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遇刺记

1934年12月 2日，在斯莫尔尼宫一楼的走廊上，来了一小批人。走在前面的是一 个穿军装的人，脸色黄中显出苍白，没有一丝生气，嘴上蓄着稀疏的胡须，有一双迟 钝而失神的眼睛。他右手拿一支拿甘式手枪，遇见迎面走来的人，他大声叫道： “到墙那边去，全站好!” 这便是雅戈达，内务人民委员。跟在他后面的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 日丹诺夫和叶若夫，他们是基洛夫遇刺后第二天到达列宁格勒的。雅戈达亲自负责他 们的安全，有些虚张声势地挥动着手枪，强迫遇见的州委工作人员一动不动地呆立在 墙边。

互相矛盾由雅戈达领导的英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揭露了杀害基洛夫的卑鄙凶手，证 实了这件血腥罪行是根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领导的反革命集团的命令策划和实施 的。被捕者共77人，其中主要是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其中包括季诺 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上，他们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后来统统被枪毙了。 可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谋杀基洛夫这件事恰好与……雅戈达本人 有关！权力无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所有可以想像得到和难以想像的暴行都承认 不讳。当人们读到雅戈达在审判中的陈述时无不大为震惊：“1934年夏天，叶努启泽 通知我，‘托洛茨基右翼集团’中央，已通过杀害基洛夫的决定，李可夫直接参与了 这个决定。于是我知道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集团正具体策划着这次谋杀。叶 努启泽坚持要我别对这次行动进行任何阻挠。因此，我不得不向任列宁格勒州内务局 副局长的扎波罗热茨建议，不要阻挠对基洛夫暗杀行动的执行。过了一段时间，扎波 罗热茨通知我，内务人民委员部拘捕了尼古拉耶夫，从他那儿搜出了一支手枪和基洛 夫的行经路线图，尼古拉耶夫已被释放。” 在白雪覆盖、广袤无垠的国土上，无数的人们在翻阅报纸，他们被震惊得瑟瑟发 抖。这是做梦、是海市蜃楼还是幻觉?啊，这是事实，由证人的供状所证实的事实!在 法庭上，雅戈达的心腹，他的秘书 ∏.布兰诺夫说：“雅戈达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完全 忠实的人。我在场时他同别人谈话毫无避讳。雅戈达曾对我说，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 格勒分局工作人员鲍里索夫参与了基洛夫谋杀事件。当到列宁格勒来的政府官员将这 个鲍里索夫召到斯莫尔尼宫——将他作为证人对他进行审讯时，扎波罗热茨大为不安， 担心鲍里索夫供出他幕后的人，于是决定杀掉他。按照雅戈达的指示，扎波罗热茨的 办法是：让运送鲍里索夫去斯莫尔尼宫的汽车发生车祸，把鲍里索夫在车祸中杀掉。” 雅戈达于1938年3月15日被处决，这是在侦察基洛夫谋杀事件过后四年的事情。 不久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斯莫尔尼宫里那声枪响，早被飞机炸弹的呼啸和大 炮的轰鸣淹没。到了50年代中期，官方对于基洛夫被刺原因的说明已经深入人心，不 可动摇。那是斯大林在尼古拉耶夫开了致命的一枪之后几天立刻作出的结论：尼古拉 耶夫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指示执行了这个暗杀行动，季诺维也夫当时住在莫斯科，领导 着反革命的“莫斯科中央” 。在列宁格勒，还与之平行地存在一个“托洛茨基-季诺 维也夫中央”，它从国外接受托洛茨基谋杀基洛夫的指示。这一指示得以成功执行， 仅仅是由于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与“右翼”分子，即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等人联 系之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了同他们过从甚密的雅戈达，从而保证了凶手们得以 接近目标。雅戈达得到有关指示后，即传达给“自己”人扎波罗热茨，物色一个执行 者就只是技术问题了。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偶然被选中了。他是一个被开除出党和 解除公职、对领导恨之入骨的人。 这个说法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可能不了解清楚， 杀害基洛夫有可能正合于斯大林的心意，因为斯大林可能不会放过利用这一事件去消 灭反对派原来那些领袖的机会。然而在30年代流行起来的这个说法，在所有历史教科 书中再三重复，作为确定无疑的真象已经根深蒂固。

赫鲁晓夫的驳斥赫鲁晓夫的驳斥

关于基洛夫之死，赫鲁晓夫是第一个驳斥官方说法的人。在秘密举行的二十大上， 他报告说：“应该说，与谋杀基洛夫同志有关的各种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不解、 叫人猜不透的地方，需要作最细致的调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负责保卫基洛夫的人 中有人为杀人犯尼古拉耶夫帮忙。在凶杀案发生前一个半月，尼古拉耶夫已因行为可 疑而遭拘捕，但连调查也还未进行就将他释放了。而最值得怀疑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当1934年12月 2日，负责基洛夫安全工作的一位肃反人员被带去审讯时，他竟然在“ 车祸”中被害，然而，那次护送他的人中没有任何人受伤。基洛夫谋杀事件后，列宁 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停了职，只受到很轻的处罚。但在1937年又被枪决了。可 以认为，他们后来被处死，是要为基洛夫谋杀事件的组织者灭口。”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引述的事实，彻底否定了官方的说法。按官方的说法，基 洛夫被杀是按照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旨意办事，尽管后二者在审判中 承认对谋杀负政 治和道德责任。斯莫尔尼宫内发生的悲剧有了新的材料：基洛夫的 卫士鲍里索夫，据某些材料透露，曾事先警告基洛夫有可能被人谋杀；他两次抓住带 着武器正对基洛夫进行追踪的尼古拉耶夫，后来又奉某人之命将他放走，而自己最终 被干掉了。 清除两三个“层次”上的潜在见证人，照赫鲁晓夫看来，这是斯大林的手法。赫 鲁晓夫在第二次又公开地回到他饶有兴趣的题目上来时，指的就是这一点。下面摘引 他在苏共中央1961年二十二大总结发言中的片断：“有一个事实引人注目：杀害基洛 夫的凶手曾两次在斯莫尔尼宫附近被拘，并从他身上搜出武器。但根据某人的指示， 他两次都被释放了。正是这个人带着武器来到斯莫尔尼宫基洛夫经常出入的走廊上。 不知为什么又会发生这样的事：在谋杀的一瞬间，基洛夫的卫士长却远离基洛夫，虽 然按规定他无权这样远离被保卫者。另一个事实也实在离奇。送基洛夫的卫士长去审 讯时——他应当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来审讯，而在途中，正如后来驾车 的司机所说的那样，却由护送卫士长去受审的人故意制造了一场车祸。他们声称卫士 长已在车祸中丧生，尽管实际上他是由押送的人杀死的。后来又将杀死他那些人统统 枪毙了……有谁能这样干呢?现在正在详细调查这一复杂案件的各种情况。” 沙图诺夫斯卡雅的调查

