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歆海
张歆海（1898－1972）字叔明，浙江海盐人。
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1921年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1922年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1923年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教授。1925年任北京政府关税特别会议顾问。1926年任国立东南大学外文系主任。1927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1928年6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1932年1月，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1933年5月，任驻葡萄牙公使。1934年6月又改任驻波兰公使，同时兼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同年10月专任驻波兰公使。1936年12月去职。1941年携全家到美国定居，先后在美国长岛大学和费尔利迪金逊大学任教。1972年夏天，张氏夫妇在考察东南亚的归途中到了香港。又转到上海。1972年12月6日，在上海病逝。终年74岁。着有《美国与中国》、《四海之内》。
张歆海与中美关系--对一个中国知识份子兼外交官的思想初探
--------------吴丹虹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中西文化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迎头相撞，中国先进的知识份子意识到中国落后了。从此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一直纠缠和困扰着他们。如何迎接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客观估价数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民族心理上的传统文化，探索中国社会的前途，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代知识份子都无法回避的百年大课题。
在中西文化不可避免的冲突和震汤中，如果说中国知识份子必然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上的话，那么他们中的外交官则更为直接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他们无时无刻都要面对中西文化碰撞这一现实。而张歆海正是这样一位集外交官、学者于一身的典型人物，这位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的30年代国民党外交官，在寓居美国的后半生中，致力于美中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及关系的缓和，并对中西文化、战争与和平、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他以他的行动和思想对百年大课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本文重点探讨张歆海50－70年代在美国的活动和思想。
一
与发现“西洋立国两千年”的郭嵩焘及主张“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的曾纪泽相比，张歆海则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的时代，他是在“五四”的启蒙和救亡思想中成长起来的。
1900年，张歆海出生于上海，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赴美留学，1923年获哈佛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先后执教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和光华大学，曾任东南大学英国文学系系主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
1928年夏，张歆海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28年6月－1933年9月他任中国外交部欧洲和美洲司参事。1933年5月，张歆海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国驻葡萄牙公使，同年12月赴任就职。1934年6月又改任驻波兰公使，同时兼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1936年年底去职。1941年携全家到美国定居，先后在美国长岛大学和费尔利迪金逊大学任教。
40年代初期，张歆海在美国曾协助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为中国抗战做过不少工作。
二
50、6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黑暗时期”。
在美国国内，反共反华的气氛十分浓厚。正如保尔·伊文斯指出的那样，“50年代对于在中国训练出来的美国远东专家或在美国训练出来的中国自由知识份子都 不是什么好年份。”像费正清这样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几乎沉默了十年，以研究历史来回避现实，“在艾森豪执政的年代里，费正清对中国当时的发展和美国的远东政策几乎没有什么贡献，1952－1960年，他关于中国政策所写的东西总共不到75页。”
张歆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参与了推进中美关系发展、扞卫中国主权的活动的。他通过着书，向美国和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促进中美之间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从而推进中美关系的和解。1956年，他出版了以赛金花为主人公的小说《传奇性的姨太太》，他在书的最后写道，他希望美国人“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能够对中国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更好的理解”。两年后，他出版了《四海之内》一书，在书中他批评了美国的政策，指出美国人“并没有想到它（指中国革命）是一个主要的社会、政治事件，它规模宏大而且十分重要，在它的背后有充分的理由来让他们理解。”
50、60年代，张歆海与居住在美国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过从甚密。张歆海对李宗仁的一些思想和活动起过一定的影响。他们密切合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积极发挥作用。
