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储
梁储（1453-1527年）字叔厚，又字藏用，号厚斋，晚号郁洲，石肯（1952年划归南海县）人。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选庶吉士。由翰林编修累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师衔，入参机务，一度出任台阁首辅（丞相）。
为官正派，敢于直谏。
明正德十三年（1518），皇帝朱厚燳，受人怂恿，自封为“威武大将军”。命梁储起草《策封威武大将军敕》梁储认为自悖乱之举，拒不从命，在梁储冒死泣谏下，草敕的事不了了之。
嘉靖六年（1527）梁储病逝，享年七十四岁。朝廷追赠为太师，谥“文康”。
梁储生平
梁储（1453-1527），字叔厚，又字藏用，号厚斋，后更号郁洲。明景泰四年出生，顺德石肯乡人（1952年划归南海县）。梁储自幼才思敏捷，《五山志林》中记述有梁储幼时已显示聪慧的事情。梁储六岁时，一天不小心扑倒在地，父亲扶起他说：“跌倒小书生。”梁储应声道：“扶起大学士。”七岁时，父亲曾经出个上联让几个儿子试对：“晚浴池塘，涌动一天星斗。”梁储稍加思索，后对道：“早登台阁，挽回三代乾坤。”[③]梁储后慕名到新会师从思想家陈白沙先生，学业大为精进。成化十年中举，十四年参加会试登榜首，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开始踏入仕途，初期只是担任经籍、图典的编撰工作。孝宗时期政治清明，人才任用也比较公正。梁储在此期间受到重用，从而不断升迁。弘治四年，进侍讲，侍奉太子读书。然后被升为翰林学士，参与编撰《明会典》。后来官居吏部右侍郎。梁储曾主持学政，出任会试同考官或乡试主考，期间选拔了不少人才。又一度以正使身份出使安南（今越南），“是冬封安南国王，充正使，馈遗无所受，持大体，不与陪臣倡和。”[④]为明代的外交作过贡献。
正德初年（1506年），梁储晋升为吏部尚书，参与编撰《孝宗实录》。后加封文渊阁大学士，开始入参机务。此后数年，历作华盖殿大学士，获赠少傅、太子太傅、少师、太子太师的荣衔。正德十年（1516年），首辅杨廷和回乡服丧，梁储受命担任内阁首辅一职。十四年，按明例以一品官满九年授勋光禄大夫、左柱国。嘉靖元年（1521年），梁储辞官还乡。嘉靖六年（1527年）病逝于故里，享年74岁。嘉靖帝念梁储是前朝重臣，“特赠太师，谥文康。”[⑤]
梁储的著作有《郁洲遗稿》，是其子次挹所编。初名《郁洲集》，由香山黄佐代为作序。后其孙梁孜官中书舍人，又从内阁中收录梁储的奏疏，补入郁洲集中，共为十卷，所以易名为《郁洲遗稿》。《郁洲遗稿》中有梁储的诗文，但数量不多，而且太过于直白，修饰炼句并不精深，缺乏意境。《郁洲遗稿》的精华是书中所收录的奏疏。奏疏处处可见梁储的拳拳之心，对朝廷忠诚，对天下心怀悲悯。奏疏也反映了梁储经世治国才能。例如武宗自封为镇国公，梁储上疏力阻，入情入理。武宗轻许给秦王关中农田为牧地，梁储则在草敕时，危言以动听，制止了变农田为牧地的荒唐行为。武宗四处游玩，梁储则力请回銮疏至八九上，足见其忠爱的热忱。《四库总目提要》中评论梁储的奏疏“虽辞乏华腴，而义存规谏，亦可云古之遗直矣。”[⑥]词藻华丽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感动人心。
