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体赋
古体赋
古体赋，赋体的一类。指先秦两汉时的赋。作为《诗经》“六义”之一的“赋”，是铺陈叙述的意思，与“比”、“兴”同属于诗歌艺术表现方法范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赋”是从春秋时代士大夫赋诗活动发展出来的。赋诗即引用、朗诵《诗经》作品的断章成句以致礼达意，是春秋时代士大夫所必备的一种交际手段。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毛苌说:“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诗经·□风·定之方中》传)大约在战国时代出现了诗人文士自己创作的朗诵诗歌，便称之为“赋”。所以在汉代人的观念里，“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是《诗经》的一种流变产物。其特点是“不歌而诵”,“感物造端，材知深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即作品不入乐歌唱而用于朗诵，内容要求铺陈形容而见出才志。
古体赋，今存最早以赋名体的作品是《荀子·赋篇》中的五篇赋。但根据汉代人赋体观念，则屈原的楚辞作品也属于赋体。因此，《诗赋略》总结说：“春秋之后，周道□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荀况）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扬雄），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而著录各家赋作时,则分四类,包括荀、屈、宋和西汉赋。这一观点引起后来辞、赋是否同流的争义，也形成对古赋是否包括屈原楚辞作品的分歧见解：一说“屈子《离骚》即古赋”（元代祝尧《古赋辨体》）；一说《隋书·经籍志》即专列楚词一类，不与古赋同类。
古体赋，近代学者一般把赋与楚辞分列，认为屈原作品不属古赋，但对汉代作家摹仿《离骚》而作的赋，称为“骚体赋”，仍归属“古赋”。因此现在通称“古赋”，实际包括先秦两汉时期的三类赋作：大赋、小赋和骚体赋，在体制上各有特点。大赋、小赋的文体结构都是从荀赋、宋赋衍变而来的。荀况五赋分别写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文体以四言为主，半诗半文,韵散间出,结构是设为问答，表现手法是“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文心雕龙》·谐隐》)，有隐语猜谜的特点。宋玉赋沿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和韵散间出的文体，但发展了表现手法和描写艺术，形成“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体制特点。两汉各类大赋，包括枚乘“七”体的《七发》，司马相如“畋猎”的《子虚上林赋》,东方朔“设论”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京都”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都基本上保持这一体制特点。由于大赋多咏物，又间用韵散，因此又习称为咏物大赋或散体赋。两汉小赋不仅篇幅短小，而且通首为韵文，结构不设问答，而是直接咏物叙事或抒情，句法虽有通首四言之作，但较灵活,间有三言、六言及七言句。今存西汉小赋多咏物,而东汉多抒情小赋。至于两汉骚体赋，实则为西汉作家摹《离骚》体制而作长篇言志抒情之辞，从西汉贾谊《□鸟赋》、《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到东汉张衡《思玄赋》、蔡邕《述行赋》，莫不如此。因此也有人以为这类骚体赋当属楚辞一类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