1960年甘乃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当时李宗仁认为“麦卡锡已经死了，国会援蒋集团头目诺兰也不在了；在60年代进入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大多数是温和得多的维新派，如果甘乃迪要重新检查对华政策，是时候了。”张歆海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建议“李宗仁应当乘甘乃迪下车伊始，给他写一封信，一方面贺他就任总统，一方面促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期奠定东亚和平。李宗仁真的这样办了”，信是由张歆海起草的，“但得到的复信却不着边际，说是事关对外关系，容后缜密考虑。”
1961年1月，李宗仁向美国政府领导人递交了一份由张歆海执笔的《解决中国问题备忘录》。他们在备忘录中阐述了两个中国政策缺乏基本的成功要素，只会遭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坚决反对。维持现政策只会加深中美敌对。备忘录还提出中美双方应该保持理智，建议美国首先采取和缓关系的行动。
后来，周恩来总理得知了李宗仁给甘乃迪写信一事，曾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由于甘乃迪政府困难重重，不能期待其对华政策有任何转变。
中美建交的道路是艰难而又漫长的，张歆海与李宗仁并不因此放弃努力。1964年3月12日，他们在纽约的《先驱论坛报》上联合署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以中法已经建交为例，主张美国应效法戴高乐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封长达千言的公开信，就像闪烁在晨曦前的启明星，尽管亮度有限，却在旅美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应。”
60年代初期，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李宗仁立即发表声明，坚定地站在祖国一边，维护国家的利益，同时也表达了对新中国的向往。张歆海对李宗仁的行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1963年7月14日，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发表了女记者奥古斯特·玛赛丽采写的《李宗仁先生访问记》。这次会见是由张歆海担任翻译的。李宗仁明确指出：“西藏一向是受中国保护的，它是中国边界以内的一个地区。”
60年代前半期，张歆海一直在撰写中美关系专着《美国与中国》，当时“虽然麦卡锡时期的恐怖已经过去，虽然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开始，但彼此的敌对与戒备心理仍十分严重。”张歆海的好友，《西行漫记》的作者爱德格·斯诺对此十分关心，他说，“写这个题目现在正是艰难时刻，但多年来不一直都是这样吗？”他多次在信中鼓励张歆海坚定地写下去。
1965年，张歆海的《美国与中国》终于出版了。在该书再版时，斯诺为它作了序言，序言中写道：张歆海“以诚实和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关于对中国人特点、文明特征和当前分歧的背景事实的所有错误资讯，来打动一些自满的美国人，他认为我们在上述方面的无知是造成误解的基本原因。”
1971年，当钓鱼岛问题出现时，年逾古稀的张歆海又积极地参加了保钓运动。
1971年5、6月间，张歆海与保钓运动组织的领导人一起，多方努力，声明立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先后给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爱德华·甘乃迪、雅各·K·贾维茨和乔治·麦戈文写了信。他在信中指出：“关于台湾，新的问题不幸出现了。……自古以来它们（钓鱼岛）是台湾的一部分，但是它们现在要被分开，与琉球一起归还给日本……这样做是会犯严重错误的。……中国人感到，美国将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在解决时不能不认真考虑中美之间后代的友好关系。”
最终，美国政府不顾舆论的反对，还是批准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归还冲绳条约，使钓鱼岛成为中日之间至今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
1972年夏天，张氏夫妇在考察东南亚的归途中到了香港。周恩来总理授意有关人员转告准备在北京接见他们。张歆海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但是，在香港他就病倒了，到广州治疗三个星期后又转到上海。1972年12月6日，张歆海带着未能北上的遗憾，在他的出生地上海病逝。
漂泊海外30年的张歆海与亲密朋友李宗仁、斯诺及爱国华侨一起，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改善中美关系以及扞卫中国主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被海外友人誉为“人民外交家”是受之无愧的。他的努力是执着的，也是艰难的。在他积极参与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
三
张歆海对中国与西方社会有着长期、深入的观察、了解与体会。他对于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文化和历史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的思想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四海之内》、《美国与中国》这两部着作中。它们大致可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及对中美关系的分析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它们最后在认识人类文明发展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得到了统一。
（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理性批判--五四以后一代知识份子的选择。
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评价的历史。上个世纪的知识份子还“很少有可能把西方文化当作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成果去积极地予以肯定和认识”，他们的探索也只限于引进技术和改革制度。直到本世纪初，尤其是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份子才开始真正从文化层次上进行认真的反思。他们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尖锐、彻底地批判传统文化，力图通过改造国民性来改造中国社会。
