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积极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引起了湘鄂西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的不满。1932年1月，临时中央派关向应到达洪湖苏区，参加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并担任红3军政治委员。在夏曦主持下，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通过了包含着严重“左”倾错误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文件。这个决议案，不仅全盘接受临时中央提出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军事战略，而且进一步肯定了1931年夏曦提出的以最大努力和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武汉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大会以后的军事行动，完全是按照上述方针进行的。夏曦特别强调向武汉外围的应城、京山、云梦、孝感等地发展的重大意义，并要红军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争取中心城市而斗争。
1932年3月上旬，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命令红3军执行积极进攻战略，打下京山城，扩大新苏区。红军以一部兵力强攻京山未克，自己遭受很大伤亡。3月底，国民党军以4个旅进占襄河以北地区的瓦庙集一带村镇，红3军对该敌发起攻击，在七昼夜的阵地战中，敌人先后投入2万余兵力，红军虽前赴后继，顽强冲击，作战十分英勇，但因未形成优势兵力，战斗打成对峙，红军被迫撤出战斗。5月下旬，红3军奉命进攻国民党军第44师，将该师3个团包围在张家场地区，经连日激战，未能歼灭敌人。瓦庙集、张家场战斗，红军伤亡4000余人，打了一场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6月初，川军第21军向洪湖苏区进犯，红3军主力立即从襄北回师，以红7师进至下蚌猢地区打击左路敌军侧背，由段德昌率红9师进入东荆柯以南苏区中心区域，求歼中路敌军。6月中旬，敌1个师被红军小分队诱至新沟咀地区，红军以正面部队阻击，命骑兵部队秘密迂回至敌侧后，突然发起攻击，敌遭受两面夹击，溃不成军，红军紧紧追赶，在熊口一带将其全歼，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挺)。新沟咀战斗的胜利，是红军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方针而取得的。
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党代会以后红军作战失利，特别是瓦庙集战斗未打好，夏曦归罪于红3军中存在的所谓“游击主义”。1932年4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发布《关于改造红3军的训令》，全盘接受临时中央要求各苏区加紧进行“肃反”斗争的指示和其他苏区“肃反”斗争的经验，认为各种反革命派别都想打入红军进行破坏活动。从上述“左”的观点出发，夏曦把党内的两次内部争论说成是反革命派别的阴谋活动，从5月开始即进行第一次“肃反”，万涛、潘家辰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杀害，造成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人人自危的局面，严重影响了革命积极性和战斗力。
转战湘鄂川黔地区正当湘鄂西苏区进行大规模“肃反”的时候，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以其左路军10余万人，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以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兼任司令官，第10军军长徐源泉仕副司令官兼总指挥，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进”的方针，计划第一步进占襄北，将红3军压迫到长江和襄河之间，第二步全力围剿洪湖苏区，妄图歼灭红3军主力。
1932年7月中旬，敌人向襄北发起进攻，当时红3军主力正遵照中央分局的指示，在襄北的京山、应城、皂市地区寻求作战，在强敌进攻下红3军被迫撤出襄北。3月上旬，敌人实施以摧毁洪湖苏区中心区为目标的第二步计划。夏曦决定分兵两路，采取“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要红7师等部构筑碉堡，分兵把口，以阵地战阻击敌人，固守洪湖苏区；命令贺龙、关向应率红3军主力重返襄北去牵制敌人。红7师等部在洪湖苏区中心区实行固守决战，使苏区越战越小。9月上旬，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湾失守，并在杨林关、新沟咀等决定性战斗中，红军损失惨重，整个洪湖苏区中心区已被敌人占领和包围，夏曦感到在此狭小地区难以立足，于是决定突围。夏曦等率红7师突围后，于10月上旬在襄北大洪山区与红3军主力会合。留在洪湖苏区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不久也被迫转移，洪湖苏区完全丧失。在此前后，湘鄂边、巴兴归、裹枣宜、鄂西北等苏区也相继丧失。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红3军到达大洪山后，中央分局因丢掉洪湖苏区，怕受到中央的指责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反对，只得在山区无目的地往返游击。10月下旬，得悉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西进的情况后，才决定红3军转移至洲鄂边。11月初，红3军1.5万人由大洪山向北越过桐柏山，经豫西南、陕南，沿鄂川边境南下到达湘鄂边，行程7000里，一路上克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疾病侵袭以及第二次肃反造成的严重困难，广大指战员出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坚强不拔的精神，完成了艰难的转移任务。1933年1月，红3军先后攻占鹤峰和桑植城，准备恢复湘鄂边苏区。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慑于红军声威，表示愿意以让出部分地盘为条件，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都表示同意，认为这对红军也是一个体整和开展群众工作的很好机会。但夏曦以反对“革命不彻底”为理由，坚决不同意，并强令红3军立刻向陈部进攻，结果反被敌人击败。红军被迫退出桑植，返抵鹤峰休整，取消红8师编制，将撤出洪湖时失去联系后转战远安地区的卢冬生的独立师编入红3军。
红3军刚刚来到湘鄂边，夏曦又借口一些指战员要求“打回洪湖去”的意见是“改组派”破坏恢复湘鄂边苏区的路线，立即进行第三次“肃反”，先后捕杀了军委主席团成员、红9师师长段德昌，参谋长王炳南等大批干部，使红军又一次遭受重大损失。段德昌是湖南南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又参加南县、华容和石首等地的农民起义，领导游击队在江陵、天门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是洪湖苏区创始人之一，建立正规红军以后，一直担任领导工作，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过多次坚决的斗争，在洪湖苏区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被害时年仅28岁。
这时的夏曦，觉得什么组织、什么人都靠不住了，共产党、青年团和苏维埃政府己被反革命所把持，其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在他把持的中央分局会议上，不顾其他领导同志的反对，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政府的决定，井继续进行第四次“肃反”。敌人利用苏区和红军忙于“肃反”之际，调集兵力围攻红3军，红军又被迫离开湘鄂边，转战湘鄂川黔边地区，历尽艰辛，部队由洪湖出发时的1.5万人减至3000人左右，处境十分困难。1934年6月，红3军占领贵州沿河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举行会议，初步批判了夏曦的“左”倾错误，决定在红军中重建党团组织，恢复政治机关，并在黔东创建新苏区。9月，包括沿河、西阳、德江、印江、松桃5县，纵横约100公里，人口10余万的新苏区已建立起来。黔东苏区的刨建，为红3军建立了立足点，同时为与红6军团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