1960年，为调查基洛夫谋杀案，苏共中央主席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这个委 员会由什维尔尼克领导。他们询问了数千人，研究了成千上万份材料。这个委员会的 成员中，最积极的是奥莉加·格里戈里耶芙娜·沙图诺夫斯卡雅。她是革命前就参加 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同基洛夫一起在外高加索工作，1937年曾受到处罚，50年 代从科雷马重返工作岗位。赫鲁晓夫十分了解她，建议她到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沙图诺夫斯卡雅进行了两年的调查。千百人向她揭开了他们30年来简直不敢回忆 的秘密。她作了一件了不得的工作，积累了64卷文件。由什维尔尼克、沙图诺夫斯卡 雅签名递交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书确凿无疑地证明：基洛夫是按照斯大林的秘密指示被 杀的。这个委员会作出的结论，正如人们所公认的，成了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发言的 基础。有证据证明，在阅读过的资料的影响下，赫鲁晓夫甚至在中央主席团提出了重 新评价30年代的诉讼案问题，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皮亚塔科夫— —索科里尼科夫集团、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人。但赫鲁晓夫半途而废了，或 因他本人决心不够，或因缺乏老一代战友的支持。 根据沙图诺夫斯卡雅的证明，在向中央主席团委员送发基洛夫谋杀案情况及其他 诉讼案的报告书之后，赫鲁晓夫要求将所有收集到的材料存档。对沙图诺夫斯卡雅起 初的反对意见，赫鲁晓夫回答道：“现在他们对我们还不理解。我们15年后再提此事。” 然而他的许愿并未实现——两年之后，他已被他的老战友们赶下了台。还在他被 免除一切职务之前，沙图诺夫斯卡雅就已退休。她过去那些证人纷纷前来找她。他们 说，有人在重新从他们那里取证。沙图诺夫斯卡雅明白，人们在对委员会的结论作重 新评价。果然不出所料——在佩尔谢领导下，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新的委员会开 始了工作。 然而，一切又沉寂下去，一直沉寂了整整20年。无论在哪儿——在传媒上，在历 史文献中，还是在学术界，有关斯莫尔尼宫那场悲剧，连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一直到 了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这种缄默的抵制才告中断。 沙图诺夫斯卡雅得出了什么结论呢？下面就是这篇“侦破小说”的作者与她的谈 话的简要笔录： 第一，沙图诺夫斯卡雅认为，由于基洛夫声望日增，又由于在十七大开会期间， 一些中央委员在奥尔忠尼启泽家开会，曾讨论推翻斯大林的问题，斯大林对此有所了 解，所以他有理由感到担心。关于这次有科肖尔、埃赫、舍博尔达耶夫及其他人参加 的会议，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沙图诺夫斯卡雅是从叶莲娜·斯莫罗金娜，即已被 镇压的共青团领导人彼得·斯莫罗金的妻子那儿，以及从基洛夫的老同志阿列克谢· 谢瓦斯季扬诺夫那儿了解到这些事的。基洛夫夏天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度假时曾对谢瓦 斯季扬诺夫说过：“斯大林现在要置我于死地了。”从那时起，他一家就经常处于恐 惧之中。关于在奥尔忠尼启泽家开的那次会议，一位1911年入党的党员，基洛夫的妻 妹C.Л.马尔库斯，也对沙图诺夫斯卡雅说过——仿佛是听基洛夫亲口讲的。 第二，斯大林对尼古拉耶夫的审讯。诚然，审讯时的谈话没有进行记录。但她相 信，尼古拉耶夫立即向斯大林报告，四个月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一直怂恿他去杀 人，还硬说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由于承认了这一点，尼古拉耶夫在办公室里就被毒 打一顿。布尔什维克奥帕林证实了这一事实。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沙图诺夫斯卡雅，他 援引了参加审判的列宁格勒检察长帕利恰耶夫的话。这位检察长知道，他是陷入了某 种幕后斗争，他现在是该倒大霉了。他终于开枪自杀，但在自杀之前，他把此事告诉 了他的朋友奥帕林。还有一个证人，也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州委第二书记丘多夫的 朋友德米特里耶夫。丘多夫和检察长帕利恰耶夫一样，也参加了审判。丘多夫在被捕 以前，得以将审判期间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德米特里耶夫。 第三，基洛夫的私人警卫鲍里索夫曾事先警告基洛夫处境有危险。他在被送往斯 莫尔尼宫途中，在车上被护送他到斯大林那儿接受询问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用 钢钎击中头部死亡。1934年，人们都说车祸是因为汽车出了故障，是由于那一溜平的 墙壁，鲍里索夫就撞死在那墙壁上。沙图诺夫斯卡雅遍寻驾驶那辆汽车的司机库津， 他竟然奇迹般地在劳改营中不曾蒙难。他说，坐在他身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突然 一把抓住他的方向盘，使汽车向墙壁冲去，但他及时扭转了方向盘，因此只使汽车的 前灯遭到损坏。”这车祸实在太具有戏剧性了。鲍里索夫的脑袋被用石头一顿好打， ”库津说道。库津的口供是自相矛盾的：1934年他讲的是一套，1937年他讲的又是一 套，而到了1961年，他却又有了第三种讲法。在6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口供： “是发生过车祸，发生过，鲍里索夫是在车祸中死亡的。”得了，库津的事全明白了。 但是，还有一个马穆申，一个马穆申!马穆申是谁?他就是那个外科医生！他解剖了鲍 里索夫的尸体，及时提交了人们要求的那些供词。只是在1962年临死之前，才向他的 朋友拉特涅尔透露说：创伤的性质毫无疑问——是头部受到猛烈打击而死的! 第四，尼古拉耶夫曾多次被基洛夫的警卫拘捕。有一次还在身上发现一个皮包， 里面有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和一张基洛夫散步的路线图。然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人员每次都将他释放。1938年，在宣判“托洛茨基右翼集团”分子时，被告雅戈达承 认，是他向扎波罗热茨下命令，将被拘捕者释放的。因为叶努启泽和李可夫下了这样的命令。沙图诺夫斯卡雅认为，这个命令来自一个更高的人物——斯大林。

