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的定义自我认同：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后现代”的西方社会，个体通过向内用力，通过内在参照系统而形成了自我反思性，人们由此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个体是依据个体的经验所反思性的理解的自我。“自我认同”假定了反思性知觉的存在。但自我认同并不是被给定的，而是作为个体动作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
自我认同是能够理智地看待并且接受自己以及外界，能够精力充沛，热爱生活，不会沉浸在悲叹、抱怨或悔恨之中，而且奋发向上，积极而独立。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在追求和逐渐接近目标的过程中会体验到自我价值以及社会的承认与赞许。既从这种认同感中巩固自信与自尊，同时又不会一味地屈从于社会与他人的舆论。 健康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人际关系有很好的适应能力，他们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需要与情感。
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人是符号化的动物（卡西尔语），人的自我意识自然要用符号形式表达出来。吉登斯用米德的社会符号学观点去看“自我认同”的语言表现。他认为，从语言形式上看，“自我认同”的支撑性的话语特征就是“主我!宾我!你”的语言分化。“主我”是个体积极的原初意志，它控制着作为社会联结的“宾我”；主我是一个语言的转换器，它从语言、概念或术语的网络中获得意义，形成主体性的话语系统，这是突显自我知觉的条件。“宾我”是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得到的一种他者的社会认同。但是，主我宾我（以及主我!宾我!你）的关系是内在于语言中的，而不是个体的非社会部分（主我）于“社会自我”之间的联结。因此，“自我认同” 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全部特质及其组合，而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认同在这里设定了超越时空的连续性：“自我认同”就是这种作为行动者的反思解释的连续性。这样，对“人”的理解则肯定依据文化的改变而改变。个体的认同不是在行为之中发现的，也不是在他人的反应之中发现的，而是在保持特定地叙事进程之中被开拓出来。如果一个人要在日常世界中与他人保持有规则的互动，那么其个人经历就不能全然是虚构的。因此为了保持自我感，我们必须拥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的观念。显然，“自我认同”的连续性是指在连续的自我和身体中，人的概念的持续感受。并且，自我认同的“ 内容”，即个人的经历由之建构的特质，也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改变而改变。
吉登斯不仅考察了“自我认同”的语言特征，而且还进一步考察了它与身体、耻辱感、尊严感、自豪感以及理想我之间的关系。
首先，关于“自我认同”与身体的关系。他认为自我当然是由肉体体现的。身体是一种客体，它是被自我意识赋予或注定要发生健康和快乐的源泉，但同时它也是疾病与紧张的温床。自我是感受对身体的轮廓和特性的觉知，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的起源，因为自我是自我价值的承担者。身体不仅是一种“实体”，而且是一种行动系统，也就是说，它被体验为应对外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模式。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
其次，自我认同与耻辱感、尊严感、自豪感之间的关系。耻辱感是行动者的动机系统的消极面。尊严感和自豪感则对自我认同的叙事完整性和价值充满信心。这是因为，自豪感根植于社会联结，它持续地受到他人的反应的冲击，而耻辱感源自于对自己身体在旁观者的注视下的与自豪感的紧张关系的情境。耻辱感渊于无法实现建构自我理想的期望，而负罪感是一种只要超我的约束受到违背时就会引发的焦虑。显然无论是耻辱感还是负罪感的存在都是与自我预设理想自我密切相关的。
