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清汉
杨清汉(1882年一1949年)，一名杨天生，字青云，家住皋兰县西岔乡阳面窑村。先生幼年就读私塾，190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甘肃文高等学堂，总教习是前清翰林刘尔忻先生。1911年毕业后又考入陕西西北大学。1913年赴日本留学，归国后从事甘肃教育事业。先生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乐善好施，从不趋炎附势，尤重乡梓深情。他的许多事迹至今在家乡传为佳话。
1913年，甘肃选派皋兰县的杨清汉和金塔县的赵子俊二名学生，启程赴日本留学。年仅20岁的杨清汉，先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两年后转入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法学。学习四年毕业后被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在六年的留日生活中，先生除勤奋学习、攻读法学外，还时刻关心着祖国和家乡的形势。鉴于当时甘肃留日学生太少，先生曾多次致函甘肃总督张广建，恳求增派甘肃留日学生。最后张批准先生恳求，增派甘肃籍留日学生六名，前往日本留学。先生被举为留日学生的经理员，负责学生会的日常事务。学成归来后，甘肃总督对归来的学子十分器重，在辕上扎起彩门，安排酒宴款待，热烈欢迎。
留学期间，杨清汉先生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十分崇拜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信仰三民主义，在日本即加入了同盟会，并组织甘肃籍留日学生在日比谷公园聆听黄兴的演讲，还和黄兴、孙科等合影留念。可惜此照片在十年“文革”动乱中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抄家遗失。
1919年，杨清汉从日本学成回国时，年轻气盛、踌躇满志，想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归国后事与愿违，遇到的正是军阀混战、各霸一方、时局不稳、民不聊生的局面。先生所学法学专业无所实施，只好从事教育事业，谋求教育救国。从归国后的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十多年间，他历任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兼教务主任、兰州中山大学教授、甘肃大学教授，并任教务主任和训育长等职。先生在任教期间，以博学多闻、治学严谨、乐育英才而著称。在长达十八年的教学生涯中，他自甘清苦、笔耕舌织，为消息闭塞、文教落后的乡邦古土培育了大批人才，堪称桃李遍天下。先生为人耿直，自律清廉，他所撰书的一副“两袖清风人不信，一身辛苦我独知”的楹联，就是自我剖白的真实写照。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所追求的三民主义无法实现，加之和南京政府派来甘肃教育界的新派人物田昆山、骆力学等政见不和，他所信奉的教育救国的理想也破灭了，于是在1937年愤然辞职归乡。
1937年辞职回到阳面窑后，杨清汉过起了半治学半隐居的生活。出户时操心一些家务农活，领略田园风光，吸着新鲜空气，一手拿着水烟袋，一手提着火绳，抽着水烟与乡亲们拉家长，嘘寒问暖，很是逍遥。在家时，写诗作文，著述立说，抄写佛经，钻研学问。当年曾与先生交厚的陈伯辅先生和魏振皆先生说：“清汉老兄，有真才实学，他不但诗文写得好，而且书法也好。尤其品德清高，和一般人不一样，和一般人不可比”。先生认为家乡的田园生活与自己的思想是相吻合的，曾写道：“离群宿居、离乡背井、意见不合、辞职归家。三碗饭，两颗蛋，足够我饱”。1937年，曾与先生交厚的留日同学贺耀祖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贺将先生接到官邸叙旧，并要他去酒泉当县长，被先生婉言谢绝了，后来贺又要他当省图书馆馆长，他也坚辞未就。
皋兰县十年九旱，尤其北山一带更干旱，干旱经常威胁着人民的生活和生命。杨清汉先生有远见卓识，悟出只有发展水利，才能改变家乡十年九旱的面貌。为解决干旱，他自作尝试，花费银元400元，从安宁堡水挂庄(现安宁区所辖)请来高级木匠，打井制作木轮提水工具(俗称水挂子)两台，浇灌农田。当时有人讥笑说：“把个狗尿滩子(指劣地)还当水地发展呢”。先生则自信地说：“你不要看我的狗尿滩子，以后会变样子的”。先生非常自信，亲自动手，对所请修水车的匠工十分厚道，报酬加倍。经过认真的琢磨与推敲，换牲畜不停车，一昼夜可浇地一垧多(一垧合两亩五分)，共发展水地四十多亩，在远近稍有名气。尤其是在大旱之年，人畜饮水困难的黑石川、董许庄、白崖川、马家湾等村，车拉驴驮水挂子上的水，解决了人畜饮水的困难。后来的天生泉、新生泉、百眼串井也是在“水挂子”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至今，群众把这一块地区还称为杨家园子。
先生辞职归里，群众敬而畏之，认为是留洋学生、大学问家、显要人物，多不敢接近。但先生平易近人、生活俭朴，喜欢和大家闲谈聊天，想多知道一些乡间和老百姓的事，群众也想从先生口中知道一些外面的新鲜事。先生对周围群众和蔼可亲，对自己的儿孙要求严格。在乎日生活和闲谈中，他以自己丰富的知识阅历结合遇到的人和事，用警句、格言、楹联、诗歌等形式，说服教育民众，有些话大家至今记忆犹新。
先生回归故乡十多年，抱着“和为贵”的思想，以自己的声望和法学知识，调解邻里之间的矛盾。如阳面窑魏家多年的土地纠纷，经他调解予以解决。尤其对阳面窑、岘子、白崖川每年耍社火常引起打架斗殴等情，先生亲自出面劝解，阻止了纠纷的再度发生。父老乡亲们称：先生对自家的事不多管，对大家的事管得好，是我们的“泥老爷”。
除了应酬一般事务外，先生多以读书笔墨为伴。他撰有四本法学专著，手稿在“文革”中抄家失落，殊属可惜。先生亦擅长书法，曾与陇上书法大师魏振皆结为忘年交，深为魏氏称道。其书法功底浑厚，瘦劲洒脱，墨迹流传于民间。墨迹现征集到的有《帝遣名花度一春》四屏真迹和《杨氏家谱序》《楞严经》抄本手稿等。先生晚年在家著书立说，写有不少作品。这些作品。连同他留日时在日比谷公园欢迎黄兴等人的珍贵留影及不少书籍，都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时丢失。先生晚年在研究各种史书的同时，对佛学也很有研究，抄写了不少经文，如《楞严经》《华严经》等。先生跟年岁相当的老人聊天时，也讲一些佛经中的哲理，但从未见到先生有烧香拜佛的事。(李廷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