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在抒情诗之外的新的诗歌写作范式。文学博士荣光启撰文评论道：“甚至在诗歌的印刷排版上，不同叙述者的声音用不同的字体印刷，在1985年前后，诗歌文本这样的实验性实在难得。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一些当代诗人‘反崇高’、‘拒绝隐喻’的日常化诗歌面世之前，诗人刘诚已经在为诗歌写作观念和方式的革新做着开拓性的工作。”（荣光启：《向着本源的穿行与回返——论刘诚诗歌》）无疑，《愤怒》是第三代诗歌的重要收获，但同为第三代，《愤怒》的写作又明显不同，即在第三代诗群对朦胧诗进行全面反叛、走向文化虚无的时候，刘诚却在他对朦胧诗的颠覆性写作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朦胧诗最可宝贵的理想和社会批判精神，这在精神全面滑坡的时代格局里实在难能可贵，从而使《愤怒》成为第三代诗歌极具独特性和重要美学意义的代表性文本。
《愤怒》的写作是英雄写作。时隔二十年，在谈到这部诗集的时候刘诚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这样的写作不是英雄写作，那么以《愤怒》为标志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二十年时间里我的写作是什么写作呢？它肯定不是非非的，也不是知识分子的，更不是他们——民间立场的，它就是它——第三代诗歌运动之英雄写作！什么是英雄写作？那是孤独的写作，没有观众和掌声的写作，亦即地下的写作，依靠理想和信念支持的写作；与艺术和人生的黑暗短兵相接、长期处于胶着状态、没有人对胜利作保的写作；完全感知黑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写作，是聊胜于无的写作，战士的写作；那是作为生存方式、以写作作为平衡人生的重要力量的写作，亦即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第一百次被打倒、第一百零一次爬起来对自己说‘不，我们不哭’、或者在无人驻守的精神高地上荷戟独彷徨的写作，与命运对抗与妥协交替出现的繁弦交响的写作；是批判的写作和自我安慰的写作，对灵魂严厉拷问的写作；是对生活毫不保留的投入，稍有一点犹豫就会半途而废、永远不再写作的写作。”（白鸦：《刘诚访谈录：重返天堂之门——从神性写作到第三极文学运动》）
由于中国诗坛一向以埋没优秀诗人为特点，加之代表诗人刘诚一度淡出诗界，多年来这一足以载入诗史的重要诗学流派一直不为人知，只能像地火一样在地下运行，直到2002年刘诚跻身网络诗界，以一大批神性写作诗歌创作实践和诗学理论建树重新出场，该诗派才得以慢慢浮出水面，而这时，英雄写作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第三极神性写作的出场为英雄写作划上了句号。
英雄写作长达二十年时间不为人知的惨痛经历，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界的标志性事件，折射出第三代以降中国诗界无序竞争愈演愈烈、诗歌生态日益恶化的混乱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