梁储也擅长书法，但一直鲜为人知。明清岭南书法家不少，知名者有陈白沙、梁佩兰、朱次琦等。梁储的书法并未受到过关注。其实梁储也为当时并不活跃的广东书坛注入了生机，是岭南书家中的风流人物。据朱万章《岭南书家 各呈风流》载，梁储传世书迹有两件。草书《小门深巷巧安排》词轴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行楷书《致玉山先生书札》则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从草书《小门深巷巧安排》词轴可看出，“行笔跌宕潇洒，落墨干湿互见。从运笔及笔锋看，当为茅龙笔所书，具有一种特别的古拙与劲健，最末两句‘诗是生涯，酒是生涯’尤其突出。”[⑦]梁储书法明显受到陈献章影响。朱万章称梁储的此作与同为白沙弟子的湛若水、赵善鸣、邓翘诸作相比，可知湛若水雄健挺拔、赵善鸣瘦劲优雅、邓翘细劲简古，而梁储清劲和雅。“《致玉山先生札》与前作迥异，用笔谨严端庄，一丝不苟，未敢越雷池半步。”[⑧]而梁储一生最突出的成就还应是在政治的作为上。
二、主持朝政，力扶正气
梁储向以政绩而知名。武宗时期，君主昏庸，政局混乱，而梁储持正不挠，有匡弼之功。正德皇帝朱厚照幼年继位，他是中国历史上恶名昭著的浪荡皇帝，其罕见的荒唐放荡、异常的心态、离奇的言行在史册上深深地打上了烙印。当时政坛上是斗争极复杂，大风潮此起彼伏，政局横生曲折、各式人物皆有。武宗狎弄佞幸，先后宠用刘瑾、钱宁、江彬等几伙蟊贼，废弃纪纲法度，加强盘剥，大量驱斥和杀戮忠耿善良的臣民，导致民不聊生，动乱四起。在皇帝荒唐，奸臣当道这样极端复杂的形势下，人性必将受到莫大的冲击与考验，政治上必将重新组合分流。所有的士人都必须严肃考虑怎样安身立命，认真抉择归于哪一边。是阿谀奉承，踩着别人的头而攀升还是甘冒危难，挺身批鳞，力抗权幸呢？与卑鄙的邪风相对照，梁储代表的就是凛然的正气。在正德朝梁储“乃能岳岳怀方，弥缝匡救”。[⑨]
（一）直言敢谏、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兵部尚书彭泽讨贼有功，却反得罪。“以土鲁番事，本兵预置之死。”[⑩]梁储力辩彭泽是被诬蔑的，导致当时的权奸也将梁储视为眼中钉。梁储直言说“有功不禄而复得罪，非社稷之福也。……遑恤其它后泽。”[11]由此彭泽幸而未被免官。正德元年(1506年)彭泽任真定知府，当时太监仗权势，扰乱政令，“阉人数挠禁，泽治一棺于厅事，以死怵之，其人不敢逞。”[12] 彭泽以死捍卫，宦官才有所收敛。1521年明世宗即位，彭泽担任兵部尚书，整肃部务。“部事积坏久，泽核功罪，杜干请，兵政一新。”[13]彭泽死后，总制尚书唐龙上言：“泽孝友廉直，先后讨平群盗，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间，俾掌邦政。泽孜孜奉国，复为谗言构罢。今殁已五年，所遗二妾，衣食不给。请核泽往劳，复官加恤，以作忠臣之气。”[14]但未被采纳，直到隆庆初才得以实现，“复官，谥襄毅”。[15]面对功臣被诬，梁储选择的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直面良心，有功之臣自当奖赏，反之则无法服众，士气也将受打击。彭泽这位大臣，先后讨平群盗，在以后朝政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若是当时没有梁储的力辩，被免官的话，那将是朝廷的重大损失。
（二）力劝正德帝减奢靡之风。明朝皇室奢靡之风越演越烈，百姓不堪赋税重压之苦。正德帝不体恤民之苦，恣意挥霍。他嫌原有宫室不足供其享乐，便降旨重修乾清宫、坤宁宫，大兴土木。后又建造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加紧搜刮。梁储恳切规谏，上《请停工疏》“分投前去各处采取大木，烧造砖瓦，但时值民穷财尽之时，猝难办集，非惟工部以为忧，臣等皆切忧之，恨无方，略以佐经费，今大工，若将前项不急之工一并整理，则合用钱粮将何取给。取之官，则官无蓄积，取之民则民已经困敝。” [16]劝正德皇帝节民力、固国本，但正德皇帝却当作耳边风，未采纳。
