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小说
哲理小说是法国启蒙作家创立的一种新型小说。这种小说虽有人物、情节，但它不注意环境与人物的细致描写，它以人物活动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方面的内容，把叙事、议论、抒情、讽刺融为一体，表现作家关于政治、法律、道德、文学方面的启蒙观点，富于哲理性。其特点在于艺术形象与这里的融合。
哲理小说是18世纪启蒙作家创立的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的目的不在于全面的描写个性和细致的描写历史环境，而在于以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教诲性的形式，使读者了解作者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它常常通过传奇的故事来影射、讽刺社会现实，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阐明哲理和宣传启蒙思想。其手法灵活多样，语言简洁，生动活泼；但由于忽视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描写，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成为作者哲学思想的代言人，因此作品也就缺乏艺术感染力。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狄德罗《拉摩的侄儿》、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等。
哲理小说-人物安·兰德
安·兰德(1905—1982)是史上最畅销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美国最为知名、小说和论著卖出册数最多的作家、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既是小说家，又是哲学家。其最具挑战意义的哲理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被誉为“继《圣经》之后对当代美国人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作为哲学家，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1.影响
兰德于1905年出生于俄国，1926年流亡美国。经过短短几年，她以非母语的英文写作在好莱坞电影圈和百老汇戏剧界成名，后来又通过报纸专栏、小说和哲学作品成为影响卓著的公共知识分子。1982年兰德去世，但她在美国公共文化中的影响却毫无衰减。她的弟子与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于1985年创立了“兰德学院”，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她的著作在去年销售达40万册。1991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月读俱乐部”联合主持的一项读者调查，兰德的哲学性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Shrugged)在“历史上影响力”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圣经》。1997年出品的长达两小时的记录片《兰德:一种生命感》(AynRand:ASenseofLife)，记述了她一生传奇般的经历，此片获得当年的奥斯卡奖提名。
2.新知识分子
《致新知识分子》一书，包括安·兰德一篇同名哲学论文和她的四部小说《生而为人》、《颂歌》、《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哲理片断精粹。论文《致新知识分子》，是安·兰德“客观主义”哲学体系概论，浓缩了其哲学精神精华部分。概而言之，她的哲学是一种理性的私利主义的现世生活哲学。“客观主义”以现实才是客观的绝对标准为理论前提，用安·兰德最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客观主义”内涵有如下本质:1、形而上学:客观现实；2、认识论:理性；3、伦理学:私利；4、政治:资本主义。其思想轨迹可以表述如下:客观现实是绝对的本质，要认识它唯有依靠理性，因此人的生存只能依靠自己的头脑，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人生而具有追求私利的权利，理性的自私是一种美德。
安·兰德宣称，“本书是为那些希望承担成为新知识分子这一责任的读者而写的”。谁又将成为新知识分子呢？作者回答:“就是那些乐于思考的任何男人女人。所有那些明白个人的生活必须依赖理性指导的人，那些珍视自己的人生，因而如同不愿将这个世界交付给黑暗时代和暴徒的统治一样，不甘屈从于在这个现代的玩世不恭的虚无的丛林中对绝望的崇拜的人。”因此，本书也就是“为希望获取关于存在的总体认识的人们而作”。反而推之，人们“关于存在的总体认识”是不是出问题了？是的。安·兰德回答说:“美国已经在文化上破产了”，智识阶层被“负罪、恐慌、绝望、厌倦以及无处不在的逃避气氛”所笼罩。
安·兰德梳理了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儿、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的哲学基础，认为他们都未能为一个理性的社会提供一种理性道德准则。在她看来，长期以来，人类无非以两种形式存在着:原始神秘的巫医主义和阿提拉(匈奴帝国国王，成功入侵罗马帝国的野蛮入侵者)主义。前者依靠感觉，后者依靠肌肉，共同点是两者都不需要头脑，取缔了理性。资本主义不能由巫医或阿提拉主义者的精神认识论来发现。可悲的是，现代知识分子依然操持巫医的原始话语。那么，新知识分子有必要检查自己的哲学基础，重新确认信念，然后为美国提供一种新的生存观，以结束巫医和阿提拉的思想统治。这种新的生存观乃是:人为了其自身的权利，既不是为了他人牺牲自己，也并非为了自己牺牲他人，而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以商人的原则自愿进行交换。