基里琳娜的调查还有一个人对赫鲁晓夫说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赫鲁晓夫说法的基础，我们知道， 是沙图诺夫斯卡雅参与准备的那些报告书。此人便是A.基里琳娜，苏共列宁格勒州党 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这个研究所在苏维埃年代便拥有崇高的地位和大量的档案资料。 她要求通过文献和事实了解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带着情绪撰写历史。她得出了与 沙图诺夫斯卡雅完全对立的结论。她在报刊上撰文指出，无论直接或间接的，可以说 明斯大林参与谋杀基洛夫的证据从来就没有发现过。她认为，“赫鲁晓夫在证明斯大 林参与基洛夫谋杀案时，实际上是沿着30年代调查的证明模式：预谋了一场车祸，违 反了保卫工作规则，在斯莫尔尼宫拘捕过尼古拉耶夫。差别只是在于：在这个问题上 赫鲁晓夫是以那辆送鲍里索夫去斯莫尔尼宫的汽车司机的证明为依据，这位司机还奇 迹般地活着；而雅戈达和他的秘书布兰诺夫干脆就承认了这些事实。” 基里琳娜无论如何并不忽视车祸、谋杀或鲍里索夫自杀这些事实（这样的预测也 是有的——作者），还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插手这些事件，但她认为，要摆脱研究者们 趋之若鹜的已经习以为常的思路，同时必须在其他方面搜集信息。第一个委员会的工 作处于二十大引起的巨大感情波涛之中，它的活动明显具有指控斯大林的倾向——这 一点连普通人都看得清楚。但研究者不应当受到形势的诱惑。基里琳娜就是对恐怖主 义者个人表现出很高兴趣的少数人之一，这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1934年12月 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报上报道说，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原列宁格 勒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他生于1904 年。在起初一些日子，如果人们还能在群众集会和报纸上回忆起这个名字，那也仅是 否定的，受到一片咒骂。渐渐地，这个名字被普遍遗忘了。尼古拉耶夫本人已被处决， 这种命运也落到他妻子头上，他母亲、兄弟、两个姊妹、妻妹及其丈夫，都无一幸免。 尼古拉耶夫在斯莫尔尼宫开枪时年仅30岁，他出生在彼得堡，念完了六年级。19 20年入团，1924年加入联共(布)。他在11岁前因患病无法步行。1926年，医疗委员会 指出他有生理退化征象，双手呈猴爪状，双腿短小，驱干增长。在列宁格勒一个档案 馆中曾发现尼古拉耶夫的应征附卡。上面写道：“根据医疗委员会 109号令第15条， 免予入伍前的军训和在红军中实际服役。” 他的性格特征渐渐显现出来：心理、行为都不稳定，有时使人讨厌，在小事上老 是纠缠不休，有时脾气暴躁。常常同周围的人发生冲突，为每一件小事而同别人争吵。 那些推销政治读物的义务推销员，照他的说法，因为好长时间没找补他的钱，他就要 同别人干仗，因为他订阅了这种书，交付了订阅费，就是说，既然不履约，就该马上 把零头找补给他。尼古拉耶夫外出时，骑上自行车，将别人撞伤，人民法院责成他向 受害公民赔偿损失，他到处提出上诉，既折磨受害者，又使审判员吃尽苦头。 他什么工作没有干过呢，无论是办事员、钳工助手还是刨工？他到过萨马拉，在 那里当了一年半责任人——乡苏维埃书记。不错，那是彼得格勒最饥饿的一个时代— —是在1919～1920年间。回到这座家乡城市，他在维堡区干上了办事员，又当过维堡 区团委的事务长，过后又去了卢加，在县团委任同样职务。后来突然又成了“红星” 工厂的钳工助理，又在“红色军械厂”和卡尔·马克思厂干起了刨工。从1932年 5月 到 8月，他担任过州党委指导员，后来，到1933年10月前，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物 价检查处工作人员。1933年夏天，取消了物价检查，尼古拉耶夫又回到州党委——这 次是到了文化宣传处。1933年10月，又从那里进入联共(布)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他 最后担任的职务是党史委员会指导员。 1934年4月8日，研究所审查尼古拉耶夫的个人案件。党组织全体大会通过决议， 将其开除出党，因为他“拒绝到区委参加动员党员从事交通工作选拔委员会，对这件 事情采取庸俗态度，对党员领导人故意无端责难”。开除他出党前 4天，研究所行政 领导宣布了开除他公职的命令。解除他职务的原因完全不是他不胜任，而正如命令中 所说的，是“拒绝党委的差遣”。解除职务的理由，从法律的观点看并不合法，法院 是可以恢复他的工作的，但是……尼古拉耶夫是在党的机关任职，法院对这类机构的 劳动纠纷却不予受理。如果不是这个惹祸的命令，基洛夫或许不会被击穿脑袋，倒在 斯莫尔尼宫的走廊上。 对于开除出党和开除工职的决定，尼古拉耶夫表示反对。他向联共(布)斯莫尔尼 区委提出上诉。纠纷审查委员会考虑到尼古拉耶夫已真诚悔过，没有批准研究所党委 的决定，仅限于公布对他的严重警告，并载入登记卡，记下了这个年轻党员的粗暴、 极端缺乏自制的行为及歇斯底里的表现。恢复他在研究所的工作一事毫无结果。从19 34年4月起，他开始失业。这使他大感窘迫——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了生活来源。 1934年12月27日公布的起诉书称：“……有一个情况也可以说明被告尼古拉耶夫 在这一时期并无物质上的某些困难：尼古拉耶夫私人占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并且陈 设完备……”保存完好的那一时期的住房登记册表明，这件事并非完全如此。尼古拉 耶夫曾住在森林大街8幢13单元14号。他家共6个成年人，共占用这套公共住宅中的两 个小房间，不难想像他在失去固定收入后的处境。他得不到任何帮助，而他又是家中 惟一的供养者。人是会不得以而陷于绝境的。 起诉书说：“尼古拉耶夫断然地一贯地推托对他作出安排的一切建议，借口是身 体虚弱，需要治疗。”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人们确实给他推荐过工作，但那是工 厂里一般的车工，但他认为自己是被不公正地辞退的，要求恢复到过去的岗位——到 研究所去，或者，至少让他去干同样性质的工作，可以保证过去的收入。在研究所， 他每月工资为250～275卢布，而在他担任“领导”工作之前变换过多次的工厂里，他 的收入为 70～120卢布。考虑到他有一大家人，只有妻子一人工作，他拒绝到工厂工 作的建议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尼古拉耶夫没有任何工作专长，无论如何也不具备足 够高的专业知识。 有时听说尼古拉耶夫杀害基洛夫是因为争风吃醋。保存下来的许多证据都说明， 尼古拉耶夫很爱他的妻子，常常为她而吃醋。他最初的供认也助长了这种说法。在雅 戈达和阿格拉诺夫到达之前，还是由列宁格勒肃反人员进行调查工作的第一天，他好 像就说过，他进行谋杀乃是报私仇。然而在第二天，那些散布类似猜测的人都受到了 严厉的处罚。 尼古拉耶夫的妻子叫米尔塔·德拉乌列，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女人，出生于拉托维 亚一个雇农家庭，入过团，后来又入了党，曾任联共(布)卢加县委统计股股长。她同 尼古拉耶夫是在卢加认识的，那时尼古拉耶夫在县团委工作。1930年，她来到列宁格 勒州党委，开始任统计员，后来成为轻工部干部处处长助理。1933年，她调任轻工业 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局监检书记。管理局就设在斯莫尔尼宫内。基洛夫和米尔塔 ·德拉乌列是否相识呢？当然如此。许多人看见，他们在斯莫尔尼宫走廊上遇见时都 相互一笑。基洛夫对所有妇女都是面带笑容的，他压根儿就是个快快活活、和蔼可亲 的人。使人怀疑他与米尔塔有秘密往来的证据，哪怕是间接的证据，都是丝毫没有的。 在基里琳娜看来，在调查凶手是一个人这种说法的时候，很少注意研究搜查尼古 拉耶夫住宅时没收那些材料：私人日记、写给各种组织的申诉。在这些材料中，他表 达出自己绝望的心理，不满的情绪，艰难的生活处境，“国家工作人员对待一个活人 的不公正态度”。顺便提一句，尼古拉耶夫的个性，无论是什维尔尼克的委员会，还 是佩尔谢的委员会，都不曾作为更仔细的研究目标。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突破既 定模式的藩篱。