（三）正德时期宦官专权，梁储却从不与之为伍。武宗从小在宦官群中玩腻惯了,与宦官有感情。武宗纵情游乐，宫中建起“豹房”,骑马射箭，浸淫于歌舞之中，不问朝政。宦官刘瑾等暗暗自喜，因为由此可以染指政治。武宗把政事交给陪伴他的八个宦官刘瑾、魏彬、马永成、谷大用等,时人称其为“八党”、“八虎”。由于受到正德帝的宠信纵容，他们骄横跋扈，刘瑾借机招权纳贿、打击异己、把持朝政。朝中大臣们都有所畏忌。有的人是阿谀逢迎，与宦官狼狈为奸，有的人则是宁愿丢乌纱也不依附阉党。正德四年（1510年）梁储担任吏部尚书，是吏部的最高长官，职掌全国官吏的任免考选。刘瑾想拉拢梁储为其党羽，可梁储坚决不依附刘瑾之流，不屈从于权幸。刘瑾便恼羞成怒，对《明会典》吹毛求疵，摘录其中的小缺点，进行非难、诋毁。梁储便被降职为右侍郎。《孝宗实录》撰写完成之后，恢复原职。“瑾憾不已，传旨改南京吏部。”[17]直到刘瑾被诛灭后，梁储才被武宗召回京，官复吏部尚书原职，并且加封为文渊阁大学士。
（四）直谏武宗巡游扰害民间。由于武宗喜好游乐,他身边的佞幸之人常引诱他四处巡游，其中钱宁和江彬是两个典型的人物。武宗本就喜好武事，江彬谈兵于帝前，深得武宗宠爱，引诱正德帝微行、后又怂恿巡幸宣府、南巡，所到之处任意索取，使得沿途官员疲于接待，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扰害。许多大臣们都谏阻，但是引发龙颜大怒，许多官员被狠狠廷杖，梁储在此事中亦多次犯颜直谏，请回銮，皇帝置若罔闻，但并未加罪于他，因为朝中政局还得倚重梁储、杨廷和、蒋冕等大臣。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喜好微行，曾经出西安门，彻夜不归。梁储等进谏，并没有被采纳。但是正德帝开始还会担心外廷知道这些事情，心存顾忌，后来便如脱缰的野马拉不回头。正德帝听从宠幸的游说幸南海子观猎。梁储与廷臣谏言，正德帝都不接纳。同年八月朔，微服从数十骑幸昌平。第二天梁储、蒋冕才发觉，追到沙河还是赶不上，只好上疏请回銮。九月正德帝幸宣府，然后在应州遇到贼寇，险些丧命。梁储等甚为忧惧，急催请回銮。但是上了十余章奏疏，正德帝仍然不为所动，岁除竟然还驻宣府。皇帝微服出行，盘游不息，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国家大事无人定夺，况且建储之事也一直没有着落。一个皇帝成日游玩，不理政事。而当时政局是“群小窃权，浊乱朝政，人情惶惶” [18]面对这样的状况，梁储担心自己不能胜任首辅的职责，屡请杨廷和还朝。廷和还朝以后，梁储于是礼让而位居廷和之下，不计较官位之高低。十三年七月（1518年），正德帝听从江彬谗言，想遍游塞上。于是借口边关危紧，命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师前往，叫内阁草敕。但是阁臣们都不赞同。正德帝不死心，再召集百官在左顺门晓示旨意。梁储、毛纪泣谏，百官也哭谏，可正德帝就是要一意孤行。不久毛纪也称病不上朝。“储独廷争累日，帝竟不听。”[19] 后来正德帝又“以‘大将军寿’肃清边境，令加封‘镇国公’。”梁储、毛纪上疏道：“公虽贵，人臣耳。陛下承祖宗业，为天下君，奈何谬自贬损。既封国公，则将授以诰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灵亦肯如陛下贬损否？况铁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寿福无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辞。名既不正，言自不顺。臣等断不敢阿意苟从，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祸也。”[20] 说得入情入理，可是正德帝置若罔闻。正德帝于是巡幸宣府、大同，直到延绥。梁储等上疏十余章，正德帝都置之不理。
