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方济各·沙勿略
St. Francois Xavier（1506—1552）
方济各·沙勿略是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沙勿略1506年4月7日出生在西班牙纳瓦拉省的哈维尔城堡。他的父亲胡安·德哈索是国王的私人顾问；母亲玛丽亚·阿斯皮奎塔·哈维尔出身名门，并且是她父母双方惟一的继承人。沙勿略是家庭中最小的男孩。按照当地的习惯，一个新生儿既可以承继父姓也可择取母亲的姓。沙勿略则依从了母亲的姓氏。
沙勿略自幼生活在城堡中，尽管他经常接触到那些尚武的骑士们，但他的秉性却使他绕开了通向军界的道路，18岁进入巴黎的圣巴尔贝学院，接受一种全面的教育。由于他的学业优异，沙勿略22岁时已被任命为博韦学院亚里斯多德哲学讲师并被视为一名学者。
由于耶稣会把耶露撒冷当作自己的圣地，于是沙勿略于1536年离开巴黎前往威尼斯与先期已抵达此地的罗耀拉汇合，以便前往耶露撒冷朝圣。但由于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使他们无法前往东方，于是1537年沙勿略又紧随罗耀拉的足迹来到罗马。
1540年，沙勿略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奉教廷之命前往东方的印度、日本等地传教。历经8个月的艰难航行，1541年12月沙勿略抵达果阿。在他写给罗耀拉会长的信中，说果阿已经俨然是一座基督教化的城市，那里有一所培养当地土著传教士的学院。
沙勿略在科莫林角进行几个月的布道工作之后，他冷静地认识到，在印度要取得传教事业的成功，那将是任重而道远的。所以他要求罗马教廷要派一些具有善意和良好品德的传教士到印度来。
为了广泛了解东方传教事业的普遍进展情况，1545年底沙勿略来到马六甲一带。4个月后，他又到了安汶岛。在熟悉东南亚海域诸岛后，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东亚。
1549年8月15日沙勿略带着其他两名修士、两名仆人和业已信奉基督教的安禄日踏上日本国土。在和日本人的接触中，他认为日本正是他寻求的实现基督教千年王国的理想之地，而且日本人是被发现土地上最为超群者。他们管教有方，品德优秀。沙勿略还在安禄日的帮助下用日语写了一份简略的祈祷书。只有掌握当地的语言，才能取得传教事业的进展。此点成为沙勿略东方传教策略的重要基点之一。
在日本传教过程中，沙勿略还发现影响传播基督福音的最大障碍是相当部分日本人信仰佛教。如果不能从教义上批驳佛教的主张，那么就不可能争取到日本人对基督教的尊重和皈依，也不可能赢得社会威信。
沙勿略已经认识到不批驳佛教学说就无法树立基督教的声望，要树立基督教的声望则要求派到东方的传教士不仅应当有一般的学问，而且应当懂科学。事实上，用西方的知识和科学来为传播基督教开辟道路已构成沙勿略东方传教策略的又一块基石。
日本是有着自己固有文化的国家。要想在日本取得传播基督教教义的成功，沙勿略特别总结到，传教士们应对当地的文化要有所适应。而这一点正是沙勿略东方传教策略的核心思想。
罗耀拉委派沙勿略作为“教皇特使”前往东方传教，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沙勿略通过在东方的宣教活动能使“适应”策略系统化并突出其可实施性。而沙勿略的历史功绩也就在于为“适应”策略确立了一系列如前所述的原则。沙勿略为“适应”策略所确立的那些原则是否能适用于东方国家尚待在实践中来检验。
1551年11月20日，沙勿略重返印度。这期间他又开始思索一个新问题，即中国的基督教化问题。在日本，沙勿略开始认识到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而中国则是一个物产丰富，文明昌盛的国度。因此沙勿略萌生了到中国传播福音的想法。
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外，中国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沙勿略在印度组织一个赴中国使团——只要能获准进入中国，参见皇帝，就可以在中国传教了。在商人朋友的帮助下，他很快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使团。1552年4月，他离开印度果阿。但事情远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抵达马六甲时，使团被扣留下来，沙勿略的计划失败了。
失败反而更坚定了沙勿略进入中国的决心，他把距离中国海岸很近的上川岛作为基地，开始探索新的入境方法。1552年8月沙勿略乘“圣十字”号抵达距广州30海里的我国上川岛。当时该岛为葡萄牙商人与我沿海居民进行走私贸易的据点。沙勿略抵达上川岛后已开始认识到明朝政府对外国人入境实行严格的控制，到中国传教形势十分严峻。但这并没有动摇沙勿略到中国内陆传播福音的决心。他一方面精心安排秘密潜入中国内地的计划，同时考虑好了一旦他拟议中的计划不能实行时的应急措施，即于次年当暹罗向中国派出进贡使团时，他想谋求一个席位与该国使团一起进京。
1552年12月，沙勿略不幸染上疟疾，由于缺乏医药，不久便去世了，年仅46岁。他后来被安葬在印度，1662年被教会列为圣徒，他的墓地也成为朝拜的圣地。在他十多年的福传生涯里，劝导了三万多人领洗入教，福传旅程超过数千里，涉足大半东亚地区。