政治局的第三个委员会又过了许久，才终于由一批新的侦察人员，不受过去那一代法律工作者的教条和 成规的影响，对与基洛夫谋杀案有关的所有情况，着手进行全面、客观、充分的调查。 198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算起来是第三个专门委员会，目的是另行研究与斯大 林镇压有关的材料。参加1934年12月惨案调查小组的人有：苏联检察院高级法律顾问 ю.и.谢多夫，总军事检察院高级军事检察官、司法上校H.B.库利什，苏联克格勃侦 察处长助理、司法上校A.я.瓦利托夫。检察工作进行了两年多。 调查小组的总结性文件超过 100页，其中还不包括大量附件、证明、鉴定材料。 工作量很大，从档案中获取了许多曾认为是永远不可复得的新材料，对报刊上提出的 种种说法进行了研究。任何一个严肃的文件都没有被忽略，对国外的材料也予以了考 虑。 调查小组更仔细地研究了凶手的个性，揭示出许多新的极为重要的细节。对于这 些细节，30年代的调查要么故意忽略了，要么没有打算将它们同正在诉讼的案件结合 起来。 这个侦检小组在ю.и.谢多夫的领导下，对在尼古拉耶夫家中搜查时被没收的和 他发往各级党政机关的信件及各种文件，都一一作了技术鉴定。其中有一封信是写给 基洛夫的，写信的时间是1934年 7月。尼古拉耶夫说，他曾在几个责任重大的岗位上 工作，积极同“新反对派”作过斗争，从来都是党的一名忠实战士，可现在已经四个 月失业在家，对此任何人都不予理会。 8 月，尼古拉耶夫给斯大林本人写信。内容全是诉苦——抱怨生活极为困难啦， 开除公职的作法不公正啦，因为提批评意见而遭迫害啦等等。没得到这封信的答复。 10月，他又向联共(布)中央写信。这封信实在是内心的呐喊——家中共六口人，五个 是成年人，只有妻子一个人工作。她那微薄的收入不敷全家的生活用度。从他被辞退 开始，一共向党和苏维埃机构写了数十封信。但是毫无作用。 完全处于绝望的尼古拉耶夫，开始撰写并复制了许多悲伤的、感人肺腑的《自传 故事》。《最后说一声永别……》就是一篇极悲愤的文字，描写遭蹂躏的心灵在失去 希望时的痛苦，在揭露社会恶习、表达准备为正义、为“历史的使命”而牺牲自己的 同时，要去自杀。尼古拉耶夫与此类似的其他作品还有：《致亲爱的妻子和阶级兄弟 》、《政治遗言》(《我对党和社会的回答……》)。只是在这些作品中，他比较明确 地暗示出他要策划暗杀活动。在保存下来的他自己编写的计划中，有谋杀的各种可能 方案的详细描写，毫无疑问，这是在谈谋杀基洛夫的问题。 在尼古拉耶夫的日记中，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记载：他将被载入史册，人们将为 他树碑立传。他还将自己同热利亚博夫和拉季谢夫相提并论。他的亲属朋友都证明他 有自大狂。考虑到他的病患和不稳定的性格，根据这些理由，曾让他免服兵役。可以 说，尼古拉耶夫需要去作心理鉴定，可是这次并没有按法律要求办事。这也叫人费解。 向有15名警卫保护的政治局委员的后脑勺开枪，将他放倒在地，甚至不打算逃离现场， 这对一名恐怖分子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他还想开第二枪自杀，但没有打中，他发抖 了；正如后来的见证医生所说：他在离被害者三步之处，“处于歇斯底里发作状态。” 人们特别仔细地调查了这样一种说法：有人预谋将鲍里索夫除掉，因为他是一个 危险的见证人。在这一事件中，确实存在不少谜团。送他去斯大林处受审时，却又突 然遭遇车祸身亡……在1934年的鉴定中说：“……鲍里索夫头部猛撞在硬物例如石墙 上，致使颅骨破裂。”难道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交通工具，将一 名警卫人员安全送到斯莫尔尼宫的领袖身边？在经过60多年后的今天，很难解释清楚 为此目的而装备那辆一吨半普通敞篷货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是遵循的什么原则。 而且，1990年，最权威的军医鉴定专家们确认了1934年医疗鉴定的准确性。 凶手如何拥有武器，他是如何弄到斯莫尔尼宫的通行证的，这些问题也都已经有 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手枪根本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为掩饰第三者的踪迹设下精妙圈套 而发给他的。一切要简单得多：尼古拉耶夫早在1918年就得到了手枪，在1924年和19 30年曾两次重新登记。当时几乎所有党团工作人员都允许拥有武器，不仅如此，而且 还已经查明，1930年，这个恐怖分子还在列宁格勒一家商店买到28发子弹。由此可见， 尼古拉耶夫在搞恐怖活动前才得到武器，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斯莫尔尼宫出入证一事，解释也很简单。那些年，任何党员，只需凭党证就可以 畅通无阻地进入州委大楼。确实，尼古拉耶夫已被开除出党，可是后来又恢复了党籍。 他拥有党证，只要在门岗前亮一亮，就可以上任何一层楼去。已查明，他每个月都交 纳了党费，尽管他从1934年4月起就失去了工作。 中央政治局委派的侦检小组只承认为客观材料所证明的准确事实。那些道听途说 的，随便臆测的，常常由具应景性质的想象引起，出自他人之口的消息，则需要有力 的证据。可是它们却没有证据。沙图诺夫斯卡雅的一个论断就是这样。