然而，完全否定传统是否就是中国社会的出路？五四运动以后的知识份子对传统文化开始了更为冷静、理智的思考。“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在五四时代孔学声名狼藉之时，以罕见的沉静独立的心态挖掘和发扬孔学的优良传统”，这在后来形成了新儒学。所谓“新儒学”是指：“在辛亥、五四以来的20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儒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张歆海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基本属于现代新儒学的范畴，贯穿于他着作中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中国文化中的道义因素具有永久价值。
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绵延五千年而不绝，它究竟有哪些不同于西方的主要特点，这是张歆海一直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特征是强调道义因素的作用。中国文化能够长久地生存下来有以下两方面原因：1．在中国社会有着产生过巨大凝聚力的深厚统一意识。其他民族一般都是通过政治的方式来创造统一，而在中国则完全是文化的统一体或是一种意识的统一体。2．中国的文化不仅建立在一系列的道义价值上，而且就是它们的化身。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道义的主导作用，所以道义与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张歆海在研究中国早期思想时看到了这一点。为了获得好的、有效的政府，统治者必须在所有的时候都是道德行为的典范，他必须是一个无懈可击的道义人物形象，他是天的代表，天地间的必要联系。老子有段话说明了这一点：“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对君主的要求很高，正所谓“修身，则立道；尊贤，则不惑。”
如何看待上述特点，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张歆海更多的是侧重于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优良传统的一面。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些真正伟大的思想：首先，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人民和他们的幸福必须在帝国中保持首要和根本的考虑，整个社会正是为此而存在着。其次，由于人民的绝对必要性，只要统治者表明他自己不能作为人民的公仆发挥自己的作用时，那么人民有责任把他赶下台。第三，唯一能够证明一个君主能继承统治的是他的德行。第四，通过运用武力和实力不能使国家或共同体达到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积累，作为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其中渗透着道义的精神力量，浇铸着人们的高尚品德，张歆海对此是予以充分肯定的。
张歆海也认识到传统文化有不足的一面，他在1958年出版的《四海之内》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它内部的应变能力。”
“在中国，人们试图让社会永远忠实于道德，但这种努力并不是永远成功的。”但张歆海所强调的是，在中国社会中“目标一直存在，在社会事务的最后裁决中，很大程度上养成了更多的是道义说服的习惯，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强制行为。……这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其政治行为不是自我扩张，而是道义情感的表达。”
张歆海与五四时期的知识份子相比，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有两个根本的不同：1．五四知识份子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是较为彻底的否定态度；张歆海则主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他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重大缺陷，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传统文化。2．五四知识份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是截然对立的，所以才有“全盘西化论”的出现；张歆海则主张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价值观念和理想的同时，努力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
在对传统文化的思索中，张歆海比五四时代的知识份子毕竟是前进了一大步。五四时期人民对西方文化过于尊崇，对传统文化过于贬斥。而包括张歆海在内的五四以后一代知识份子，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更为理智的态度，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更为客观。他们认识到，文明的生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今天的发展必须以过去的传统为基础，此外，西方文化中缺少道义原则的意识，这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偏失，而这些道义原则正是中华文化中的精华。
应该指出的是，张歆海所推崇的道义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合理因素的精神遗产，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儒家的人道精神、人格理想等，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传统。他认为，不仅中国应该保持和发扬，同时希望它能够对整个人类有所贡献。尤其是儒家“和谐社会”的理想，有着启发人类良知、促使人们不断进取的积极一面。
然而，“历史向来是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进行的，文明进步要付出道德的代价”。科技、制度、风俗习惯的渐次变迁，必然会伴随精神价值方面的相应突破。如何求取“返本”与“开新”的统一，是张歆海与现代新儒学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张歆海在对传统文化的总结中，融进了自己的理想成份。但他并非迂腐的饱学之士，而有着积极的参与意识。探索中国文化本身并非意义所在，目的是要从各个不同侧面为中国社会寻求出路。张歆海没有停留在对文化的静态估价上，而是从中西文化比较出发，将目光转向战争与和平、中美关系等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二）“四海之内皆兄弟”--儒家学者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回答。
