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政事疏
〔原文〕：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叙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熭（wei，去声），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和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令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旁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
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徵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依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移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已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
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一动而五业附，暖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 。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 也，又苦 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 也，又苦 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 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于，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是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舩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传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子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 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及太于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齐》，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谚日：“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于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札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
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太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 刖笞 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 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则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 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 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跌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CA>
〔写作背景〕：
西汉初年，经过镇压韩信、英布、陈狶等诸侯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异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但到汉文帝时，同姓诸侯王的封地仍然很大，力量很强，直接威胁着西汉中央朝廷的安全。贾谊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上呈给汉文帝的《治安策》中，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总结了汉初反分裂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经验，指出诸侯王封国的强盛必然导致谋叛作乱，暂时的安定只是表面现象，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一定会引起天下大乱。他进而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以保证中央政府的统治。后来的吴楚七国之乱等事件，证实了贾谊的预见。贾谊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思想是合乎历史潮流的。但贾谊的主张没有被文帝全部采纳。文章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个论点为中心，先论不这样做不行，再论这样做好处何在，层层深入，气势磅礴，以理服人，是论说文的典范。《治安策》全文很长，还论述了抗击匈奴等重要问题，
〔译文〕：
建立的诸侯国过于强大，必然形成中央与诸侯相疑忌的形势，诸侯已多次遭受这种局面的祸害，朝廷也多次受到诸侯叛乱的伤害，实在不是稳固中央政权、保全诸侯王国的办法。而今或者有皇帝的亲弟弟谋作“东帝”，或者有亲兄之子发兵西向，眼下吴王抗拒朝廷命令的事又被人告上来了。皇帝正当壮年，行事得宜，没有过失，对那些诸侯王恩德有加，尚且如此，何况还有一个最大的诸侯，其力量十倍于此呢。
然而天下尚能稍稍安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些大诸侯国的国君年纪尚幼，朝廷给他们设置的太傅和丞相，还正掌握着大权。数年之后，这些诸侯王大多将成年，血气方刚，朝廷委派的太傅丞相，会以身体有病为由被解职，于是诸侯国中从丞尉以上的大小百官，会全部安插诸侯王的亲信，像这样，同淮南王、济北王的行为还有什么两样呢？到那时再想天下太平，即使是尧舜再世也没有办法了。
黄帝说：“太阳当头时一定要曝晒物件，利刀在手时一定要宰割什么。”现在如果能够按照这个道理去做，求得下全上安很容易；不愿及早行动，日后弄到毁弃骨肉之亲，甚至送去杀头，难道与秦朝末年有什么两样吗？再说，处在天子的地位，乘着今日有利的时机，靠着上天的帮助，尚且担心不能转危为安，变乱为治，假设陛下处于齐桓公的地位，能不能大会诸侯、匡正天下呢？我又知道陛下是一定不能够的。假设天下如过去一样，淮阴侯韩堆仍在做楚王，黥布在做淮南王，彭越在做梁王，韩王信在做韩王，张敖在做赵王，贯高为赵相，卢绾在做燕王，陈狶在做代王，假令此六七公都还好好活着，在这种情况下，陛下即天子位，能自保平安吗？我有理由认为陛下是不能的。秦末天下大乱，高皇帝与上述诸公一同起事，他并没有如陛下那样作为皇帝侧室之子的势力以为凭资，诸公中的幸运者才能成为近臣，等而下之者只能作门客，他们的才能同高祖相比差得远了，高皇帝凭着圣明威武，登上了天子的宝座，分出肥沃的土地，封诸公为王，多的据有百余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是很厚的了，但在其后的十年之间，叛乱发生了九次。陛下之与诸公，没有亲自同他们较量并使他们臣服，也没有亲自分封他们为诸侯王。从高皇帝开始就不能以此求得一年的太平，所以我知道陛下也是无法得到安宁的。