（五）宁王叛乱，内部分裂之时，随行武宗亲征，力阻武宗任意妄为，避免乱中再出错。朱宸濠是太祖朱元璋第17子宁王朱权的五世孙，封地在江西南昌。朱宸濠见武宗整日游嬉，朝政荒废，认为有机可趁，便图谋夺取皇位，密谋多年。朱宸濠先是通过向宦官刘瑾行贿，得以恢复王府护卫。刘瑾被诛后，护卫也随之取消。后宸濠请兵部尚书陆完帮助恢复护卫。宸濠在陆完、臧贤、钱宁的帮助下又恢复了王府护卫。复卫后，宸濠更加恣意行事，搜括百姓，强夺田室子女，养群盗。宸濠见武宗无子，希望通过其子入嗣来获得皇位，由此就不会遭受悖逆的罪名。后来其子入嗣的事情因太监张忠的离间而失败了。“朝野皆知其必反。诸权奸多得宸濠金钱，匿其事不以闻。”[21]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宸濠与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加紧密谋，不轨事迹败露，遂决定叛乱，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集兵号称10万。面对宁王宸濠的造反，正德帝却想借此事显示天子威仪，顺便再到江南取乐，便下旨御驾亲征，托名“朱寿”，自封“威武大将军”，封幸臣朱泰为副将军，命阁臣草威武大将军敕。“大学士杨廷和、蒋冕皆引疾。”，正德帝便叫梁储草敕，梁储深知其真实意图，不肯奉命，还力劝皇帝取消亲征。“帝震怒，手剑立曰：‘不草敕，齿此剑。’储免冠解衣带，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犹悯臣，若遂草敕，他日陛下觉而怒曰：‘储无礼，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22]正德帝虽然大为恼火，却也知道梁储的忠诚之意，只好掷剑悻悻而去。如此逆龙鳞，确实是大大的不敬，可是面对武宗如此荒唐的行为，也只好冒死进言。敢于剑下冒死进言，确实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由此可见梁储刚正的性格。梁储虽然曾经是武宗的老师，可武宗的荒唐是众所周知，不会顾念往日的师长之情。
宁王叛乱，正德帝御驾亲征，命梁储、蒋冕随行。其实武宗亲征乃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希望趁此机会可以出来游玩一番。半途得知叛贼已经被江西官军讨平的消息，梁储、蒋冕几次上疏请求圣驾回朝。但难得找到这么好的理由离开皇宫，正德皇帝才不肯罢休。于是又心生一计，“抵扬州，帝议南京行郊礼。”[23] 梁储、蒋冕知道如果在南京行郊礼，那么回銮之事又将遥遥无期了。于是“极陈不可，疏三上始得请。”[24]“帝留南京，遣许泰、朱晖及内臣张永、张忠搜捕江西余党，民不胜其扰。”[25]帝以宸濠械将至，问处置之宜。储等请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即日班师。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灾异、边警，乞还乘舆。梁储连连上八九奏疏，可是武宗一点也没有班师回朝的意思。至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堕帝前，色碧，又进御妇人室中，若悬人首状。”[26]搞得人心惶惶，梁储、蒋冕以危言谏，正德帝才有所触动。而群小却想引正德帝游江南各地。梁储、蒋冕甚为担心，深知此举劳民伤财，竭力谏阻，手捧奏疏含泪长跪行宫门外，足足一个下午，武宗才派人取入奏疏，并叫二人起来，二人叩头说：“未奉谕旨，不敢起也。”[27] 正德帝不得已，才答应不久便班师回朝。梁储、蒋冕才叩头出。回朝途中，地方官召集大批人马昼夜守候送迎，天寒地冻，许多人病倒。梁储知道后，急忙传令遣散。有人认为不妥，“梁储驳斥道：‘朝廷并没这般规定，扰民如此，岂非罪过。’”[28]宁王的叛乱虽然前后仅仅43天，就被提督南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擒获而失败。但是武宗却借故游玩，若不是梁储、蒋冕等进言规劝，武宗又将不务正业，荒废朝政。况且当时动乱四起，皇帝在外实在危险，建储之事又一直没有落实。万一遭遇不测，皇帝之位的争夺必将掀起腥风血雨。“武宗方且改号将军，贬名镇国，右挈江彬，左倚忠、永，张皇国门，有同儿戏，岂不危哉！”[29]