她曾说，在审 讯中，尼古拉耶夫告诉斯大林，似乎四个月以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直劝 他去搞这次谋杀，硬说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 沙图诺夫斯卡雅并断言，尼古拉耶夫曾三次被抓，搜出武器，似乎每次都被列宁 格勒肃反工作人员释放。现查明，实际上他只被抓到一次，而且这是在1934年10月15 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肃反工作人员看过他放有手枪的皮包。他们可能没有搜查被抓 者。尼古拉耶夫声言有人在四个月中唆使他去搞谋杀，这并没有具说服力的材料。所 有档案都翻阅了，常到尼古拉耶夫囚室去的肃反人员卡察法的所有证词也研究过了， 受侦察者在被斯大林审问后返回时同卫兵的谈话记录也发现了。尼古拉耶夫曾向警卫 人员说：“斯大林答应不处死我，这无非一派胡言。有谁相信独裁者？他答应，只要 我供出同伙，他就不处死我。我没有同伙……” 在寻找同伙时，尼古拉耶夫的日记起了作用。阿格拉诺夫很快抓住了这个记载： “我记得，我同伊万·科托雷诺夫一起去过一些经济组织，募集团的工作经费。区委 的小伙子一个个身体都很结实——他们是科托雷诺夫、安东诺夫、还有外省来的沙茨 基……”侦察人员还帮助他“回忆”起另几个人。 12月 6日逮捕了科托雷诺夫。他曾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在整个 预审和法院侦察期间，他矢口否认参与了基洛夫谋杀案。他在法庭上声称：“我可以 在法庭上跪下发誓，无论在安东诺夫那儿，还是在兹维兹多夫那儿，还是在尼古拉耶 夫那儿，从未听说起过恐怖行动。”另外30个人也加以否认，他们的名字是从尼古拉 耶夫口中逼出来的。在审判过程中，人们将尼古拉耶夫与其他30人隔开单独审问。开 始他说，是他单独行动的，他没有任何同伙，但主持人乌尔里希很快逼他回忆起先前 的供词。尼古拉耶夫的法庭看守、肃反工作人员古谢夫后来指出，在法庭审问后，尼 古拉耶夫大声叫道：“我干什么啦!我干什么啦!现在他们都叫我下流坯! 一切都完了。” 宣判之后警卫人员曾听到尼古拉耶夫说：“难道是这样?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用古谢夫的话说，尼古拉耶夫曾相信，最多判他三四年徒刑。另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 工作人员指出，“当宣判之后，尼古拉耶夫大声叫道，他受骗了，用头在栏杆上撞。” 阿格拉诺夫向莫斯科转交了一份特别报告。报告中说：“几乎所有被告都耐着性子， 但是非常平静地听完了宣判。而尼古拉耶夫却大叫了一声‘残忍……’” 肃反工作人员卡察法的口供保存了下来，枪决犯人时他也在场。“最先枪决尼古 拉耶夫、沙茨基、鲁勉泽夫等人。科托雷诺夫最后一个枪决，阿格拉诺夫和维辛斯基 同他作了交谈。他们对他说：‘现在即将枪决您了，您仍然可以说出真话，是什么人， 怎么组织了基洛夫谋杀案？’科托雷诺夫对此回答道：‘整个审判都是一派胡言。你 们已经枪毙了他们，现在枪毙我好了。但我们这些人，除了尼古拉耶夫，在任何方面 都是无辜的……’” 梅尔卡德尔用冰斧把托沃茨基这位“国际间谍”的脑门击破，使其死亡，只是在 行凶两年半之后才对凶手进行了审判。人们收集了罪证，进行了对质，作了侦察实验。 而在列宁格勒，30名无辜者，其中包括三名大学生、一名工程师、一名大学教师、工 业和海军学院的一些学员、一名维堡区苏维埃代表，他们的命运却在28天内就决定了， 而且枪决在宣判后一小时就执行了。 1935年 1月，从已被枪决的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的刑事案中分出一个所 谓“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案”来。受牵连的有尼古拉耶夫的亲属——他妻子、 妻妹及其丈夫、母亲、几个姊妹、一个兄弟，以及密友科托雷诺夫、安东诺夫等。这 些人在1934年12月已被枪决。在77名被审判的人中，许多人互不相识，但他们全都被 控参与了谋杀案。1936年 8月镇压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托洛茨基——季诺 维也夫“莫斯科”中央和“联合”中央的参加者，罪名是从事反苏活动，通过他们建 立的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恐怖小组凶残地杀害了基洛夫。 1988年 6月13日，他们由苏联最高法院恢复了名誉。上述被称为中央的机构已证 实并不存在，因此类案件被判刑的人也未参与基洛夫谋杀案。1990年，苏联总检察长 就1934年12月30名无辜被告判处死刑—案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枪毙他们的非法判决 作废了，被处决者行为中没有犯罪要素这个刑事案件取消了。但是，在尼古拉耶夫的 判决上却没有作出改变。 什么阴谋都不存在。谋杀案件是一个人干的。1991年新年前夕，最高法院公布了 一项决定，消除了对所谓“列宁格勒中央”即科托雷诺夫、安东诺夫等人的最后疑点。 他们成为这一案件中最后取消不公正指控的人，笼罩在幸存下来的亲友头上56年的无 形阴影也烟消云散。

