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

德国唯心主义。

黑格尔《小逻辑》我们可以说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但是只有思维本身才构成使得理念成为逻辑的理念的普遍规定性或要素。理念并不是形式的思维，而是思维的特有规定和规律自身发展而成的全体，这些规定和规律，乃是思维自身给予的，决不是已经存在。

理性主义。

克利斯提安·沃尔夫（1679—1754）是莱布尼茨唯心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人和近代官能心理学的系统化者。著有《关于人类理解能力的理性思想》（1712）、《关于上帝、宇宙和灵魂的理性思想》（1719）、《经验心理学》（1732）和《理性心理学》（1734）等。他的后两部著作使“心理学”一词流行起来。

沃尔夫把莱布尼茨的世界观改成了二元论。莱布尼茨说单子的本质是精神，物质只是单子的外部表现。沃尔夫则主张单子有两种：一种是心的单子，即灵魂；一种是物质单子，即物质原子。莱布尼茨说一切单子之间有预定的和谐，所以任何单子都反映全世界。沃尔夫则只说身体的物质单子与心有预定的和谐，这也是一种二元论的心身平行论。沃尔夫继承莱布尼茨的唯理论的认识论，反对洛克的经验论和联想说。他认为人的心理不是空白的、被动的，而坚信人心有一种主动活动的、富于理性的固有观念。在他看来，一切心理作用都不过是不同程度的理性，感觉是混乱不明的理性，狭义的理性才是明白清晰的理性。

沃尔夫是近代官能心理学体系的建立者。他认为人的心灵具有各种官能，心灵利用其不同官能从事不同的活动，如用记忆官能去进行识记和回忆。他依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把人的心理官能分为两大类：认识官能分为感觉、想象、记忆、注意、悟性和理性；动求官能则包括愉快与不愉快的感情以及意志作用。他的官能心理学遭到了后人的反对，因为它只是给予某些心理现象以一个名称，实际上并没有对心理现象作分析，更不能找出心理活动的原因。沃尔夫在心理学方面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认为愉快与不愉快是一切情绪所包含的，不能认为是两种情绪。他还认为注意是使观念明白的能力，注意领域的大小与对象的明晰度成反比，领域大时不如领域小时更清晰。

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是十七世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荷兰的伟大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战斗的无神论者，同时又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先驱。斯宾诺莎的世界观是在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急剧发展的时期形成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尼采哲学。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查拉图特拉斯下了山，向世人布他的道：上帝死了!——人之伟大 ，在于其为桥梁而是非目的。人是一根绳子，系于禽兽与超人之间。…… 《查》便是这样开头的。这是一本渗透着哲人睿智的书，一本喷涌着诗人激情的书——一本 属于永恒的书。

一、偶像的黄昏。二、哲学中的“理性”。三、“真正的世界”如何终于变成了寓言。四、作为反自然的道德。五、四种大谬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六、人类的“改善者”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七、德国人缺少什么 。八、一个不合时宜的漫游。

悲剧的诞生卷 尼采 ：为了，鉴于我们审美大众的特殊性质，我对集中在这篇论文里的思想会引起的种种可能的怀疑、兴奋和误解，要敬而远之；而且，为了我能够怀着同样静观的快感——这种快感像我兴高采烈的时光之化石似的在每一页上都留下标志——来写此文的前言；因此，我设想您，我最敬爱的朋友。

英国经验主义。

休谟自传。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有追求虚荣之嫌，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擅自来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而且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的。此外，我的大部分著作的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

我是在１７１１年旧历４月２６日（译者按：１８世纪旧历比新历早１１天）在爱丁堡出生的。我的家世不论在父系方面或母系方面都是名门。我父亲的家属是何谟伯爵，或休谟伯爵家属的一支；至于我的祖先们，则历代以来曾经领有过我兄弟所领有的那些产业。我的母亲是发尔康诺爵士的女儿（发尔康诺是民事最高法院的院长），她的兄弟曾世袭了赫尔克顿勋爵的名号。

不过我的家属并不是富裕的；而且我在兄弟行中既是最小的，所以按照我们乡土的习俗，我的遗产自然是微乎其微的。我父亲算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当我还是婴孩时，他就死了。他留下我和一个长兄，一个姊妹，让我母亲来照管我们。

我母亲是一位特别有德行的人，她虽然年轻而且美丽，可是她仍能尽全力于教养子女。我受过普通一般的教育，成绩颇佳。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被爱好文学的热情所支配，这种热情是我一生的主要情感，而且是我的快乐的无尽宝藏。我因为好学、沈静而勤勉，所以众人都想，法律才是我的适当的行业。不过除了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而外，我对任何东西都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嫌恶。因此，当他们以为我正在披阅屋埃特（Ｖｏｅｔ）和维尼乌斯（Ｖｉｎｎｉｕｓ）的时候，我实际在暗中是贪读西塞罗（Ｃｉｃｅｒｏ）和维琪尔（Ｖｉｒｇｉｌ）诸位作家。