（六）巧妙辅政，约束正德帝，减缓了朝政的危机。 正德十三年冬天，宗室秦王贿赂武宗的近侍江彬、钱宁、张忠等，请赐关中闲地作牧场。武宗不顾群臣反对，轻率允诺，并命令阁臣起草赐地文书。杨廷和与另一宰辅蒋冕称病不上朝，武宗非常生气，一再催促。梁储知道逃避拖延并非良策，便改变进谏方式，亲自起草敕文，巧妙地把太祖的有关禁令和秦王索地的心计和盘托出：“大学士杨公当草制，念曰，若草制恐贻后悔，不草又恐忤旨，遂引疾。……大学士蒋公亦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与事君。上震怒，内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曰，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今日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广且饶，藩封得之多畜士马，富饶而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宗社今王请祈恳笃，朕念亲亲其升地于王，王得地宜谨，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马，毋听狂人劝为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念全亲亲不可得也。王慎之，毋忽。’” [30]武宗看罢，吃惊地说：“原来后果会这么严重！”终于收回成命。若大臣们都引疾回避此事，武宗也不会甘自罢休的。梁储深知武宗轻率的性格，再利用曾为帝师的身份，巧妙劝谏，让武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此才不至于酿成大祸。
（七）迎立新君。 武宗荒淫无嗣，孝宗亦无他皇子在者，皇太后命大臣议所当立者。杨廷和举《皇明祖训》，主张立兴献王长子（世宗），得到了阁臣梁储、蒋冕的赞同。但迎兴世子应由内阁一人与中贵勋戚偕礼官前往。杨廷和作为首辅须留在朝中主持大局，杨廷和内心想留下蒋冕帮忙处理朝中政务而让梁储去迎接新君，却担心梁储因年老不愿意前去，于是假装担心梁储年迈的身体状况，阻止其前往。而梁储说：“事孰有大于此者，敢以惫辞！”[31]遂与定国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陆邸，此君便是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前二十余年还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嘉靖朝通过君臣的努力，一举扭转了正德朝的混乱政局，终于使朝政又得以重新稳定。
三、梁储之失
第一，梁储之失，失在疏于约束子侄，治家不严。梁储辅佐武宗治国有方，但在治家方面，则不免失之宽纵。正德年间，他的儿子梁次摅（锦衣百户）与南海县富豪杨端争田产，杨殴死田主四名长工，次摅竟带领本部军伍杀掉杨家及近邻二百多人。事发后，仅判充军边疆。时人给事中田赋称: “没储赀, 可减天下财赋之半。”[32]然《广东通志》却说“所居萧然，不事家产以遗子孙。”[33]这两种说法有出入。其实说梁储有天下之半的财富显然不可能，而梁储的儿子梁次摅夺人田地百顷也说明家道并非清贫，属于誉美之词。《武宗实录》记载了此事：“南海民谭观海者, 坐法诛。家有田百顷。为富人杨端等侵占。