在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最为人们所关注，它关系到人类的共同前途和命运，因此也成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在这方面，西方着述颇多，其中最有实际影响的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由权力、国家利益等基本概念出发，解释战争与和平。张歆海则是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从道义原则这个侧面，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具有儒家思想特点的回答。
张歆海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文化中的道义原则对世界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张歆海在对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次数进行了统计研究之后指出，欧洲2000多年历史中，战争似乎是不断的和一再发生的现象。比起战争年代，和平的岁月实际是很少的，
战争变成生活中更为正式的形式。
与西方历史相比，“中国历史上的约3000年间，战争年的百分比比欧洲任何国家的纪录都低。中国人民相应地比欧洲人民享受了长得多的和平时期。”张歆海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因素在起作用。他的中心思想是：和平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神圣的问题，而和平问题的根本又是道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除非政治对道义负有责任，否则没有和平。”
他在研究和比较之后发现，中国传统思想与古希腊政治思想有着不寻常的相似之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把国家视为个人的延伸，一个好的、繁荣的国家里，个人或至少是人们当中的那部分好的个人，发展实现了一个较高的道义目的。因此，国家从未被视为与个人相分离的实体，但是人与人的联系是培养道义目的的基础。”这两种思想的区别是在实践上，“古希腊思想没有机会也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实行和起作用，与此同时，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演变中获得了成功。”
张歆海深切感到，在西方世界道义的敏感性和感觉被许多世纪以来的教训所削弱了，即把物质置于道义力量之上，侵略置于缓和、抑制之上，占领置于谦卑、仁爱之上。长久以来西方人的意识被获得物质的希望所统治着。他承认经济因素的重要，但认为仅有它是不够的。“人的经济生活是一个巨大的现实，然而仅有经济需求这个基础是不能为人们所满足的。把生活集中放在物质水准上就获得了对生活的充分解释，这是令人怀疑的。”
在张歆海看来，孔子对共同人性的强调在今天是有重要价值的，当前世界与两千年前中国的战国时期十分相像，既然孔子的统一原则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联合的帝国，那么相似的原则能否为今天的世界创造和谐呢？他强调，重要的是孔子没有试图通过任何形式、体系或政府机器来创造这个统一体，而是贯穿文化与道义的领导。
张歆海又以道义的因素来解释战争，并在道义原则中寻求战争与和平的出路。他试图通过强调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根本的道义原则，在人们头脑中树立起维护和平的责任感，以达到“大同世界”的实现，表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未能摆脱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他不能无视中国落后这个现实，而是清醒地指出，在当今世界“把中国这个独特的文化奉为学习的榜样是既不实际又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却又在寻找一个失落的文化世界，确信中国文化中的道义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是有影响的。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清楚：使道义的影响胜过一切。”
应该指出的是，1．张歆海所极力否定的权力，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概念，但在当今现实世界中，政治与权力脱离是无法想像的。2．如果脱离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这个现实上建立起来的特定伦理道德，一切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已。但不能否认 ，张歆海给予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一是道义原则是国际关系现实中不可缺少但又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个因素；二是如何汲取中华文化中的精华为当今的世界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从文化与历史的深度看中美关系--观察国际关系的新视角。
作为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张歆海对中美关系极为关注。在50、60年代中美关系最为困难的年代里，人们并不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抱多少乐观的态度，而张歆海能够从历史和文化的深度来看待中美关系，对它的改善充满了信心。
1．从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指出中美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张歆海没有把中美关系仅仅视为中美两国之间的事，而是把它看成与世界和平及人类共同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感情确实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世界不会有和平。”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的利益，必须在关系进入不可预测的灾难前，“下决心打破僵局。”
2．从文化、历史角度来看待新中国，提出中国与西方相互理解的必要性。