雅科夫列夫的独特意见这样，第三次审查的结论便是一致的了：基洛夫谋杀案是一个人单独干的，客观 证实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参与了斯莫尔尼宫惨剧的材料一无所有。不过，斯 大林利用了基洛夫谋杀案这一事实，对自己思想上和假想中的反对者进行了镇压，这 一点却是没有争议的。侦检小组的意见在报刊上公布了。政治局的委员会对这个小组 的结论是否同意呢？正如委员会主席A.H.雅科夫列夫声称的，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情况 进行调查的检察院和克格勃工作人员，表现出的“更多是司法角度”，因此应当再回 到这个案件上来——因为这里的谜团太多了。

根据列宁格勒州委工作人员斯维什尼科夫提供的证词，在那个不幸的日子，早上 10点钟，基洛夫曾往斯莫尔尼宫给他打电话，说他不到斯莫尔尼宫来了，嘱他将州委 里准备好的一批发言材料送到他家里去。另外还有三个电话：有一次是12点钟打给罗 斯利亚科夫的，有两次是打给第二书记丘多夫的。给丘多夫打的后一次电话是在下午 3点零几分。下午3点，丘多夫在斯莫尔尼宫开始开会，研究废除粮食供应卡的问题。 从电话交谈中，大家知道基洛夫不打算到州委来。他要到乌里茨基宫的积极分子中去 讲话。 他一生最后一个半小时的情况，精确到每一分钟地复现出来。下午 4点整，他从 位于曙光街的家中出了门。他步行走过几个街区，在一座桥边坐上了等候在那里的汽 车，往乌里茨基宫去了。那座桥当时叫拉文斯特沃桥，在他死后被命名为基洛夫桥。 4 点半钟，他意外地出现在斯莫尔尼宫。他没有经过一下子就可以进入他办公室的“ 秘书”侧门，而是走的大门。 有一个假说称，有人给他打电话，叫他到斯莫尔尼宫去用政府专用联络线路同莫 斯科通话。但是，为这件事情是不必去斯莫尔尼宫的，因为他家中就有政府专用线路 电话。不排除他需要一些补充材料，便决定顺道去取的可能性。党的积极分子定在下 午 6点去乌里茨基宫，也许基洛夫的演讲准备工作比他估计的结束得早一些，他便决 定到丘多夫那里去参加一会儿会议。 然而这一切都出自假设。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下午2～3时，尼古拉耶夫携带手 枪畅通无阻地通过门岗，进入了州委书记乌加罗夫的办公室，索要进入乌里茨基宫开 党员积极分子大会的通行证，但遭到了拒绝。然而他并没有离开斯莫尔尼宫。他在走 廊上走来走去，坐在一个窗台上，在州委书记们的办公室旁边迟疑不决。 基洛夫出人意料地来到了走廊里。于是响起了不祥的枪声。基洛夫的私人警卫鲍 里索夫不在他身边——他在走廊上什么地方慢吞吞地走着。基洛夫除了贴身警卫外， 还应有一位外出警卫来保护，而且在州委书记办公室走廊上还应有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值班。但在开枪的时候，四名保安人员一个也不在场。