安·兰德的思想重申了以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反抗神秘主义、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必要性。她也并没有就人类理性、道德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挖掘。她尤其遗忘了对自亚当·斯密以来人类经济学思维的思考。自从有了亚当·斯密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资本主义就已经具备发展基础。而哈耶克强调“自由秩序”后，一个以自由市场为目标的放任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安·兰德身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的现实，并且正在波及全球。
3.用小说创造哲学
《生而为人》的主题是，个人对抗国家，个人生命的至高价值不容极权国家剥夺，因为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故事发生在前苏联。《颂歌》是对人类自我意义的重申，小说虚构了一个反面乌托邦性质的未来集权主义世界，“我”从人类语言中消失后代之以“我们”，人们用“他们”指代他人，这也是个反抗极权制集体主义的故事。《源泉》，其主题也是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人得以成立乃是因为个体的独立意志和创造精神。《阿特拉斯耸耸肩》(阿特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被宙斯降罪用双肩支撑苍天的擎天神)是安·兰德的最重要作品，其主题是:人类生存中思想的作用。假设人类的思想开始罢工了——像阿特拉斯这种以痛苦和折磨为报酬、将世界扛在肩上的人都罢工了——思想者的罢工将会给世界带来何种后果:阿特拉斯耸耸肩，地球将震颤不止。该小说充分证明了安·兰德的哲学精神:理性的利己主义的道德性。她用小说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哲学框架。
安·兰德说过，“我的哲学，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概念:人是一种英雄的存在，将自己的幸福当作他人生的道德目的。创造性的成就是他最高尚的行动，理性是他惟一的绝对标准。”她的小说在前，哲学论著(《客观主义认识论概论》、《致新知识分子》、《自私的美德》、《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在后，它们构成一种为完成作家创造“客观主义”哲学体系的互文性写作。《致新知识分子》这本书是理解安·兰德哲学的一个线索和一份概要。换句话说，其哲学精神已隐含在这些小说片断中，而她的哲学论著不过是其哲学体系更为具体的展开和更为系统化的界定、阐明。 安·兰德先是个哲理小说家，然后演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哲学家。
4.美国知识界的异类
被国内引进的还有安·兰德文集《理性的声音》，主要包括她的评论和她开始于1961年在波士顿福特会堂论坛的年度演讲，内容涉及哲学、文化和政治，均属“客观主义”思想评述性文字。书中还附有安·兰德精神继承者伦纳德·佩可夫撰写的五篇文章，属“客观主义”思想再阐释。
鉴于安·兰德是个从前苏联流亡美国的知识分子，为人的思想和自由而奋斗，构成了她终生的生命激情。但在美国知识界，她却是个并不受欢迎的人物，对相对主义者来说她是反动的，而保守主义者又攻击她激进，共产党诋毁她赞成资本主义，而教会又不能容忍她是个无神论者。福特会堂论坛对她的邀请，被看做是美国知识界为维护思想自由的难得的公平例证。而她一年一度的演讲，则被《纽约时报》称之为“客观主义的复活节”。一年一度，安·兰德的“粉丝”们从全美各地(后来是全世界各地)向波士顿汇集，美国普罗大众视她为新思想的源泉。
在演讲中，安·兰德继续指责美国在知识上的破产(摧毁理性)以及文化价值的丧失(对人的仇恨)，并不遗余力地开出“客观主义”的药方。她发起的乃是对当代美国的文化反击战，目的是捍卫美国开国元勋们关于人通过理性获得幸福的个人主义哲学基础，亦即美国资本主义基础，也就是安·兰德所说的“自私的美德”。
当安·兰德就阿波罗登月事件、越战问题、教育、医疗乃至玛丽莲·梦露之死发表评论时，其思想辐射因及时介入社会情状而显得更具现实批判力。早在50年代，就有她的学生替她创立了传播“客观主义”哲学的专门学院，结果大受欢迎，分支机构遍及整个美国。安·兰德著书立说、设馆授徒、大会演讲、介入式批评、专栏写作乃至频频参与电视“脱口秀”节目，最终把自己塑造成明星式的公共知识分子。
1962年，安·兰德每周一次为《洛杉矶时报》撰写专栏文章。这些文章在她逝世后结集为《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这也是中国读者首次接触她的思想。这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推出的书，因缺乏对作者必要的介绍，显然被读者错过了。专栏文章尽管就当时的新闻和文化事件发言，但安·兰德以史学家的视角，尽可能地发掘出事件超越时间性的基本原理。
专栏以《什么是客观主义》开篇。作者写到，在兰登书屋为《阿特拉斯耸耸肩》举行的推介会上，一位图书销售人员问她能不能用单腿站立的工夫把她的哲学本质讲清楚。安·兰德做到了——这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客观主义”四个本质，她的哲学的简明宣言。在《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一文中，安·兰德再次祭出个人主义的路标，抨击极权主义/集体主义“是野蛮人的原则”。这是一篇有关理性/私利的辩护词。
哲理小说-最早的哲理小说孟德斯鸠
法国乃至世界文学中最早的哲理小说, 是法国启蒙运动文学的先驱孟德斯鸠(1689—1755) 于1721年写的《波斯人信札》,它也是书信体小说的早期代表作．小说主要叙述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加旅居巴黎的10年生活．小说全用书信体写成, 计160封信．它叙述一些零星故事, 谈论一些人物, 借此阐发作者对政治、社会、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作者大胆地批判了国王的专制和上层官僚政客的残暴, 揭露了天主教会的欺诈和愚民政策的罪行．他的小说, 为8世纪以后的哲理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后的哲理小说的代表作有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和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等．这类小说, 目的不在于全面描写个性和细致描写环境, 而在于以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教诲性的形式, 使读者了解作者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