“在1949年革命后怀有敌意地与世隔绝的年代里，许多西方人既不相信又害怕中国。”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是“神秘的、郁积着闷火的红色东方巨人。”
张歆海感到，西方人对中国人民及他们的心理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而很大程度上，中国与西方世界不正常的国际关系是错误地理解历史和心理的结果。
那么该如何理解中国呢？张歆海早在50年代就已指出，“只能通过耐心的研究和分析，从中国人发展的历史中去获得。”
西方人为什么要反对中国？仅仅因为它是共产党领导的吗？张歆海得到的答案是：西方人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似乎强大的中国会伤害他们。这是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历史造成的。费子智关于“中国历史记载着文化的扩张而不是军事占领”的观察是完全正确的，“这不是从某个历史时期而是纵观国家悠久历史得出来的。并不是说军事力量不起作用，而是意味着主要强调文化和道义的说服力。”
对于中国大陆所发生的变化，张歆海指出，由于中华文明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不论共产党在中国做了些什么，或近些年将做些什么，都不会损害他的人民的性格特点。这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运动，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精华结构。”张歆海并不信奉共产主义，但他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大陆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他指出，新政权“尽管有许多缺点，但它为广大人民做了许多事，与被它推翻的腐败、不称职的政权形成对比。”只有到了现在，“中国也许可以被称为寻找到了摆脱民族危机的道路。这个危机从1839年鸦片战争开始，受压抑的气氛十分浓重，至今才消失。”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是巨大的。只有经历过旧中国、深谙中国人民在动汤的年代里所受苦难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到中国大陆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3．对美国对华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
张歆海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过于着重眼前利益，没有从长远着眼。“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他们太实际了，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燃眉之急的事，结果对所面临的事，比如它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性质、什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等一点也不了解。”他们把中国视为令人担忧和不安的根源，认为它的崛起会打破世界均势，危害美国利益，因此要遏制共产党中国。美国对亚洲其他部分的政策也“取决于对中国的态度”。“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政策。”
张歆海深信，只要美国调整政策，中美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友好关系的历史；第二，两国人民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具有一种相同的、长期积累和形成的精神气质（Saving Quality)，它使两国人民都具有宽宏、开朗、坦诚和乐观的性格，这是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关键；第三，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在为和平而努力，同样中国也希望和平，而且也必须为和平而努力，她巨大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计划如果没有和平是无法实行的。”最后，共产主义将不再是铁板一块。50年代后半期，张歆海预见到中苏迟早要分开，60年代中期，他清楚地意识到“所有仇视共产主义中国的谈论都是一种托词和表面的东西了，关于两大集团、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集团的谈论已经变得不再那么尖锐，共产主义的铁板已经破裂。”
因此，为改善关系，美国方面进行一些根本的调整是必要的：一要长远着眼，“如果双方把他们的思想脱开眼前利益的限制，用同情和理解来看待将来，方法还是有的。”二要承认新中国这个现实，中国革命“事实上是一次'历史运动'，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它的发生。”三要理智从事，“中国问题恐怕已超出了理智的范围，到了感情范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它带回到理智能够起作用的地方。”
张歆海还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政策建议：（1）美国停止敌对中国的政策；（2）解决台湾问题，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起积极作用；（4）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通过长期贷款和技术谘询方式来帮助中国的现代化。
张歆海满怀信心地指出，“黑暗是暂时的，我愿预言，目前的对抗终将让位于双方的调解政策。”历史验证了他的预言。
张歆海关于中美关系方面的思想是客观的，符合国际关系的现实及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哲学态度。他的许多具体的政策建议在当时似乎是无法想像的，而今天都已成为现实。他从文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理性和相互理解的必要性，尽管还有不够严密、系统之处，但他所提供的观察国际关系的方法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可以给予我们许多借鉴的。
四
近代以来，几代知识份子、外交官对中西文化迎面相撞后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困惑这个百年大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至今仍未获得最终答案。然而，从上个世纪的“保教派”、“国粹派”到五四时期的“西化派”，直至本世纪中叶出现的“现代新儒学”，人们对中外文化的认识毕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张歆海的答案中，我们可以获得多方面的启示：
