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庐经略
《草庐经略》一般著录为无名氏撰。有的题明黄之瑞撰，可能据题黄之瑞纂辑的《草庐经略舆图总论》著录（关于《草庐经略舆图总论》下文讨论）。还有的题黄启瑞撰，不可考。从书名上分析，作者将自己的兵书起名为《草庐经略》，无异是以隐居茅庐的诸葛亮自命，所以，他当是一位隐士。本书具体成书年代亦不可详考。但据书中所记内容推断，它当成书于明万历初年。其根据是：（一）作者称明朝为“国朝”，称朱元璋为“高皇帝”，称明朝初年为“国初”；（二）书中专有“御倭”一节，记述了嘉靖以来的抗倭战争，总结了戚继光、俞大猷的抗倭经验；（三）辑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中的内容及戚继光的用兵实例；（四）书中虽有“平蛮”、“平羌”专篇，但未言及万历以来明与后金的战事。所以本书成书上限应在隆庆以后，下限应在万历中期以前，大约在万历初年。
《草庐经略》十二卷。乾隆抄本作八卷，道光抄本作六卷。卷下分篇，全书共一百五十二篇。每篇体例类同《百战奇法》、《白毫子兵* 》等兵书，先进行理论阐述，然后引用古代战例，或用兵故事及兵家言论，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性。全书内容比较丰富，对战争的目的、战略战术、治军用将、阵法训练、火器制造、赏罚原则、阴阳占卜、屯田粮饷等军事上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论述，既有对古代优秀军事思想的继承和阐发，又有对明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其详细篇目如下。
卷一：操练、丁壮、精器械、习技艺、教部阵、训将、忠义、任贤、拊循、军刑、军赏。
卷二：将谋、将勇、将勤、将让、将信、将廉、约己、戒骄、责己、受善、致身、一众、选能、料敌。
卷三：远略、战权、部分、号令、军容、誓师、阴阳、禁祥去疑、矫言定众、假托鬼神、粮响、屯田、谨粮道、因粮于敌、地形、诡谲。
卷四：恩信、果断、持重、迅速、贵和、尚暇、尚静、尚秘、尚忽、尚整、冶力、治气。
卷五：用众、用寡、正兵、奇兵、车兵、骑兵、步兵、进兵、退兵；
卷六：客兵：、主兵、形人、虚实、击虚、避实、立营、军号、斥堠、间谍、乡导、督战。卷七：救援、攻营、袭人、致人、伏兵、防伏，游兵、疑兵、招抚、受降。
卷八：禁暴、逐利、乘胜、应卒、因势、出困、严备、内应、安众、愚众、虚声、先声。
卷九：击强、击众、度险、薄险、守险、奇险、筑险、间道、误敌、怒敌、饵敌。
卷十：疑敌、骄敌、懈敌、饥敌、待敌、薄敌、离敌、追敌、蹑敌、诳 敌、火攻。
卷十一：水战、山战、隘战、野战、夜战、暑战、雨战、风战、烟战、分战、迭战、死战、逆击、必战、邀击、横击、夹击、反击。
卷十二：首尾击、击后、掩击、突击、制突、先击强、先击弱、用弩、备边、御戎、平蛮、御倭、平羌、平盗、定乱、居功。
《草庐经略》是明代后期在军事理论方面较有成就的一部兵书小它对历代用兵经验进行了条分缕析，归纳概括，结合战例加以阐述，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许多思想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在战争观方面，它主张兴“仁义”之师，“禁暴安民”。认为战争的目的不是“以杀为务”，“要在平走安歇。”“兵之兴也，所以遇乱安民也。暴而不禁，是滋之乱，而民愈不安，殊菲从来征伐本意。故王者之师，倡仁而战，扶义而征。”（卷八）所以，它特别强调军队不要扰民，“师到之处，无暴神祗 ，无行田猎，无毁土坟，无燔墙屋，无焚林木，无掘丘坟，无取六畜、禾黍、器械，无掠妇女，见其老幼慰归无伤，虽遇壮者，不可无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秋毫无犯，市肆不易，皆由主将禁戒之严，故其下奉命而不敢违也。”（卷八）
在训练方面，它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国家最大的弊端是不讲操练，不仅将“操练”列于全书之首，而且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从古国家巨弊，莫巨乎平时武备废弛：卒闻有警，招募而即使之战也。”（卷一）认为“善操之将即善战之将。”（卷一）强调只有平时搞好训练，战时才能杀敌立功，“在上选器械教师，咸备三令五申，驱而用之，必能临阵杀贼，为国报效。”（卷一）对于训练的内容，认为并非只练步伍阵法，还必须练艺，练耳目，练心，练胆气，“第操之云者，非止操步阵也。操其技艺使之精熟，操其耳目使之不惊，操其心志使之不乱，操其胆气使之外不畏敌，内不爱身。”（卷一）对于教艺，它又反对教只能看不能战的“花法”，要求教能临阵杀敌的“正法”
2 草庐经略舆图总论
在将帅选拔方面，主张任人为贤。认为“任贤”是“军中之首务”。“一贤可退千里之敌。”（卷一）强调要知人善任，“不患世无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之而不能用，知而不善用之与无人等。”（卷一）对于将帅的条件，它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较详细地阐发，提出将帅要有谋，能先谋而后战；要有大勇，能柔能刚，临危不惧，虽折而气不挫；要勤勉，千纲万目，事必躬亲；要不居功，能推功、让能、避誉；要有信用，云赏则赏，当罚必罚；要廉洁，不贪利，不受赂；要严于律己、身先土卒；要戒骄戒躁；要善于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要有献身精神，不怕死；要善于用人；要善于料敌，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它还重申了要给将帅机断之权的传统思想，指出“君必假之以不御之权，然后可以奏师中之吉。”（卷二）战场上的进退、缓速、战守、赏罚等，一律由大将决定。对于将帅与士卒的关系，提出“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兵将相习。”（卷一）
