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宦官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而且其特点相当明显，即宦官在皇帝与外戚斗争的夹缝中逐步增强自身的势力进而把持朝政。东汉宦官专权开始于十岁即位的汉和帝时期。此后的历代东汉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其中最小的殇帝即位时刚满百日，桓帝即位时年龄较大，但也不过十五岁。每当小皇帝上台，因其年幼无知，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外戚，从而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当皇帝长大成人后，自然想亲政收权，而这必然形成与外戚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中，皇帝因幼长深宫，势单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取得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东汉宦官势力较为猖獗的时期是汉桓帝消灭外戚梁冀集团之后。由此而直至东汉灭亡，宦官专权擅政，排除异己，并制造一次次党锢事件，不仅败坏了朝政，而且加深了政治的黑暗。
梁冀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外戚。他的两个妹妹都曾先后被立为皇后，冲帝、质帝、桓帝也皆由梁冀策立为帝。梁冀把持朝政，一手遮天，其跋扈之气焰无以言表，皇帝反而成了无权的傀儡。汉桓帝即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极力想摆脱其尴尬的境地，并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个宦官歃血为盟，决心除掉梁冀。唐衡、单超等五人在皇帝的支持下，经过周密策划，调动羽林军千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与其妻畏罪自杀，其家族成员及党羽宾客大多被杀。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食邑自二万户到一万三千户不等，时人并称“五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
在以后的几年中，“五侯”任人唯亲，其亲属族人不仅多数升官，而且依仗其权势，排斥异己，为所欲为。如徐璜之侄看上了李氏女子，遭拒后竟然率官吏闯入李家，抢走此女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依法处理，反而受到了桓帝的刑责。“五侯”权势日大，骄横日甚，进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汉桓帝趁具瑗之兄犯罪之机，痛加裁抑，下诏贬具瑗为都乡侯，单超、唐衡等人也因此受到牵连，纷纷遭贬，五侯专权告一段落。
“五侯”失势后，侯览、苏康、管霸等又成为新的一轮炙手可热的宦官。他们与五侯一样把持朝政、盘剥百姓、任人唯亲。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而大多数太学生及地方儒生的仕进之路由此被堵塞，朝政日趋黑暗，时人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面对宦官专权的局面，以正直官员李膺、陈蕃为首，形成了一股讨论时政、品评人物的“清议”潮流，并与宦官集团展开斗争。李膺时任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以杀孕妇取乐，李膺将其逮捕后处死。宦官们因为惧于李膺的威势，行为收敛了不少，连休假时也不敢走出宫门。但心狠手辣的宦官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而是时刻寻找除掉李膺这个眼中钉的机会。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南术士张成纵子杀人，李膺将其处死。张成曾给桓帝占过卦，与宦官也颇有来往。张成的弟子与宦官勾结，诬告李膺与太学生串通一气，诽谤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二百余人，并在全国各地悬赏捉拿李膺的党人。宦官们趁机公报私仇，乱捕良民，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但有些“党人”自请入狱，声援李膺等人。太尉陈蕃因为上书为李膺鸣不平，而被皇帝罢官。城门都尉窦武及尚书等人也上书为李膺喊冤。桓帝迫于压力，于公元167年赦免了李膺等二百余人，但终生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汉桓帝死后，窦太后及其父窦武迎立汉灵帝即位。当时灵帝年仅13岁，窦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扶持左右。窦武与陈蕃都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因而密谋铲除宦官。在窦太后的支持下，他们杀死了在朝中专权宦官管霸、苏康二人。窦武还曾计划除掉大宦官曹节等人，但因事机不密被宦官们知悉。曹节等人见势不妙，急忙率人入宫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并假传圣旨，派兵捉拿窦武。窦武慌忙避入军营。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纠集千余兵马围攻窦武，最终斩杀窦武及其宗亲、宾客，窦太后随之被囚禁。陈蕃得知曹节等宦官矫诏捕杀窦武的消息后，不顾年老体弱，召集属吏和学生八十余人持刀冲入承明门，正被捕杀窦武回宫的宦官王甫遇到。陈蕃因寡不敌众而遭杀害。
窦武、陈蕃被害后，宦官自行封赏、加官晋爵，完全控制了东汉的朝政。灵帝即位之初年少无知，重任宦官。成人后又耽于享乐与敛财，宦官们投其所好，朝政之混乱与腐败可以想见。宦官侯览的母亲及其家人在其家乡山东无恶不作，山东名士张俭上书弹劾。气急败坏的侯览指使无赖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图谋造反。不明所以的灵帝下诏追捕张俭等人。张俭逃亡途中受到了多人的收留然后成功出塞。宦官们借此大肆捉拿张俭党人，凡是帮助张俭逃跑的人都被列入党人的行列，受牵连者甚众。
在第一次党锢事件中幸存的李膺在张俭事发后，没有接受亲朋的劝告而坦然受难，被捕后死于狱中，其子弟、亲戚全部削职为民。此外，杜密、虞放等百余官员及名人被诬杀，受牵连而被流放、禁锢、处死者多达六七百人。其后，宦官们又几次兴风作浪追捕党人，党人之狱遍及全国，形成了东汉时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其后，宦官把持下的东汉统治更加黑暗。朝臣上书指责宦官图谋不轨，昏庸的汉灵帝竟不知何为“不轨”。在灵帝身边随时侍从左右的中常侍有张让、赵忠等十二人，举其大数称“十常侍”。他们参预览阅朝臣章奏，把持朝政，而灵帝却心甘情愿地受制于宦官，公然觍颜称：“张常侍(张让)乃我公，赵常侍(赵忠)乃我母。”皇帝与宦官一道盘剥百姓、卖官鬻爵，朝政日益腐败，最终酿成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