首先，现代新儒学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价值回归。
存在于人们深层意识之中的传统文化并非通过人类的主观意志便能否定掉的，直到今天它仍在影响着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所以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知识份子所必须回答的问题。然而，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为防止文化失范而求助于传统、为现代化的政治新生又须抛弃传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特有的二律背反现象。在历史与未来的夹缝中，包括张歆海在内的现代新儒学艰难地寻求着传统与现代化的统一，在对上一代知识份子反传统的理性批判基础上，他们在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上找到了自己的理想支点，即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保存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寻求传统与现代化的统一，其意义并不局限在传统文化本身有多少“优秀成份”，还在于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找到支撑点。现代新儒学比前几代中国知识份子选择的范围要广阔得多，确切地说，他们的选择是一种更新、更高层次上的价值回归。这也是五四反传统思潮之后的一种历史必然。
其次，张歆海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新儒学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和观点。
张歆海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传统文化的估价与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其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传统思想，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世界眼光和面临国际关系重大问题的现实感和责任感。
张歆海与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中国文化是他们的思想根基。寓居海外的张歆海，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依靠，他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同时与新中国又无直接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实际上被流放的人”，他精神上的主要依托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研究并不仅仅是由于远离母国而萌生的对母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还有更多的责任感。另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过西方文化及后来长年居住美国的经历，使他多少能超脱本民族文化的局限，具有更开阔
与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张歆海并非哲学家和思想家，其论述也有欠周密和严谨之处。然而，他的特点是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宣传上，而勇于把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去。
用现代新儒学观点来分析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都不免会带有民族政治文化的色彩。现代新儒学继承了儒家文化的传统，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和观点体现了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来自中国文化的声音。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自身的认识。2．无论儒家思想本身带有多少理想主义的色彩，张歆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国际事务的一种方法，并且，历史发展印证了他由此方法而推出的许多结论。
如何在中国传统与世界之间寻找结合点，张歆海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通过对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的分析，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预见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未来的价值。如汤因比所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人口，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最后，从中美关系的背景中看，张歆海的思想主张体现了一代知识份子的执着努力和独立人格。
人们看待事物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张歆海不附和美国国内当时的反共反华潮流，努力摆脱政治氛围给人们认识上造成的束缚，独立思考并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对中美关系的许多预见，不仅需要有一定的洞察力，还要有足够的勇气。在费正清沉默的年代里、在好友斯诺不得已移居瑞士之时，张歆海就已开始着书发表自己的见解。
张歆海的思想有很超脱的一面，他把中国的前途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用开放的视野来比较中外文化，不仅探寻它们的差异，也寻找它们的结合点；他不赞成共产主义，但能客观地看待新中国。他深深懂得学者的价值，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学者受到尊重并非因为他有更多的知识，而是因为从那些知识出发，他发展了坚强的个性及对他所认为适当、正确的事务的坚定不移的忠诚，他坚持他的信念而不顾后果是什么。”张歆海正是这样做的。
综上所述，张歆海在50至70年代初的活动和思想，其目的可以归为两点：1．推进中美两大民族的融合；2．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的“努力是公正的，也是坦诚的，某种程度上显然是痛苦的”在他的后半生中，他一直在为中国文化这个“既世俗又超脱”的百年课题寻求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