观海子振遂以献大学士梁储子锦衣百户次摅、故罢职尚书戴缙子仲朋及豪民欧阳元、李润成为业, 并献杨端等祖遗产。次摅与仲朋益募郡徭, 悉佃种之。端不胜忿, 以家众与谭氏讧, 杀其干四人。自是杨、谭相仇, 攻无已。而他受献者谋尽杀诸杨, 以快其忿, 且绝后患, 请于次摅。摅时已升迁本省都司, 许之。于是率诸佃徭，夜属刃纵火攻杨氏, 悉杀之, 并杀其邻居异姓男女二百余人, 焚其室庐, 掳其财富。”[34]由此可知这是官僚地主争夺田产的争斗, 由于凶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明廷不得不命给事中、刑部郎中张文麟, 会同抚按勘查审理。三法司会审中欧阳元与李润等都说计划出于次摅，而次摅也承认了。负责此案的官员上疏说此案难以常例处之，请皇上裁决次摅、仲朋的处置。明知次摅和仲朋是主谋, “法当极典”, 但却断为从犯, 只判次摅“发边卫立功, 五年还职”, 仲朋“发南宁府编管”；判欧阳元、李润成“凌迟斩罪”；判林润等20 名“谋叛, 当籍没其家”。次摅虽未亲自行凶，但实则谋主，然论罪有差。舆论认为曲法庇之。武宗实录中说到：“是狱也, ……而次摅辈竟免于死, 盖当时守土之臣及执法之官, 怵于权势, 无有为冤民力争者, 可慨也已”[35] 对于梁次摅结党营私，枉法的性格，梁储有疏于管教之责。次摅率众械斗竟然免于死罪，梁储也有姑息庇护之责，梁储纵子杀人难辞其咎。
第二，梁储之失在于未能坚持与宦官专权抗争，致使明代宦官专权由刘瑾开始，日后越演越烈。在面对宦官势力的压迫，有人正色立朝，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宦官势力抗争；有人弃官而去，独善其身；而有人则成为阉党，投靠恶势力，残害同仁。面对宦官专权、阉党勾结，梁储虽然选择的不是与之同流合污，可是也未能与阉党进行坚决的斗争，未能巧妙周旋，铲除宦官中的恶势力。刘瑾一直别有用心地把持朝政，“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专决，不复白。”[36]，刘瑾甚至还在家批阅奏章，“每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辞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东阳頫首而已。” [37] 以致出现“司礼之权居内阁上”[38]的局面。刘瑾下狱时，负责审讯的刑部尚书噤若寒蝉，刘瑾更是狂妄不已。“瑾大声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皆稍稍却。”[39]由此可见朝中官员对刘瑾的畏惧，梁储也不例外。后来虽然刘瑾已经被诛灭，但正德朝的政局已经被搞得乌烟瘴气，而且“政权仍在内。魏彬、马永成等擅执朝政。”[40]刘瑾虽死，却还有很多有如刘瑾的后起之辈——张永、谷大用、魏彬、张忠。他们搜刮钱财、打击异己、迫害忠良，张忠更为厉害。张忠受臧贤、钱宁等的贿赂，帮助宁王朱宸濠叛乱，还怂恿正德帝亲征，又出策压下王守仁的捷报，希望满足正德帝参与战事的武瘾。正德帝在扬州的时候，张忠又到处作恶“尝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许以金赎，贫者多自经。”[41]而梁储、蒋冕随从正德帝亲征也未能阻止他们的恶行。宦官操纵权柄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嘉靖初年。嘉靖帝深知正德时期的宦侍之祸，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辅助下革除武宗弊政。明代宦官专权的局面曾一度有所改变，不过，终明一代，宦官专权的状况却是从未能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