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锡渠
（一）
余锡渠，1917年1月23日出生于澄海县莲阳上社永平乡（今莲上镇永新村）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入私塾读了几年书，接受启蒙教育。大革命时期，他参加该乡农会领导的童子团，守栅门、管土劣，受到革命的熏陶。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高潮。余锡渠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参加第九区民众抗日自卫团分队长教导队的训练，得到共产党员陈锐志等的教育和帮助，从此，他“把出路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1939年2月，余锡渠由余仰韩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入党不久即担任了中共永平乡（现永新村）支部书记。他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巧妙地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以灰色的面目出现，联合组织守菁队，掌握乡里的武装。组织群众兴修水利、生产渡荒、互济互助，使农民得到实惠，同时，也使党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革命活动阵地不断巩固，使永平乡党支部成为潮澄饶平原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转动点。
1948年8月，余锡渠担任中共潮澄饶平原县委副书记。这一时期，他努力恢复发展党的文教阵地，建立新的革命转动点，发展地下民兵组织，打通了平原和山区的交通线，积极发动群众参军、借枪、募粮，为山地主力部队输送兵员、武装、给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经他的努力争取，闽粤边著名海盗乌森旧部杨英勇弃暗投明，投奔革命。汕头市警察局警察训练所中队长卓积基率队（87人枪）起义，震撼了潮汕全境，敌人十分震惊，一片混乱，群众则受到很大鼓舞。
1949年5月，余锡渠任中共韩江地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同年7月改任中共潮汕地委潮澄饶分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在南下大军压境、潮汕面临解放前夕，余锡渠受命以边纵代表的身份出面，同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第一纵队司令兼第一团团长陈汉英进行谈判。经过几次接洽，终于在10月21日夜谈判成功。23日，陈汉英公开登报，宣布率部起义。这次谈判成功，为我军解放澄海减少了阻力。10月24日，澄海县全境解放，余锡渠率队入城做好接管工作。10月25日，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潮梅行政委员会命令，成立澄海县人民政府，余锡渠被任命为澄海县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县长。1953年10月任中共澄海县委副书记兼县长。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余锡渠同志坚定信仰，对党忠诚，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革命斗争，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为澄海乃至潮汕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由于长期在复杂斗争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经受了特殊的考验和锻炼，其革命斗争艺术和领导才能得到全面提高，为解放后卓有成效的领导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
澄海刚解放，满目疮荑，百废待兴。作为第一任县长，余锡渠秉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为了消除澄海和潮汕地区的旱涝祸患，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平整改土、兴修水利、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工程上。治水——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这是余锡渠给澄海人民，也是给潮汕人民的最大贡献。