附录：摘自未公开的材料--引自《鲍里索夫审问记录》(在谋杀发生的当天)

我下午 4点30分左右在斯莫尔尼宫正门前厅接基洛夫，并相距15步跟在他的身后。 跟他上了三楼大走廊时，我和基洛夫的距离增大到20步远。在离向小走廊拐弯的地方 不到两步远时，我听到一声枪响；当我掏出手枪上扳机时，又听见第二声枪响。我冲 进小走廊，看见两个人相距三四米躺在地上，就在丘多夫会议室门边。在他们旁边的 地上有一支手枪……

引自《斯大林给阿格拉诺夫的建议》(я.阿格拉诺夫——苏联内务部副人民委员)

……给尼古拉耶夫一些东西吃。给他买鸡和其他食品，让他吃，使他健壮一些， 然后他会讲出是谁在领导他，他不说，就用鞭子抽他——他就会招供一切…… 摘自《舍伊宁的审问记录(1956年)》(Л.舍伊宁——苏联检察院大案要案侦察员)

到达列宁格勒后，总检察长阿库洛夫和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便对被告作了极简短 的重审，我则记录他们的供述。这些审问明显是在走过场，每人只问20～30分钟。而 且在审问时，有以叶若夫和科萨列夫为代表的中央的一个专案委员会在场。重审只归 结到一点：已对被告提过什么问题，是否确认他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口供， 是否承认自己有罪…… ……起诉书是由维辛斯基亲自撰写的……他曾两次同阿库洛夫一道去中央找斯大 林，斯大林亲自审定了这份起诉书。这一点我是从维辛斯基那里得知的，他很兴奋地 说，斯大林是如何字斟句酌修订这份文件的，还说斯大林建议加一章《公诉式》……

摘自M.B.罗斯利亚科夫的一本秘密卷宗 (M.B.罗斯利亚科夫——列宁格勒州党委 财经部主任，基洛夫的朋友。曾被镇压。1970年去世。他的 200页手稿卷宗不久前在 特种档案中被发现)

