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界外
清朝初期，南明将领郑成功不满于异族统治，在沿海竖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得到内陆人民的响应，清政府对此深恶痛绝，绞尽脑汁想断绝内陆与海内的联系，把郑成功的抗清部队困死在海外。
郑成功的叛将黄悟向清廷献策：“台厦二岛，弹丸之地，得延至今日而抵拒者，实由沿海居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著徙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则不攻自灭也。”
清政府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诏谕户部：“福建濒海地区，逼近海岛，郑氏时有侵犯，致民不宁守。冬十月遣满员前往设界督迁，凡有官兵民等，违禁出界盖房居屋耕种田地者，但以通敌处斩，务使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从此，在莆阳境内，便按清廷规定的界线，筑墙垣立界石，设堡垒，布营哨，凡界外居民，尽往界内迁徙，这是莆田历史上的第一次截界。
截界的强制实行，使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甚至死者无数。史载：“当搬迁之后，大起民夫，将官统率他们出界，毁民撤墙，民有被压死的，至是一望荒凉了。”同时，又砍其树木，把多年的大树和成林的果树以及合抱的松柏，一概砍光，又令“巡界兵丁割青，使寸草不留。”清廷截界举动遭到莆田人民的强烈反抗，百姓自发起来把界墙拆除，但不久又再度被逼搬迁，使界外再次沦为废墟。然而，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始终扑不灭人民反抗的熊熊烈火，此后一直斗争了数十年。
那么界内与界外的界线在哪里呢？因为人民对截界极为反感，所以界线一拆除，大家便马上把痕迹弄得荡然无存。对界线，民间至今有两种说法：一指“笏石南一带的渚林、北高、忠门、莆禧而至平海。”另一种说法是“从渠桥的壶山开始，沿着黄石的谷城山，绕经水南至宁海桥，然后回到涵江的新浦、鳌山一带，再往北至江口镇近海地区。”这后一种说法是指北起兴化湾南至湄洲湾的大片土地，都是当时界外的地界，流传广些。
清廷颁布迁界令清顺治十八年八月(公元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同年，清政府认为郑成功能够多次在沿海袭击清军，是因为沿海人民支持和接济了郑成功。
为了断绝沿海居民与郑成功的联系，清廷颁布了迁界令。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和康熙二年、康熙三年连续下了三道迁界令，严格规定山东、江浙、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村庄居民，全部内迁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重新划界围栏，不准沿海居民出海。
迁界之举对居守台湾的郑成功毫无影响，反而使大陆沿海空虚，海盗乘机活动，沿海社会治安更加不得安宁。鉴于迁界弊端丛生，有识人士先后上书清廷陈述迁界之弊，积极建议复界。其中两广总督周有德、广东巡抚王来任、湖广道御史李之芳、福建总督李率泰等，均曾先后上奏朝廷请求复界。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清政府权衡利弊得失，终允所奏，同意复界，废除海禁令。内迁的沿海乡民陆续迁回原先住地。
康熙十七年(1678年)，又因军事需要，再将一些地方的百姓移入原迁界限内；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681～1683年)，清廷平定郑军、统一台湾后，才令全部复界。
迁界时，为维持交通干道，保留通往浙、粤大路的地面。沿界挖沟筑墙，设寨建台，分兵把守，严禁民众越界。
当时，各地被迁的地域大小不等，凡支海多、港湾多、渔民多及郑军活动频繁的地方，迁幅都较大；而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地方，迁幅较小，甚至不迁。沿界的府、州、县城也都不迁。
清康熙元年沿海迁界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为杜绝沿海民众对郑军的支援，下令福建沿海人民迁入内地居住；八年(1669年)，因郑军已退守台湾，遂下令展界，各地所展地界幅度不一；十七年(1678年)，又因军事需要，再将一些地方的百姓移入原迁界限内；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681～1683年)，清廷平定郑军、统一台湾后，才令全部复界。
康熙元年(1662年)迁界，福建自南往北——
诏安边以分水关、赤南山和梅州寨等地为界，共豁田地384顷余；
漳浦边以云霄、大梁山、高洋口、荔枝园、赵家堡、横口等地为界，共豁田地1287顷余；
海澄(包括龙溪)边以洪礁、鹿石山、石马、三叉寨、江东桥、莲花村等地为界，共豁田地1166顷余；
同安边以灌口寨、苎溪桥、石浔、三忠宫和小盈等地为界，共豁田地1941顷余；
南安边以东岭、大盈等地为界，共豁田地372顷余；
晋江边以内坑、龙源山、石狮、宝盖山，又以鹧鸪寨、后渚、洛阳桥为界，共豁田地1252顷余；
惠安边以石任寨、埔塘寨、宣妙寨、涂岭寨等地为界，共豁田地1909顷余；
仙游边以枫亭、梅岭、壶公山尾等地为界，共豁田地81顷余；
莆田边以壶公山首、黄石、天马山、宁海、涵江、江口等地为界，共豁田地4430顷余；
福清边以蒜岭驿、渔溪铺、苍霞岭、松潭山、牛宅村、里美等地为界，共豁田地4634顷余；
长乐边以鹿平山、金刚腿等地为界，共豁田地913顷余；
闽县边以象洋山为界，共豁田地380顷余；
连江边以浦口、透岭和蓼沿的棋盘山等地为界，共豁田地547顷余；
罗源边以岐阳铺、护国铺等地为界，共豁田地266顷余；
宁德边以白鹤岭、铜镜、闽坑等地为界，共豁田地160顷余；
福安边以小留岭、廉岭、茶洋、大梅为界，共豁田地484顷余；
福宁州边以柳溪、杯溪、州城、赤岸、杨家溪、店头、桐山为界，共豁田地1797顷余。
迁界时，为维持交通干道，保留通往浙、粤大路的地面。沿界挖沟筑墙，设寨建台，分兵把守，严禁民众越界。
当时，各地被迁的地域大小不等，凡支海多、港湾多、渔民多及郑军活动频繁的地方，迁幅都较大；而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地方，迁幅较小，甚至不迁。如今之安海，当时只迁十里，以内坑为界；漳州石码和晋江陈埭、后渚等地则不迁。沿界的府、州、县城也都不迁。
清初迁界，对社会经济破坏极大，给福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迁界时，凡属界外的村庄、田宅，“悉皆焚弃”，造成“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且因界外大片森林被砍，多数海堤被冲垮，海水漫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复界时，人们为重建家园付出了极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