澄海地处韩江下游出海处。韩江分为十七道支流穿过澄海县境内（解放初期辖区），把澄海县分为一个个孤立的小洲，其水、旱、风、潮，灾害之严重，为粤东各县之冠。正如余锡渠在治水歌中写道：“暮春苦旱田断水，枯苗叶上飞螟蛾；初夏长夜风吹雨，荒土洋中浸稻禾；秋潮冬涸盐满地，洲中人民灾难多”。为了消除水旱灾害，他“下乡访农叟，恳切问温寒”；“朝涉莲峰水，暮登程洋岗”。每逢下雨，他就雨衣一披，骑着单车，从县城到海滨，从韩江上游到各支流下游，观察地势，了解水情。哪里高，哪里低，哪里积水，哪里可以泄洪，哪里怕旱，哪里可以引水灌溉，广泛搜集水文资料。他还拜访经历丰富的老人，吸取防洪御旱经验。经年累月，他的足迹遍及全县各个角落，对全县的水流、土壤、地势，作了深入的调查，日间深入农村，夜间钻研水利书籍，经多方征求意见，制订出澄海县兴水利、除水害的蓝图。按着这个蓝图，他带领澄海人民埋头苦干，“南断牛溪口，北截鲤鱼洲，西滩蓬洞河，东移沙坝头”，以“敢笑大禹无先例”的气概，把韩江流入县境的17条支流缩减为6条，兴修了许多排涝、灌溉、拒咸、防潮等工程，对海边十几万亩沙（咸）田进行了犁冬晒白，引淡洗咸，加沙改土，水旱轮栽，平整改良，综合利用，基本改变了澄海农田水利的落后面貌，一跃成为汕头地区水利先进县，确保旱涝保收。加上执行一系列的农业增产措施，1955年大旱之年，农业生产却获得了大丰收，澄海成为全国第一批双季水稻千斤县，1957年粮食单产甲全国。余锡渠在担任澄海县长期间，为改变澄海“春旱、夏涝、秋潮、冬涸”自然灾害频繁的落后面貌，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确实呕心沥血。他的功绩有口皆碑，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余锡渠于1954年6月以后，调任粤东行署农业处副处长、汕头专署副专员，1961年冬担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处书记。他到地区机关工作，地位变了，但仍保持和发扬在基层工作时的优良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他分工主管农、林、水方面工作，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亲临生产第一线，认真蹲点，以点带面。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潮汕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1958年春他带领专署工作组到澄海冠山蹲点，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平整改土，综合治理耕地。冠山平整改土的经验轰动全国，前来参观学习的有22个省、市代表团，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也来到冠山视察。1959年冬和1960年冬又先后在冠山搞作物间套种18种形式和扩大冬种作物的样榜。此外，还在外砂、苏南等地搞耕地园林化、种植区域化，进行现场示范推广，对发展全专区农业起着推动作用。
1958年至1959年冬春，为了彻底解决灌溉和交通问题，余锡渠带领澄海人民投入兴建“三桥”的大型建设工程。首仗建设外砂大桥（闸），他凭着多年治水改土积累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土办法，在沙质河床上用沙把基础平整之后，用贝灰沙土夯实联合桥基，将澄海的旧城墙拆来砌桥墩；港澳同胞和华侨听说要建外砂大桥，捐赠了大量的水泥；当时钢筋奇缺，只能利用“抗旱”存下的大小长短不一的钢材，由铁匠锻打接成桥面钢筋。大家群策群力，这座长620米、106孔的桥闸，经过奋战三十个昼夜就奇迹般地建成起来。紧接着，又按照建设外砂桥闸的经验，相继建成了莲阳大桥（闸）和东里大桥（闸）。“一年飞架三长虹”，“从此江水遂人愿，不向东去向西朝”，使澄海提早实现水利排灌自流化，同时也改变了汕樟公路的交通状况。
（三）
余锡渠一贯坚持求真务实，勤奋实干的作风，坚持不懈地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扎实工作，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领导农业生产、同各种自然灾害和困难作斗争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亲临现场指挥，果断解决问题。1955年3月干旱的时候，他到澄海县外砂领导封锁韩江工作。快要合龙的时候，已是下半夜，合龙口的一艘木船翻了，木船上有十二个人。余锡渠看到这个情景，说了一声“下水救人”，连衣服都没有脱，就带头跳入江中，把落水的农民一个个救上岸来。1956年夏天，韩江水暴涨。潮安庵埠的小长桥涵闸出险，眼看韩江东面澄海县的大片田地就要受淹。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他亲自跳进韩江的激流中，摸清出险的所在，对症下药，采取了抢险措施，使涵闸转危为安。这一天，他一直坚守在现场，从上午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点，连饭都没有吃上一口。1960年5月，揭阳县龙颈水库遭到七百多毫米暴雨的袭击，上坝的涵管口出险，附近的内坡一股劲的往下塌，有些地方下塌了十多米，大坝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余锡渠仍然坚守在大坝上，七天七夜不下火线，更没有好好地睡上一觉。涵管头出险时，他还亲自上前视察险情，研究对策。当地的干部和民工一再要把他拉回来，但都被他拒绝了。事后大家都批评他：“你是指挥员，不应该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他说；“指挥员不能光靠一把嘴，哪里最危险，就要到哪里去。光靠嘴巴喊冲啊，抢险啊，谁听你的！”
1961年秋刮11级以上强台风，席卷海潮，澄海全县海堤一百三十多处决口，十一万多亩水稻受淹。鸿沟大队受灾最重，海堤75处决口，一万多亩粮食作物仅30%有收成的希望。正当群众出现悲观消极情绪的时候，余锡渠赶到那里，帮助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带领干部和群众修复海堤，引淡洗咸，建议种上耐咸耐旱的地瓜；并提出用抗灾的干劲、绣花的功夫种好管好作物。余锡渠的意见切实可行，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生产很快得到恢复。结果，鸿沟大队受灾没荒情，而且还有大批地瓜出售，成为全专区生产自救的一面旗帜。