但是还有一种可以推诿的说法：这些人本不是高皇帝的亲属。那么我再来说说那些皇亲。假令悼惠王仍做着齐王，元王做着楚王，中子做着赵王，幽王做着淮阳王，共王做着梁王，灵王做着燕王，厉王做着淮南王，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好好活着，在这种情势下陛下登上皇位，能太平吗？我又知道陛下是不能的了。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都认为同陛下是像平民兄弟那样的关系，我估计他们没有一个不想仿行皇帝的礼仪制度而自己做天子的。擅自封人爵位，赦免死囚，其中最为过分的人甚至用了皇帝的车马仪仗，汉廷的法令在他们身上行不通了。即使是行为不轨像厉王这样的人，命令他都不肯服从，召见他怎么可能来呢？即使来了，也不能绳之以法，触动一个亲戚，同姓王们就会相顾联合起而谋叛。陛下的臣子中，即便有勇猛如冯敬这样的人，刚刚开出口来，刺客的匕首就已经插入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有谁能帮助你处理这些事呢？
所以异姓王一定会引起危险，同姓王也必定发生叛乱，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异姓王恃强发动暴乱的，汉朝已幸而战胜他们，但又不改变之所以发生祸乱的制度。同姓王沿袭异姓王的行径而谋叛，已经有兆头了，象这样发展下去，必同异姓王完全一样。灾祸的变化，还不知会怎么样，贤明的陛下处于这种形势，尚且不能得到安宁，到后世还能拿出什么办法来对付呢？
屠牛坦之所以一天能解割十二头牛，而锋刃不钝，是因为他所批击剥割的地方，都在肌理肢节的缝隙之间。至于髋髀等大骨头，就一定要用斧头来砍了。仁义恩厚，就是天子的锋刃；权势法制，则是天子的斧斤。现在的诸侯王，都是那些髋髀之类，丢开斧斤不用，而想施以锋刃，我以为不是缺口就是折断。为什么不能用仁义恩厚去对待淮南王、济北王这些人呢？是形势不允许。
我曾总结过去的经验，发现大抵是强者先反。淮阴侯韩信做楚王，最强大，就最先反叛；韩王信倚靠匈奴，接着又反叛；贯高有赵国的资助，就又反叛；陈狶兵精，又反叛；彭越凭借做梁王的势力，又反叛；黥布利用做淮南王的条件，又反叛；卢绾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的封地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劳少但最为完好，同皇族关系疏远，却最忠顺，不是仅因为他秉性与众不同，也是形势造成的。假使当年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也据有几十个城市而封王，今天即使说他们已经因此而衰败，也是可能的；如果让韩信、彭越之流列为普通的彻侯，即使说他们至今仍完好也是不会错的。
那末天下之大计已经可以知道了。想要诸侯王都忠实附顺，则莫过于使他们都象长沙王；想要臣子不至于因为谋反而被剁成肉酱，莫过于使他们都象樊哙、郦商那样；想要使天下太平，莫过于多封一些诸侯，并减弱每个诸侯国的力量。力量单薄就容易使他们遵守朝廷法纪，国土狭小则不会有邪念。让天下之势，象身体指使臂膀，臂膀带动手指，没有不服从的。诸侯国的君主不敢有什么异心，象车辐归聚轴心那样，归心于天子，即使是平民百姓，也知道能够安心，所以天下人都会体会到陛下的英明。定出分割土地的制度，规定齐国、赵国、楚国各分为若干小诸侯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全都依次得到祖上所受的封地，一直到土地分完为止，其余梁、燕各国都照这样办。那些分地多而子孙少的诸侯王，可以让一些新建立的诸侯国，暂时空缺而搁置一边，等待他们有了子孙，再让子孙去做诸侯国国君。诸侯国因犯罪而被朝廷挖夺了大片土地的，就迁徙他们的侯国，等到封他们的子孙时如数尝还。诸侯国的一寸土地、一个辖民，天子都不据为已有，只是为了国家稳定而已，所以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廉明。分土制度确立之后，皇室宗族的子孙都不愁做不成王了，下面没有背叛的念头，上面没有诛伐的打算，所以天下之人都理解陛下对他们的仁爱。法令制订了无人触犯，命令发布后无人反对，象贯高、利几那样的叛谋就不会产生，柴奇、开章的反计也不会萌发，百姓安于本业，大臣更加恭顺，因此天下人都领会到陛下的法理用心。即使是年幼小儿做皇帝天下也会安定，甚至扶植遗腹子为君，或以亡君的礼服接受朝拜，天下也不会乱套，当代天下大治，后世歌颂圣明。采取一个措施，可以得到明、廉、仁、义、圣五项功业，陛下究竟顾忌什么而久久不这样做呢？
当今天下形势，毛病正如脚腿严重浮肿，一条小腿肿得和腰一样粗，一根脚趾肿得象腿一样大，平时无法屈伸，只要有一二个脚趾抽筋，就会担心整个身体失去依靠，错过今天的机会不治疗，一定会成为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无能为力了。毛病还不单是脚腿浮肿，还苦于脚掌扭折。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现在继位的，是堂弟的儿子；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现在继位的，是兄子之子。嫡系子孙有的还没有封地以使天下安定，非嫡系子孙反倒握有大权以威胁天子。所以我说，还不单有脚腿浮肿的毛病，又苦于脚掌扭折，本末倒置。可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种病啊！
贾谊简介及生平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西汉时期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由于当过长沙王太傅，故世称贾太傅，贾生，贾长沙。汉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其政论文《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在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汉高帝七年(前200年)，贾谊出生，这个时代正是西汉政权刚刚建立的年代，它既给贾谊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坎坷和痛苦。
贾谊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他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以读书习文为主。18岁时，他便以能诵诗书擅写文章而闻名于郡中。当时的名士河南守吴廷尉欣赏他的才学俱优，将他列置门下。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听闻河南守吴公颇有学识，且政绩卓著，便征召吴公为廷尉。汉文帝元年(前179年)，贾谊在老师吴廷尉的推荐下，被征召入朝，立为博士。一年之中，又被破格晋升为太中大夫。从此，22岁的贾谊便踏上了仕途，成为西汉政治集团中的一员。
汉文帝对贾谊很器重，在把他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又与诸大臣商议，想把他升擢为公卿，但遭到群臣的反对。此后，汉文帝开始有意疏远贾谊，并将他派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在政治上受挫的贾谊辞别了京城，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湿度大，自认为此去长沙将享寿不长，而且又因为是被贬谪，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将他召进皇宫。当文帝听完贾谊的一番宏论后，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过不多久，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仍对政事十分关注，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写下了如《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名篇。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人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怀王的太傅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非常伤心。一年以后，由于伤感过度，贾谊也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死时年仅33岁。
主要作品
贾子新书十卷，共五十六篇：
政论散文：《论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 辞赋：《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旱云赋》、《虚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