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用具
文房用具
以“笔、墨、纸、砚”为代表的文房用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科学史上璀璨的明珠。
毛笔作为书写工具，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留有描绘的痕迹。春秋、战国时对笔的叫法各地不一，有“笔”、“聿”、“拂”等多种名称，秦实行“书同文，车同轨”，才统一称作“笔”。相传是秦将蒙恬创造了第一批笔。到了汉代，笔已比较考究，路卮是当时的制笔高手。三国韦诞有《笔经》一书问世，总结了当时的制笔方法。
晋时，安徽宣州用兔毛制成的紫毫笔，以笔锋尖挺而拥著称于世。到了唐代，宣笔声誉日隆，“陈氏”、“诸葛氏”跨唐宋两朝，制笔技艺世代相传，所创无心散卓笔具有性能柔润、根基牢靠，久用不散，书写流畅的特点，称“海内第一”。宋代除了宣州诸葛氏之外，歙县的吕道人，黟县的吕大渊，新安的汪伯立等都名冠一时。元代以后，以湖州为中心的制笔业日益兴隆。尤以羊毫笔最享盛名，为士林所爱，并得朝廷赞赏，此时的“湖笔”与“宣笔”已同享盛名，乃至超过了宣笔，而成为全国毛笔的代表，誉满海内外。
由于毛笔是由动物纤维制成，难以长久保存，故完整的古笔传世极少，除少数发掘品外，能见到的明清毛笔，也可算得上是稀世珍宝了。
早在商周以前，墨作为一种黑色颜料，已开始用于书写。1975年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墨块，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墨。到了汉代，制墨已成一定的规模，东汉发明了墨模，墨的形式才趋于规整。三国时西安人韦诞（字仲将），工书法，善制墨，所制“仲将墨”、或“韦诞墨”已被史书记载。唐代制墨业空前兴盛，制作益精，名匠辈出。唐后期，易水制墨高手奚超等人因避战乱迁居歙州，与其子奚廷圭以黄山松烟为原料，改进调胶、捣松等工艺，所制之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声名大作，因此得到南唐李后主赏识，赐姓李，并封李廷圭为墨务官，李廷圭墨由此扬名天下，时有“天下第一品”、“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美谈。宋徽宗宣和三年，歙州更名徽州，辖歙、休、夥、祁门、绩溪、婺源六县，制墨业形成了“家传户习”的盛况，自此，墨便统称“徽墨”。张遇、潘谷、戴彦衡等都是当时的制墨大家。
明清两代迄今，全国制墨中心也一直在徽州。明代歙县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研制徽墨，隽雅大方，香料考究，多出贡墨与名流托造之墨。程、方不仅所制之墨被誉为“前无古人之佳作”，还分别著有《墨苑》、《墨谱》传世。清代徽州制墨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被称作“四大墨王”。胡开文所制“地球墨”还获得190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说起纸,素有蔡伦造纸一说，《后汉书·蔡伦传》有“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称“蔡侯纸”的记载。隋唐时期是造纸业的全盛时期，纸中之王的“宣纸”，就是这一时期产生和兴盛起来的。宣纸产地在安徽宣州的泾县一带，故名宣纸。千万年来，宣纸以其质地绵软、百搓不折、纹理紧密、光洁如玉、不腐不蛀等特点，享有“寿纸千年”的美誉，成为中国书画的必需品。
中国历代名家的书画、古籍经典得以流传至今，宣纸是其依赖的载体。
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又称研。东汉以后，才抛开研石，自成一体。六朝至隋最突出的是瓷砚的出现，由三足而多足。唐代常见箕形砚样式，形同簸箕，砚底一端落地，一端以足支持。宋代以长方形抄手砚为特色，砚底挖空，两边为墙足，可用手抄底托起。明清两代制砚工艺逐渐由适用转向观赏，风格由古朴渐趋华丽，砚盖制作也极考究，已成为集书、画、雕刻、髹漆等等多种技艺于一体的精美工艺品。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中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访砚、藏砚、赏砚、刻砚，已成为文人相会的一种风气。
唐以来，砚材出现了很多品种，但其中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最为突出，号称“四大名砚”，而端、歙砚则名列其首，更是饮誉中华。
中国传统文房用具，除了“四宝”之外，还包括了很多的辅助文具，如笔筒、笔架、笔挂、笔洗、笔舐、笔船、砚滴、水丞、水盂、镇尺、臂搁、墨盒、印章、印泥、印泥盒等等，这些用具，所用材料有玉、石、竹、木、角、漆、金、银、铜、铁、象牙、玳瑁、珐琅、玻璃、陶瓷等多种，造型各异，雕琢精妙，可用可赏，故又称作文玩。
（图）邮票上的文房四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