1963年春，全区发生大旱，很多地方秧苗插不下，春种难完成。余锡渠带领工作组到一些旱情最严重的社队去，亲临现场，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商克服困难和解决抗旱争水矛盾的办法，因地制宜地帮助解决问题，既保证春种作物能适时种好管好，又促进群众内部的团结。
“大跃进”那年，余锡渠对瞎指挥进行了积极而又巧妙的抵制。当时各地推广了“并禾”、“满天星”、“双龙出海”等“高产”措施，放高产卫星。省里组织到某县参观。该县自报水稻亩产平均达到3000斤，还放了一颗亩产六万斤的“高产卫星”。当然，现场免不了做些手脚，蒙骗了不少人，但明眼人是可以看出来的。省里一位负责同志问余锡渠：“你看亩产3000斤没有问题吧？”余锡渠默思良久，回答说：“我看亩产3000斤以下。”这妙语一出，引起了在场的人会心的微笑。会后，余锡渠对澄海的干部说：“全省学潮汕的经验，潮汕大面积种植每造才五、六百斤，高产田也不过八、九百斤。这些‘卫星’田，亩产不会超过四、五百斤。明知是假，还去学他？”他为了让群众了解“满天星”和“并禾”的做法不行，那年秋，搞了个很有意思的现场“示范”：一小片是“并禾”现场，几天后稻叶变质，还发出了霉臭味；一片是高密度植扶苗，同样几天后出现一些苗死了，一些苗叶子抽得很长，跟“并禾”同样糟糕。这一“示范”使各级领导的头脑清醒了，从而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
（四）
余锡渠担任领导职务以来，始终做到清正廉明，永葆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时刻关心群众疾苦。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人生的信条，真正做到关心群众比关心自己更重。
余锡渠常说：“一个干部职位的高低，不能说明一个干部的优劣。重要的标准是看你能否领导群众过好日子。”因此，他常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对群众生活、群众疾苦，总是关怀备至。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深入基层，为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日夜操劳。他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赞助给群众的公共福利事业，自己因营养不足发生水肿，也顾不得医治。地委领导送他住院治疗，他却偷偷跑到农村，同群众共艰苦，创造出很多生产渡荒的办法，帮助群众闯过难关。1961年12月，余锡渠回到家里，大队干部看见他身体又病又弱，弄来两条鱼给他吃，被他婉言谢绝。他说：“现在正是大灾之后，群众生活很困难，我不能闹特殊呵！”那年春节后，余锡渠在溪南蹲点，一个寒冷的夜晚，管水员在海头放水网鱼，意外地捕到一条28斤重的大鳗鱼。大家高兴地准备改善一下生活，告诉余锡渠：“中午一起吃，尝一尝乌耳鳗。”余锡渠听了十分高兴地说：“乌耳鳗煮蒜，好！”接着又补充说：“把它切成五十七块。”大家听了纳闷。他才说：“前几天不是查出有水肿病人57人吗？让公社干部挨家挨户送去，我们就不要留了。”大家领会他的意思，一一照办。
余锡渠调到行署以后，仍然保持当“赤脚县长”时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到行署任农业处副处长时，身上一条水布，脚下一双水陆两用拖鞋。当上行署副专员、地委书记处书记时，还是俭朴过日子。住的房子不大，陈设非常简单，一张睡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橱、一个皮箱。睡的木板床上，只有一张草席、一领薄薄的被子，一顶土改发的单人蚊帐。有一次，地委的负责同志到他的住房看望他，发现他盖的被子太薄，床上又没有东西垫，要给他拿一张棉被来，可是他坚持不肯要。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在家里住得太舒服了，就会不想下乡了。”他下乡短途常常蹬单车，穿是布衣，吃是淡饭。他自己艰苦朴素，不搞特殊，要求家属也这样做。解放以来，虽然他工作在城市，可是他一直让自己的妻子儿女留在农村，参加劳动。余锡渠在长期的地下斗争和游击战争中，积劳成疾，患了肾脏炎、胃溃疡等慢性病。有的同志建议他把家属接到城里来住，这样可以在生活上对他有所照顾。可是余锡渠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儿女留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能为国家创造财富，要是在城市闲住，就变成一个消费者，增加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他家人口多劳动力少，他就让小学还没毕业的大儿子，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了。他每次回家，总要帮助家里计划一下开支，绝不让生产队给他家庭有任何特殊照顾。他经常嘱咐妻子儿女：“你们是干部家属，社员和队干部很容易另眼看待，所以要更加谨慎。队里有困难，我们要走在前头，分东西却要退在后头。”他自己处处为他们树立这样的榜样。1957年初，村里办高级社缺乏资金，他将三百多元积蓄交给妻子投到社里。大队发电站发电时，先为一百多户社员装电灯，要给他家装两盏。他知道了，却对大队干部说：“我们村里有一千五百多户，等大家都有电灯了，再为我们家安吧。我们干部的生活不能超过一般群众啊！”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一家不仅以勤俭持家闻名，而且个个热爱劳动，热爱集体。他的妻子被评为“五好”社员，大儿子每月出全勤，从不拈轻怕重；女儿从学校回来，也参加辅助劳动，干活总是踏踏实实，后来大哥参军了，她就拿起哥哥的锄头，参加农业劳动。