12月10日我打电话到斯莫尔尼宫给基洛夫，但他不在那里。于是我拨通了他的住 宅电话。基洛夫接了电话。他请我将一份材料送到他家里去，又补充说，他要我今天 一定到州委去找丘多夫。我没想到也无法预料到，基洛夫这熟悉而充满朝气的声音， 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了…… 我按指定的时间到了丘多夫那里。会议是在丘多夫办公室开的。这间办公室位于 三楼走廊一个小角上。与会的有州和市的领导干部20～25人。 同州委开会的惯例一样，由速记员纳杰日达·谢尔盖耶芙娜·库德利亚夫采娃作 记录。会议进行中，基洛夫曾两次打电话找丘多夫，关心会议进展，目前研究的事情。 从这两次谈话中可以清楚明白地知道，基洛夫正在家里，在准备他的报告。 ……在5点钟时，我们突然听到枪声——一声，两声。坐在大门边的A·伊万琴科 第一个跑到走廊上，但马上又回来了。我跟在伊万琴科的后面跑出去，看见一副惨景： 丘多夫会客室大门左边，基洛夫面孔向下倒在走廊上。他的头偏向右边，制帽的遮阳 触在地上，帽子微微向上翻起。左手下面有一个公文夹，里面有他准备好的报告材料： 公文夹并未完全掉到地上，但无力的手已经不能抓住它。基洛夫一动不动……在这个 门的右边，还仰躺着一个人，双腿前伸，双臂伸开，右手上有一支手枪。 我赶快跑到基洛夫跟前，抬起他的头，轻轻叫了一声“基洛夫·米罗维奇！”他 没有声息，毫无反应。我冲到躺着的罪犯跟前，轻轻地从他手上夺下手枪，交给了正 弯腰查看着的 A.и.乌加罗夫。我搜寻了凶手的口袋，有一个记事本，一份党证…… 乌加罗夫(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在我肩后念道：“尼古拉耶夫·列昂尼德……”跑来的 人中有人用脚踹他，但我和乌加罗夫阻止了。 有人通知内务人民委员部，找麦德维基、卫生处。基洛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夫气 喘吁吁地跑过来。他在大走廊里落得太远。医生来了，带着强心剂，氧气枕。麦德维 基敞穿着一件大衣赶了来，连帽子也没戴。他的面孔乃至整个形象都是一副惊慌失措 的样子。同他一起赶来的还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卫生处长C.M.马穆申。丘多夫、卡达茨 基(列宁格勒苏维埃执委主席)、色尔诺夫及其他人抬起基洛夫，我抬起他的头部，血 从后脑勺直流到我的手上。我们抬着他经过会议室走进办公室，将他放在会议桌上。 我给他解开制服领子，取下皮带，试图摸摸他的脉搏，好像摸到了……但不，错了…… 医生一个接一个跑了来：第一个到的是外科教授格奥尔基·费多罗维奇·朗，接 踵而来的是外科教授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多布罗特沃尔斯基。生性严肃的多布罗特 沃尔斯基第一个宣布已经无望。但所有医生都仍然试图抢救基洛夫的性命。外科医生 尤斯金·尤利安诺维奇·扎涅利泽来了。他走近基洛夫，马上又转向他的同事们说： “应当写一份死亡证明书” 丘多夫通过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同中央委员会取得了联系。从谈话来看，接电话的 是卡冈诺维奇。丘多夫三言两语报告了主要情况——基洛夫被杀害了。卡冈诺维奇说， 他马上找斯大林。他和斯大林通上了电话。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是斯大林打来的 电话。丘多夫报告了基洛夫被害。斯大林想了解得更详尽一些，向他提了个什么问题， 丘多夫作了回答，说医生正在这里写证明书。然后斯大林又提了个问题，丘多夫一一 列举出几位教授的名字，并按斯大林的指示，请扎涅利泽到电话机前来。扎涅利泽开 始用俄语讲话，后来，显然由于斯大林提议，首先改用格鲁吉亚语。这我们都不懂。 接着中央又发来了指示，要进行解剖。医生们在写死亡证明书…… 市区委的书记们来了，决定动员全党，在各企业紧急召集积极分了向党员和劳动 人民传达…… 大家委派Б.П.波泽恩前往托尔马切沃，告诉基洛夫的妻子马利娅·利沃夫娜有 关基洛夫惨死的事情。后来波泽恩说，当他到了基洛夫家，刚跨进门槛时，马利娅· 利沃夫娜便直觉到发生了不幸，首先疑惑地问道：“谢尔盖出了什么事？”然后便倒 了下去…… 我还记得谋杀基洛夫的一个细节。基洛夫是被一枪打死的，可我们却听到了两声 枪响。第二颗子弹到哪里去了呢？如前所述，手枪是握在躺在地上的凶手软弱无力的 手上的。我们在四周查看，发现子弹在发生血案的走廊右侧上檐打了个洞。这颗子弹 是射向谁的?是基洛夫吗？为什么当时这颗子弹向右射了这么远，这么高?是尼古拉耶 夫企图自杀?也可能…… ……斯大林和同他一起从莫斯科赶来的领导人在去斯莫尔尼宫之前，先到了医院 ——尸体已于深夜在那里作了解剖，然后才到斯莫尔尼宫，在基洛夫的办公室里坐下， 开始传唤他们感兴趣的人。 ф.Д.麦德维基被叫来并接受了询问。斯大林极严厉地责备他未能预先防止基洛 夫被杀害。 尼古拉耶夫被带来时，处于某种精神恍惚的状态。他没有认出斯大林。人们向他 展示了斯大林的照片，他这才明白是在跟谁说话。他没有讲出任何明白的话来，只是 哭泣着，反复说道：“我干什么了?我干什么了?……”他没有否认谋杀的事实。 尼古拉耶夫的妻子，就是那个米尔塔·德拉乌利，也被传来。她一副惊慌失措、 吃惊不已的样子，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曾预料到。 陪同基洛夫的警卫员鲍利索夫也被传讯。但我们很快得知，他在来斯莫尔尼宫的 路上，从沃伊诺夫大街转拐时，从敞篷卡车上摔下来，摔死了。听说人们向斯大林报 告这场祸事时，斯大林气愤地说了一句：“这件事情都不会作！”显而易见，这句话 说的是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的工作人员…… ……头几次审问时，尼古拉耶夫坚持说是出于报私仇，仿佛是因为他的名誉受损 和生活窘迫。我完全认为有这种可能：谋杀的组织者和鼓动者可能对他们挑选的执行 者故意煽动起吃醋的感情，引发起对谋杀对象的个人恩怨，从而促使他实施暴行……

附录：摘自已公开的材料引自赫鲁晓夫的《秘录》(《秘录》未收入1990年出版的两本口述回忆录) 十七大期间，一位从北高加索来的党组织领导人会见了列宁格勒党组织书记基洛 夫，并告诉他一个秘密：“老党员中流传着一个说法：是由某人来取代斯大林的时候 了，谁对人更谦和有礼，人们就拥戴谁。我们周围的同志都认为你应当作总书记。” 基洛夫到斯大林那里，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斯大林听了他的话，简单地答道： “谢谢您，基洛夫同志。” 1934年底，在基洛夫办公室所在的斯莫尔尼学院附近，走来了已被开除出党，心 里充满仇恨的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人们将他抓了起来，也许是由于他看上去很可 疑吧。人们搜查了他，发现一支手枪。然而却将他释放了。结论可能只有一个：释放 他，是得到了派他进行恐怖活动那个组织的领导人的命令。过一段时间之后，尼古拉 耶夫又窜进斯莫尔尼宫，当基洛夫正上楼梯时向他射击。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落在后面， 来不及干任何事情。 稍后又有些传闻，说斯大林下令将尼古拉耶夫带到他那里去。尼古拉耶夫跪在地 上，说是照命令行事，请求宽恕，可能他认为会留他一条命，因为他只是执行命令而 已。一个傻瓜!既然要使这件事得以保密，当然得将他除掉，而且也这么作了…… ……我还知道一件事。当斯大林到列宁格勒调查基洛夫谋杀案时，下令将那名当 天负责保卫基洛夫的卫士长叫来询问。送他去见斯大林的卡车却发生了车祸，那个卫 士长死于非命。 很久以后，人们试图寻找并询问当年曾经护送那位士卫长的人。但那些人统统被 枪毙了。我建议找到那位司机，幸运的是他还活着。他告诉我们，根本算不得什么车 祸，只不过稍稍碰了一下。不过他回忆起，曾听到这辆敞篷卡车里发出一声打击的闷 响。那位卫士长就此死去。 我不怀疑是斯大林搞了幕后活动。基洛夫得以将列宁格勒党组织改变成一个积极有效的地方小组，他很受欢迎，对他的打击会引起党和人民的痛心。或许正因为如此， 才将他选作了牺牲对象。他的死成了一种借口，以震撼全国，在人们中引起恐慌，使他们向恐怖手段屈服，让斯大林摆脱那些他不喜欢的人和“人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