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语言学

从诗性的智慧中诞生

十八世纪，结构主义开始萌芽。1725年，意大利法学家詹巴斯塔·维柯的《新科学》（New Science）就体现了结构主义的早期智慧，他的“诗性的智慧”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人类社会的各项原则不仅可以在我们人类自身心灵的变化中发现，而且这些制度最后也制约了人。

维柯似乎力图让人们认识到这个由人创造的社会结构正麻醉着人的心灵。他认为没有预先存在的“既定的”人的本质，没有预先确定的“人类共性”，人性的具体形式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人类制度的体系决定的。他的观点激发了学者们对“共性”和“制约”性的思考。

后来，现代社会学创始人德克海姆创建了一套新的理论，他把“社会事实”看作是物质的东西。这种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的行为规范使人们的行为成为社会事实，这些行为规范就是对人的行为的外部制约。例如：人吃饭、穿衣、说话等都要符合社会规范。这种“集体心智”似乎是一种网状的、结构状的，是无形的。人在其中对此无意识，但又无处不受其限制。“集体心智”启发学者们对整体性、结构性的认识。

尽管如此，人们公认的结构主义的开山鼻祖是瑞典的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Fardinand de Saussure）。1878年，索绪尔在他的《关于印欧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报告》中，提出语言是集体的习俗，反映在语法、语源、语音等方面，认为各种语言具有普遍性，即人类语言具有某种共同的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在文中未用“结构”，而用“习俗”。但“习俗”实质上就是结构主义后来指的结构，索绪尔的这些观点在近代语言史上具有革新的意义。

索绪尔的思想对结构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人类社会在表达和传递有关周围环境和自身的认识成果时，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使用了众多相对自足的形式系统。这些形式系统的共性在于他们不同程度的代替、代表、反映所要表达的主客体对象，如语言、手势等。如果将这些形式系统纳入一个范围，找出其规律，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出于这种考虑，索绪尔提出了符号学。

索绪尔明确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本质差别，他认为语言符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具有整体性。但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之间具有转换性。如：我们的想法可以用口头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也可以通过体态语言表达，也可以借助道具等不同的符号形式表达。这说明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有着相互转换的可能性。

及至后来，列维·斯特劳斯将人类文化作为符号系统来对待，这其实就是索绪尔提出的“将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范例。

政治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

结构主义的思潮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风靡全球，这主要得益于当时正处于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矛盾冲突激化期。

当时，东西方阵营都笼罩在冷战的阴霾之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也让人们感受着战争的梦魇；另一方面，即使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内部，社会政治、经济、种族矛盾所引发的激烈冲突也是彼伏此起，一浪高过一浪。

如今的不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趋向于把1960年代看成是对1950年代的一种反动或断裂，其“标识”就是所谓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

这重激进思潮同时渗透进可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使得当时整个欧美思想理论界出现大分化、大整合的局面。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则是随着以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罗曼·雅各布森等一批结构主义思想理论家的崛起，原来的那种受实证论影响而注重务实的思维方式，逐步转向一种相对的思维方式；“历时”的观察角度被“共时”的观察角度所代替。

其实，虽然当时的西方政治和社会动乱环境为结构主义的成功造成了有利的“思想解放”土壤（结构主义运动的学术社会学问题是一个尚有待深入研究的大问题），但其直接原因是学术性的，是西方学术思想史内部结构变迁的产物。

法国结构主义大体来说是现代西方人文学术成果在战后全面进入法国和法国对其加以特殊运作的双重因果的产物。没有德国哲学、心理学，英美社会人类学和语言学，瑞士、丹麦语言学，东欧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和现代派文艺实验等等，就不会出现法国结构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偏偏是法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学者，集中地、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方向上创造性地运作了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整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