沙勿略没能实现他自己的理想。但他提出的意图使整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基督教化的设想却成为西方传教士一代又一代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尤其是他在日本传教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策略思想更被他的继承人奉为典范。
沙勿略未能进入中国传教，但他的努力激励着他的同道，直至撞开中国的大门。在葡萄牙人抢占澳门之后，耶稣会士开始以此为据点，设法向中国内地渗透。
圣方济·沙勿略（或译作萨威）和圣依纳爵·罗耀拉一样，是耶稣会创会的六位伙伴之一，而沙勿略是其中最执着、勇敢的一位。因此曾有人这样形容：如果耶稣会会祖依纳爵是「不倦的旅人」，那么沙勿略就是「无畏的航海者」。
1530年代，同是西班牙巴斯克（Basque）人的沙勿略和依纳爵，在巴黎大学相识。耶稣的召唤透过依纳爵的循循善诱打动了沙勿略。
1541年，沙勿略接受教宗的任命，以罗马教廷大使的身份来到亚洲。这是一趟危险的旅程：他首先到了葡萄牙的属地，这是他伟大的传教路线之一的首站，并乘船经非洲到印度、马六甲、印度尼西亚诸岛、日本，展开福传工作，历经十一年，这也是他永远不能返家的传教路线。在他写信给依纳爵的一封话别的信里，他这样说：「我这一生能留下些什么，其实我已很清楚，我们唯有透过书信才能相聚──不过相信在另一个国度里，我们能面对面互相拥抱。」
圣方济经过十五个月的航行后终于抵达葡国属地，在那里葡萄牙人已为基督宗教打下基础，不过教堂的状况却很糟糕。圣方济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并视当地的港口作为通往印度南岸的基地。其实当时因着他的宣讲而皈依的人数不少，几乎全部都是穷人，少数民族和低下阶级的人。但另一方面，他也常常因为欧洲的殖民主义者的不道德、贪婪和暴力而沮丧，这些人破坏了基督宗教的诚信。
1546年圣方济想开拓南亚的诸岛，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逐渐收到一些有关日本这个国家的报告。虽然它仍不为西方世界所认识却拥有高度的文明，这使得圣方济决定以日本作为下一个传教的地点。经过很多的历险，他终于在1549年8月15号抵达日本，圣方济很幸运的遇到一个好时机。此时的日本政局十分不稳定，足足有250个诸侯王在控制这个国家，而却没有一个获得最大的权力，这样的局面使得日本对外国人的到访敞开大门。
圣方济很快地体验到日本文化的素养，但明白到要向这样一群人宣讲需要特别的方法，他在写给依纳爵的信中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找到另一个民族像日本人一样，他们有很好的风度……，他们是荣耀之士，让人惊讶，他们甚至把荣耀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事物都要重要……，他们喜欢听取由理性提出的事物；即使他们有罪过和邪恶，只要有人能理性地跟他们指出所做之事是邪恶的，他们就会经过理性的思考后慢慢被说服。」
日本文化的经验改变了圣方济传教方法。这以前他一直视自己是一位在荒芜土地上的开垦者，现在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有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去发现其潜在的力量和美德，好能找出方法把这些特质与福音讯息相连。
圣方济在日本逗留了27个月，并建立了好些皈依的信仰团体，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他的工作为其后陆续前来的耶稣会士提供了一个基础－他们当中不少在后来的迫害中丧失了生命。而在日本的时间，他同时注意到另一个伟大却不为人知的国境：中国。
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不对外国开放的国家；虽然如此，圣方济相信这会士他所有传教努力里的最大奖项，然而这个奖项也的确难倒了他。
1552年，他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了船到中国，却病入膏肓，最后他在靠近中国沿岸一个人迹稀少的上川岛登陆。很遗憾地他的身体每下愈况，终于在12月3日逝世，享年46岁。在福传过程中他了解到；为了帮助不同国族的人接受福音，除了要学习当地语言之外，也需要对这些地方的文化和民族性有所认识。在那些他无法用言语沟通的地方，他就以实际的行动去关怀穷人，照顾他们的需要。沙勿略为福传历尽辛苦，海上的风暴、南国的酷热、北地的冰雪，甚至前往居住着剽悍原住民的小岛亲身涉险，这一切都没有令他退缩。他说「我相信对于那些视我们主基督的的十字架为甘饴的人，这样的劳苦是一种歇息，而结束这些劳苦或逃避它们却是死亡。」沙勿略当年播下的种子，借着天主的恩宠和多位后继者的努力，如今已经长成林荫。圣方济萨威于1622年被封圣，而1927年，他与圣女小德兰一起被列为外国传教士的主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