此外，他还考察了“自我认同”与个人风格以及自我何以赢得自信"（也是现代社会中得到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等方面的关联。而“理想自我”就是“我想成为的自我”。理想的自我，可以说，它是自我认同的核心部分，因为它塑造了使“自我认同”的叙事得以控制的理想抱负的表达渠道。
从自我认同到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已成为当下流行于教育界、心理学界、哲学界（人生哲学、价值哲学）以及大众媒体之中的时尚性话语。那么，什么叫“自我实现”呢？现代性背景下的“自我实现”，是由美国现代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最先提出来的。马斯洛说，自我实现也许可以大致描述为充分利用和开发天资、能力、潜力等等。这样的人似乎在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美。自我实现源自于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个人自我发展的需要，它是继人的生理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等基本需要的优势出现之后而产生的最大力量和最大强度的总体需要，即自我完善这一人性的需要。由此而观之，个人实现乃是个人的最高价值。也因此，“自我实现”是很难做到的。历史上达致最高价值的实现的人，为数甚少，通常只有少数的杰出人物才可能称之为自我实现。那么，普通的常人何以可能自我实现呢？
“自我认同”的历程首先，自我可以看成是个体负责实施的反思性投射。自我的反思性投射是个体的反身意识作用的结果；没有自我的反身意识，自我就没有意义与价值。例如，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而是对自身加以塑造的结果。这样自我不是完全空洞的东西，个体存在着自我塑造的效率过程和心理需要，并且它们为自我的重组提供参数。因此，一方面，个体的变化依从他!她参与的重构的努力；另一方面，个体并非为了仅仅了解自身，他!她服从于更为广泛、更为进步的目标，即建构与重构连贯的认同感。
第二，自我形塑着从过去到可预期的未来的成长轨道。个体依据（组织化的）对未来的预期而“筛选”其过去的生活经验，并沿用着过去的经验。自我的轨道具有连贯性，它源于自我对生命周期的种种阶段认知。
第三，自我的反思是持续性的，也是无所不在的。个体会在每时刻，或至少在有规则的时间间隔内，不断地依据正在发生的事件而要求实现自我质问。作为有意识询问的问题系列的开始，个体习惯问“我如何利用这一保护的时刻”？这是现代性的“反思历史性”，它是自我观察的实践化艺术：如，现在发生什么？我正在想什么？我正在做什么？我正在感受什么？
第四，自我认同作为一种连贯性发生的现象，它被设定为一种叙事，为了使这种叙事变成鲜明的记述，也为了维持完整的自我感，日记、自传的写作与阅读成了处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寻求与建立自我认同的主要手段之一。因为成长中的自我，需要在名人或成功的人士那里找到自我的影子，并召唤自己去进行创造性的投入。
第五，自我实现蕴含着对时间的控制。与“时间保持对话”是自我实现的基础，因为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它是 使生命趋于圆满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伴随着对未来可能的生活轨迹的预期。或者说，它表现一个体如何把握其生命进程的自我设问的过程。这是因为，时间乃是自我意识生成的起点，人的生命必须在时间中展开，人的生命意识就是在时间中体验而升华出来的。人的自我发展、人的各种需要总是在时间中不断生成的，人的成长须经分离时期（肉身我从母体中分离出来而走向独立）、镜子时期（透过别人像镜子般地观照自己）、性别时期（确立做人或人生的游戏规则）、理想我的不断生成时期，这些自我成长的扩展都是在时间中推进的。因此之故，大凡能自我实现的人又大多是“对时间控制”和“与时间保持对话”的人。这正是自我实现的现实，因为时间总是使生命趋向于圆满的基本条件。因此，有自我实现感的人不应浪费那属于自己的美好光阴，也只有于此，面向未来尽可能地通过时间控制和积极互动的主动过程而秩序化，在此基础上，自我叙事的整体性得以建立。
第六，自我的反思性也拓展到了身体，身体也成为了行动的一部分，而不再是被动的客体。因为对身体的体验是把自我连贯成整体的手段，只有获得这种手段才有可能说：这是我生命的地方。