在赏罚方面，主张公平合理，区别对待，“小犯则宥，大犯则诛；无心之犯则看，有心之犯则诛。持之衡平，济以机术，用法虽严，军中咸服矣。”（卷一）强调赏贵及时，贵小，贵速，贵溢，贵公，贵信，贵不滥。“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妄施，分毫不与。”（卷一）
关于奇正的解释，它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挥。认为以往所谓以聚为正，分为奇；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以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以受之于君为正，将所自出为奇；曹操的以向正中青为正，以旁击为奇；己二而敌一则以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以二术为正，三术为奇；以及李靖的正而无奇则守将；奇而无正则斗将；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等诸家之说，虽然都是正确的，但都是讲的奇正之常。而奇正之妙是“相生”、“相变”“正生奇”，“奇归于正”。指出“孙子之言奇正之变也，非道其常不足以辩奇正，非极其变，不足以尽奇正之妙也。正者，其阵堂堂，其队整整，退如山移，进如不可当，前却有节，左右应麾，可以更休而迭战，可以致远而无弊，敌人卒来撼之而不动，敌人暗袭当之而不乱，由此而变化不测，倏忽无常，是以正生奇也。纷纷坛坛，斗乱而不可乱，混混饨饨，形圆而不可败，是以奇归于正也。奇正之用其无穷矣。”（卷五）它还认为，“兵无奇不胜，故将非奇不战。”“善用兵者，临阵出奇，因敌制胜。”（卷五）
在人事与阴阳的关系方面，它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阴阳占卜之类的东西，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假借鬼神辅助用兵。尖锐指出：“夫天官时日之禁忌，元象物兆之吉凶，其属人创造者，本驾诞以为使愚之计。即朕若冥定者，其转移又在人事之勤，未有真倚仗鬼神，拘依俗禁，侈谈奇门遁甲，金甲神将，而可为决胜之策者。”（卷三）所以，主张先修人事，禁祥去疑，“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人事既修，我操其必胜之势。即天象茫茫，尚不可拘，况卜兆时日，何足深信，而乃簧惑于此，自失机会。”（卷三）指出：“太乙可知，而不可恃。”（卷三）
在阵法运用方面，既主张学古法，又反对泥古法，指出：“自古未有无方医，斯无不依古法之兵，第合法而不胶于法可也。”但是，“若区区依古法以求胜，愚将也。”（卷一）
此外，它在激励士气、解决粮饷等方面也有很好的见解。如认为养气之道在于“休众享士，大将鼓舞而率作之。俾相勉以忠义，相贤以威武，相劝以建绩，相激以犯难，相惭以无功，相耻以退却，相怒以敌骄，相指以敌脆，人人无不毗裂发竖，万夫必往，则气斯胜矣。”（卷四）解决粮饷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方法，“久守则须屯田，进击则谨粮道，深入则必因粮于敌。”（卷三）
《草庐经略》对古代军事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刻的阐述，而且间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清宋庆在序言中说：本书“逐条论断，最为审密。”“近时《武备志》、《读史兵略》诸书虽该博过此，而精当逊之，亦谈兵者不可缺少之书。”（宋氏排印本序）民国年间有人甚至称其为“中国兵学通论”。
本书始以抄本行世，现存较早的抄本有康熙、乾隆抄本。清道光年间，伍崇曜据曾冕士广文所藏抄本刊行，收入《粤雅堂丛书》。清光绪年间蓬莱宋氏、成都志古堂据粤雅堂丛书本重排和重刻。后来又被收入《申报馆丛书续集》、《丛书集成初编》。民国年间，新建出版社将其改名为《中国兵学通论》印行。
另外，民国年间石荣* 辑印的《蓉城仙馆丛书》收录有《明代秘籍三种·草庐经略舆图总论一卷》，题黄州黄之瑞纂辑。根据屠梅君京卿藏频阳骨仙氏康熙壬戌（1682年）抄本著录。黄之瑞生平不详，骨仙氏抄本叙只言其曾将此书献给先某公楚中丞。据寇息亭考证，骨仙氏“盖得之某中丞之子孙。其抄本在康熙壬戌，考壬戌为康熙二十一年，以此推之，黄氏干某中丞当确在明代无疑。”（寇息亭跋）但黄之瑞是否是《草庐经略》的作者，不可遽定。《草庐经略舆图总论》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分别论述京师和各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共15篇：北京、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原书有图，后人抄录时，“云图不精，遂未并绘。”（寇煜跋）今存本图失传。本书与《草庐经略》从体例到内容均不相同，似非一书。但本书从地理的角度研究军事，综述方舆形势之沿革，统观历代之兴亡，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方舆纪要》似仿其例。”（《草庐经略舆图总论跋》，又见《寇息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