（五）
余锡渠虽出身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从小就喜爱《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今小说，常跟乡亲谈古论今。他喜爱文艺，富有艺术天赋，善于结合现实生活，运用文化艺术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早在民主革命期间，他就运用文艺这个武器去揭露敌人，教育人民，创作出了《鳌鱼词》、《卖炭歌》等好多民歌，在民间广为流传。又通过组织灯谜会猜、摆“神前彩景”、游鳌鱼舞等娱乐活动来达到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目的。解放后，他高度重视地方文化建设，关心和扶掖文艺人才，为澄海的文化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创作了《阿姆半夜想前情》、《治水歌》等一批诗歌、小演唱，很受群众的喜爱和好评，他创作的“专员戏”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成为当时一道绚丽的文艺风景线。
1960年，正当我国遇到经济困难时期，余锡渠带领地委工作组到冠山蹲点，帮助群众渡荒。为了鼓舞斗志，坚定信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余锡渠亲自创作了潮剧《龙舌涵》，到澄海各地演出，受到观众的好评，取得明显的教育效果。接着，他又创作了《韩江水》和《滨海风潮》，均获得巨大成功。《滨海风潮》赴广州演出后得到广泛好评，《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先后发表了一批评论文章。该剧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家文化部又将其发给全国各剧种，有潮剧、汉剧、山歌剧、花剧、越剧等10多个剧团进行改编演出，影响甚广。他先后创作的大型现代潮剧剧本共有8部，其中7个被专业剧团搬上舞台。他的戏剧作品取材于农村生活，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色彩，具有生动的艺术语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特点，使人看了深受教益，起着良好的作用，被群众誉为“专员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剧本，不是脱产写作，而是他在工作繁忙之余，利用公余休息时间写出来的。
为了总结和介绍农业生产的成就和经验，普及农业科学知识，余锡渠创作了一大批农业科普诗歌，有的还配了画，刊于《南方日报》、《作品》、《汕头日报》等报刊。1962年，又组织举办了一场独具特色、颇具规模的《田间文艺》展览。展览会把科学与文艺巧妙地结合起来，采用了诗、书、画、文以及抽纱、嵌瓷、纱丁、彩灯、剪纸、香末塑、盆景等多种艺术手法，既形象地突出了展览效果，又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参观展览会达数万人，观众不仅来自广东各地，福建等地也专门组织农业、宣传文化部门人员前来参观。有“农艺文艺，并蒂花开”之称誉。
余锡渠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得到了中央、省、地区各级党组织的充分肯定。1963年春，中共广东省委树立余锡渠同志为模范党员，并向全省党组织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和干部向余锡渠同志学习。《南方日报》也在同年3月31日头版上作了报道。《红旗》杂志、《汕头日报》也先后刊登了余锡渠模范事迹的文章。1963年余锡渠当选为广东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又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余锡渠调任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正当他年富力强，能更好发挥才能为党为人民办更多事情的时候，面临着“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到来。他在“文革”这场浩劫中，受到诬陷和摧残，于1968年6月16日，被迫害含冤逝世，终年51岁。
余锡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人民谋利益鞠躬尽瘁。他对自己和家属要求严格，对群众疾苦关怀备至。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和人民公仆的本色，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模范地遵纪守法，不谋个人私利，呕心沥血为公为民。他的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的高尚品德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