第七，自我实现可以理解为机遇与风险之间的平衡。由于自我实现乃是机遇和风险的平衡，所以在这种平衡的两端，一端是抓住机遇，另一端是回避风险。现实中，无数个个体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对你如何曲折和充满磨难，只要你想使自己的命运有好转，你必须超脱你的常规，结识新人，探索新观念，尝试陌生的路径。在某种意义上讲，自我成长所包含的风险，就是进入未知领域和未知地。可见，正是风险与自我挑战提升了自我的价值，行为使你的自我实现价值理想更进一步。
第八，自我实现的道德线索就是可信性，它的基础就是“对自己的诚信”。能够可信地行动不仅仅是依据尽可能有效和完善的自我知识的行动；它也意味着使真实的自我脱离虚假自我的困扰。因为对自己真实就意味着去发现
自己，就有助于去主动地建构自我。
第九，由于生命可看成是一系列的“过渡”。那么协调这些不断“过渡”之间的转变，对付这些不断“过渡”过程中所蕴涵着希望的风险，以求得个人危机所敞开的新机遇。面向生命的一系列的“过渡”，个体应适时地进入自我实现的反思性动员的轨道之中，并且依据这种轨道才得以跨越。
第十，自我发展的线路是内在参照性的：唯一显著关联的线索就是生命轨道自身。作为可信的自我的成就的个人完整性，来源于在自我发展的叙事内对生活经验的整理。这是一种个人信仰体系的创建，它为个人把“第一忠
诚给予自身”提供了手段。从个体建构与重构其生活史的方式来看，关键的参照点“来自内部”。
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述评吉登斯的“自我认同”思想标志自我认同理论的时空转向个体性、个体本位可以说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的确，在西方思想世界里，作为“第一实体”的“个体精神”—— —元素、原子、单子、个人、法人、逻辑变元、主体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被公认为是经常的、独立自足的；在西方思想之父—— 亚里士多德那里， 个体是“ 种”、“ 类”、“ 属”的基础；在西方“ 现代性”的视野里，“ 现代性”的“逻辑”，不过是感知依存于个别感觉，集合依存于个体变元，物种之遗传与变异依存于生物个体，国家依存于公民……现代集合论作为数学与逻辑统一的基础，从而也理解“世界的逻辑构造”的真正基础，乃是西方第一实体观念的行动科学表达：集合的基础乃是元素，此元素可以是低级的集合，也可以是个体，但归根结底是个体，所以集体又叫“个体域”。显然西方的个体本位的价值观的后设理念是个体最后的单元。总之，个体乃是存在的根基。个体主义导致化约式的本质主义；无限理性主义，导致作为终级实体— —上帝之死。正是这样的个体主义的“逻辑”，在“后现代”面临着“动态性”、“关系性”“关联性”和“共生性”之逻辑的挑战。个体主义的逻辑（孤立性、静止性和僵死性）并不能帮助人类找到自己终极存有的根据（导致了“上帝之死”：终极个体的上帝—— 并不存在）。
而吉登斯的“自我认同”思想，使我们看到了个体主义（或“个体本位”）之“现代性”给个体的生存带来的危机。个体的自我常常在断裂的时空情景中被撕成碎片，现代性的视野里，我们该如何形成自我的确定性而又稳定性的认同呢？我是谁？我存在吗？如何超越（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个体主义的限制，实现自我的重构？显然，吉登斯的“自我认同”思想尝试将个体置于断裂性、动态性、风险性、连续性和关系性的现代情景（实际上就是所谓“后现代性情境）之中。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吉登斯已经从“现代性”迈入了“后现代性”，因为他看到了自我（或个体）在“现代性”中的危机与挑战，所以他重新刻画了“自我认同”的新特征。
在笔者看来，正是吉登斯的这种努力，才实现了将西方“现代性”的“个体”（亦即自我、自我认同）纳入“ 后现代” 情境之中。虽然吉登斯不愿意将自己的“自我认同”理论与“后现代”联系起来，其实他的“现代性”就是“后现代性”，只不过他是将“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而已。因为在他看来，在高度现代性情境中，“自我认同”的机制一方面由现代制度所塑造，另一方面它也塑造着现代的制度本身。自我不是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性的实体。在全球化时代，自我认同一方面无法逃离其行动背景的地方性、本土性；另一方面，在后果和内涵上，都无可避免地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
