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居士传
六一居士传
欧阳修
原文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客曰:“其乐如何?”居士曰:“吾之乐可胜道哉!方其得意于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然常患不得极吾乐于其间者,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其大者有二焉,轩裳圭*组劳吾形于外,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虽然,吾自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恻然哀之,赐其骸骨,使得与此五物偕返于田庐,庶几偿其夙愿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复笑曰:“子知轩裳圭*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于彼者已劳矣,又多忧;累于此者既佚矣,幸无患。吾其何择哉?”于是与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区区不足较也。”
已而叹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尝用于时矣,而讫无称焉,宜去二也。壮犹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难强之筋骸,贪过分之荣禄,是将违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负三宜去,虽无五物,其去宜矣,复何道哉!”
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传。
译文六一居士最初被贬谪到滁州山乡时,自号醉翁。年老体弱,又多病,将要辞别官场,到颍水之滨颐养天年,便又改变名号叫六一居士。
有位客人问道:“六一,讲的是什么?”居士说:“我家里藏了书一万卷,集录夏、商、周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盘,又经常备好酒一壶。”客人说:“这只是五个一,怎么说‘六一’呢?”居士说:“加上我这一个老头,在这五种物品中间,这难道不是‘六一’了吗?”客人笑着说:“您大概是一位想逃避名声的人吧,因而屡次改换名号。这正像庄子所讥讽的那个害怕影子却跑到阳光中去的人;我将会看见您像那个人一样,迅速奔跑,大口喘气,干渴而死,名声却不能逃脱。”居士说:“我本就知道名声不可以逃脱,但也知道没有必要逃避;我取这个名号,姑且用来标明我的乐趣罢了。”客人说:“你的乐趣怎么样呢?”居士说:“我的乐趣可以说得尽吗!当自己在这五种物品中得意忘情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迅雷劈破柱子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湖原野上奏响九韶音乐,在涿鹿大地观看大战役,也不足以形容自己的快乐和舒适。然而常常忧虑不能在这五种物品中尽情享乐,原因是世事给我的拖累太多了。其中大的方面有两件,官车、官服、符信、印绶从外面使我的身体感到劳累,忧患思虑从里面使我的内心感到疲惫,使我没有生病却已经显得憔悴,人没有老精神却已衰竭,还有什么空闲花在这五种物品上呢?虽然如此,我向朝廷请求告老还乡已有三年了,(如果)某一天天子发出恻隐之心哀怜我,赐还我这把老骨头,让我能够和这五种物品一起回归田园,差不多就有希望实现自己素来的愿望了。这便是我标明我的乐趣的原因。”客人又笑着说:“您知道官车、官服、符信、印绶劳累自己的身体,却不知道这五种物品也会劳累心力吗?”居士说: “不是这样。我被官场拖累,已经劳苦了,又有很多忧愁;被这些物品所吸引,既很安逸,又庆幸没有祸患。我将选择哪方面呢?”于是和客人一同站起来,握着手大笑说:“停止辩论吧,区区小事是不值得比较的。”
过后,居士叹息说:“读书人从年轻时开始做官,到年老时退休,往往是有等不到七十岁就退休的人。我素来羡慕他们,这是我应当离职的第一点理由。我曾经被当朝任用,但至今没有值得称道的政绩,这是应当离职的第二点理由。强壮时尚且如此,现在既老又多病,凭着难以支撑的身体去贫恋超越的职位俸禄,这将会违背自己平素的志愿,自食其言,这是应当离职的第三点理由。我有这三点应当离职的理由,即使没有这五种物品,离职也是应当的,还要再说什么呢!”