不过我的微薄的家资实在不适宜于这种生活的安排，而且我的健康也因为勤勉用功的原故，略为衰弱了，因而我就有意（或者说被迫）来略为试试身手，以求进入一个较活动的生涯中。在１７３４年，我曾带了几封介绍信到卜鲁斯陶去找几位驰名的商人。不过几个月后，我就觉得那种生涯完全不合我的脾胃。我于是到了法兰西，打算在乡下隐居，从事研读。我在那里就奠定了我一生的大计，那个大计我一直不懈地追求下去，结果也算符了所望。我那时决意力求节省，以弥补资产的不足，以维持我的独立生活。除了在文学中培养我的才能，我并且决心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可鄙弃的。

在我隐居法国时（最初在罗姆，不过大部分却在安如郡的拉福来舍），我就写了我的《人性论》（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of 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在法国舒适地过了３年之后，我就在１７３７年返回伦敦，在１７３８年末，印行了我的《人性论》，于是我就立刻去看望我母亲和我的长兄。我的长兄住在他的乡下故居，很贤明地努力增加他的家产进益，颇为成功。

任何文学的企图都不及我的《人性论》那样不幸。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臭的，甚至在热狂者中也不曾刺激起一次怨言来。不过我的天性原是愉快的、乐观的，所以在受了打击之后不久就恢复了常态，而且在乡间热烈地从事研读。在１７４２年我在爱丁堡印行了我的《论说》的第一部分。这部著作颇受人欢迎，所以不久我就完全忘了从前的挫折。我和我的母亲及长兄继续待在乡间，并且在那时候，重新温习希腊文——这在我幼年是过分忽略了的。

在１７４５年，我接到安南戴尔侯爵的一封信，请我到英格兰和他一块住去。我后来知道那位青年贵族的朋友和家属，都愿意让他受我的照顾和指导，因为他的心理和健康的情况都需要如此做。我和他在一块待了１２个月。我在那个时期中的任务把我的少量的资产大为增益了。此后我就又受了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伴他并给他的远征团当秘书。那个远征团本来打算要去加拿大，但是结果却侵入了法国的海岸。又一年（１７４７），那位将军到维也纳和杜林的宫廷，去做军事使节。他邀请我伴他去，仍然做秘书。我于是穿着一个武官的制服，以副官资格被介绍到那些宫廷里；和我同去的有埃尔斯金爵士和陆军大尉格伦特——即现在的格伦特将军。我一生中只在这两年中间中断了我的读书生活。我那时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往来的也都是上流人。我因为有这个官职，并且力事节省，所以就能达到在我认为是可以独立为生的一种资产——虽然我在这样说时，我的大多数朋友们多爱笑我。总而言之，我在此时差不多拥有了１，０００镑。

我一向总想，我在印行了《人性论》之后，所以遭了失败，多半由于叙述的不当，而不完全是由于意见的不妥，而且我之仓卒付印，乃是最鲁莽的一件事。因此，我就把那部书的第一部分重新改写了，写出《人类理解研究》来。这部新书是当我在杜林时出版的。不过这部书在一开始比《人性论》也并不怎么成功。在我由意大利归来以后，我看到全英国都对米德列顿博士（Ｄｒ．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的《自由研究》发生了热狂，但是我的作品却完全被人忽略了。这是使我大为丧气的。我早先在伦敦所印的那些道德的和政治的论文，到此时我又重新印出来，不过也并不受人欢迎。

我的天性的中和力量，使这些失意事对我几乎不留什么印象。我在１７４９年回家去，和我的长兄在他的乡舍中住了两年，因为我的母亲在此时已经去世了。我在那里写了我的《论说》的第二部分，给它起名为《政治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此外又写了《道德原则研究》（Ｉｎｑｕｉｒ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of Ｍｏｒａｌｓ）；这是我重新改写过的《人性论》的另一部分。在这时候，我的书商米拉尔通知我说，我先前的出版物（除了那个不幸的《人性论》）已经逐渐成为谈论的资料；销行的数目也逐渐多起来，而且社会还需要再版。牧师们和主教们的答复一年中有了二三次，而且我根据渥尔伯顿（Ｄｒ．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的嘲骂，看到那些书在有体面的人们中间也逐渐被重视起来。但是我曾下了决心，不答复任何人，而且我这种决心也算维持到底。我的脾气既不易发怒，所以我就容易摆脱开一切文字的争论。这些可以表示我声誉鹊起的征候，很鼓励了我，因为我一向看事物总爱看乐观的一面，而不爱看悲观的一面。我想一个人有了这种心境，比生在每年有万镑收入的家里，还要幸福。

启蒙思想家。

提顿斯

唯物主义战士：狄德罗

德尼·狄德罗

爱尔维修

孔狄亚克

理性与信仰--从霍尔巴赫说起

人是机器〔法〕拉美特里著

拉美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