然而，我们当下却生活在一个如此复杂、如此不成体系的时空社会里，正如吉登斯所概括的：现代性的认识论特征就是“时空断裂”。在如此变动不居的现象界内生存着的“研究者”，是无法确信任何“科学理论”的。因为现代的一切“科学”都以统计规律为导引，以解释“ 统计现象”为理论的目的，而这样的规律和理论在上述的不确定世界里，无异于康德的“先验理性”，我们个性化的经验几乎不允许被这些先于我们个人经验的理性规则“套牢”，这种套牢了的理性行为，既不是我们每个人真切的生活，也违反了个人的个性。惟一的出路是搁置这样的理论，“直面现象”。那么，何以“直面现象”？能否建构直面现象的“逻辑”？显然，吉登斯试图“回返到现象本身”：从静态的、决定论转向动态性的情境场域中对“自我认同”的刻画。于是他的“自我认同”过程是一个动态性的连续体，即如前所述，自我认同是作为行动着的反思解释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在他那里，自我的认同不可能是个体的独立的行为。个体总是处在不断地相互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个体的相互作用而联系确立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自我以及“自我认同”是在社会中形成与发展出来的，自我状况的执行功能也同样只有通过社会才能揭示出自我与自我认同发生作用的机制。
从个体性走向“关系性”的“自我认同”理论显然，我们不难发现，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通过尝试揭示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的既相生又相克的复杂关系，而重构西方传统的“自我认同”理论。吉登斯之现代情境中的“自我认同”，一方面是新条件下追求自我成就感的表现，它代表着个体超越制度制约的努力；另一方面又不过是现代性制度反思性的延展而已。个体对生活的有意识计划创造了自我实现和自我把握的方案，但与此同时也为原本外在于个体的现代性创造提供了力量延伸的空间。现代性，由于现代社会中制度解释具有高度的外延性，因此个体对生命历程的规划越自觉，则现代的控制力就会越大。其结果是，个体的经验会逐步被“存封”起来，变得与事件和情境越来越疏远，从而丧失生命历程的道德性。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吉登斯发现了在“现代性”情境下西方人之追求“自我认同”的“现代性”陷入了“悖论”。在个人主义主宰的西方社会，个体的“自我认同”的终极性意义的不可能性，个体何以会在“彼此关联性”的“共生”世界里、充满着仁爱的“道德”心性精神、生活世界里，得到终极性的认同。
吉登斯的“自我认同” 理论的致思方式，实现了在“后现代”的视野下对“现代性”的“自我认同”的新的探索和深度的反思。他竭力探索从个体性走向关系性的自我认同之路，超越了那种基于孤立静止的“个体”自身去寻
求自我认同的途径。
今天，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之频繁、密切已达到空前的程度，不同文化之间的整合在所难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种种共同的危机，全人类需要创造出一种融合各文化而成的共同价值系统。中华文化历来重视国家群体、血缘家族、家庭关系，侧重于自我在社会、群体中的“名分”和自我存在在“心性”世界中的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关注自我存在之间的关联性与彼此认同，以“ 无我”之我为自我存在和万有存在作为最高的人生境界。而西方现代文化里，素来以重视个人的独立性、尊重隐私、主张自我的生命权、财产权和道德、人格的责任伦理为绝对优先性。显然，以群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为代表的中西方两种文化的极端，都不适合人类对于未来的价值系统的重建。在未来的共同价值系统的建构中，中华文化可以做出重大贡献就在于，它有宝贵、丰富的价值资源，只是有待于我们在未来世界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过程中，挖掘出这种价值资源。不同的自我认同理论之间的殊途同归，一方面表明了，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之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致力于中西方“自我认同”理论与思想的对话，讨论如何建立世界人类共同的价值系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缘，我们当无比珍惜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