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传。
作者简介欧阳修(1007~1072年)【注音】 ōu yáng xiū ,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汉族,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欧公一带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写作背景欧阳修写这篇《六一居士传》时,已经六十四岁,自二十四岁应试及第,授西京留守推官,步入仕途,已整整四十年。他以其毕生精力献给了赵宋五朝。现在,既老且病,春蚕丝尽,蜡泪将干,应该得到休息的机会了。更何况,四十年中,群小与新党中人交相煎迫,以至三度贬官,历尽宦海风涛;到了暮年,还经历了“濮议”之争的惊涛骇浪:宋仁宗死,无子,欧阳修时在朝廷,与韩琦等议立英宗。英宗是濮安懿王赵允让的亲生子。濮王死后,英宗按例追赠尊亲。有人认为,英宗只能称生身之父允让为皇伯,不能称父。欧阳修力辟其非。御史弹劾欧阳修“首开邪议”,欧阳修著《濮议》来反驳。这场宫廷风波使欧阳修“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此时求去,完全是出之于至性真情。写这篇文章后一年,他才获准致仕;又过了一年,病逝颍州。他仅得一年的琴棋书酒之乐便溘然长逝。以后事证今言,再读这篇《六一居士传》,谁能不为这位老人的晚年遭际愀然动容?这便是文中真挚之情具有感发力量的明证。
结构层次第一段,简要交代自己更号的情况。
谪滁时自号醉翁,现在来知蔡州,又更号六一居士。
作者从初贬夷陵时自戒“无饶河,益慎职”,到谪滁时号醉翁,“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再到知蔡州时更号六一居士,陶醉于五物之中,这反映了他的官场经历和心路历程。由早年在政治舞台上的充满朝气、奋力拼搏到中年被贬后安于职守、与民同乐,再到晚年时的急流勇退、修身养性。这种历程在封建士大夫中非常典型。
第二段,通过主客对话,表明更号“六一”的原因。
先由主客问答交代清楚何谓“六一”,“六一“就是: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再加上“吾一翁”。这使我们想起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因为门前种了五棵柳树,“因以五柳为号焉”。不管是爱好琴、棋、书、酒、金石,还是爱好柳树,都从正面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一种高雅的艺术情趣,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于功名利禄的淡薄。接着,文章又通过主客问答,进一步申说这样陶醉于五物是否是逃名的问题。客人引用《庄子·渔父》是愚人欲自逃其影的典故来说明名是无法逃避的。作者深知名不可逃的道理,他也并不想逃名,他之所以取名为六一居士,主要目的是“聊以志吾之乐尔”。于是,极自然地引入到了下一层意思的讨论,即五物之乐何如?
作者先说明沉醉于这五物之中,可以做到“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专心至极,能不受任何外物干扰;接着说明“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真可以说其乐无穷;再接下去,作者又申说,世事之中有两种累赘,使他不能“极吾乐于其间”,“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行文至此,才说到关键处,这才是欧阳修一再要求退休的真正原因,也是他沉醉于五物、取号六一居士的真正原因。
但问题尚未最后解决,客人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官场事务固然能劳累其形,琴棋书酒金石难道不会劳累其心吗?作者的回答是:“不然。累于彼者已劳矣,又多忧;累于此者既佚矣,幸无患。吾其何择哉?”官场事物不仅劳形,而且常有不测之祸,十分令人担心。至于悠游陶醉于五物,不仅安逸舒适,还有安全感,不会带来任何祸患。那么选择哪一样不是很清楚了吗?
第三段,作者由此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三宜”)。
第一条,“老而休”,是必然规律;第二条,“讫无称”,表面上是谦虚,骨子里是牢骚,是对“受侮于群小”的不满;第三条,“贪过分之荣禄,是将违其素志而自食其言”,是儒者功成身退、知足常乐思想的必然结果。因此,最后归结到即使没有五物可以欣赏,他也要归隐。
总之,这篇文章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乐趣,说到渴望退休,反映了欧阳修晚年厌倦官场生活,想归隐的思想,有其豁达开朗、淡泊明志的一面,也有明哲保身、远身以避祸的一面。(主题)
精华赏读1、形式别具一格。它没有像一般的传记那样,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问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起伏、情感真切。
2、语言既平易晓畅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既喻为自然界的多种事物和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嘈杂事物,真是奇妙之喻!作者能对之置之而不顾,深刻地说明了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
质疑交流1.<醉翁亭记>
问:贯穿全文的主线是什么?作者是如何围绕它层层展开记叙的?
答:作者围绕“乐”这一主线展开:
(1).亭之概况(环境、亭名由来),抒发“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
(2).亭之美景(自然美:朝暮图、四时景),“乐亦无穷”;(人情美:滁人游、太守宴、众宾饮、太守醉)照应“乐亦无穷”。
(3).游亭之乐(游人去,禽鸟乐;太守了其乐——与民同乐)(主旨)
相关资料(1).传记资料。
宋史·欧阳修传(节录)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洪溜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成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略)
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宫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略)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目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日:“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惰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2).鉴赏资料
《六一居士传》赏析
善于谋篇的作家,都重视文章的结尾。举凡一篇的胜义,全文的主旨,精辟的议论,乃至警策的语言,往往安排在结尾处,使人读完全文,或留下深刻的印象,或产生无穷的感慨,或引起联翩的浮想。所谓掩卷沉思,低回击节,起坐彷徨,种种艺术效果的取得,虽不能说完全系于一结,那精警的一结却起了重要的作用。像这篇小文,以“六一”命篇,中心意旨却并不在表现作者晚年徜徉琴棋书酒之间的至乐,而在于表明亟于辞官归老的心情;结尾“三宜去”,才是一篇幅的归趣。前面写“六一”之乐,只是一种向往,一种追求;这种“乐”只有在辞官归老后才能变为现实。预想“六一”之乐,旨在求得“三宜去”之早日得到理解和实现;把“三宜去”安排在结尾处,才能感动人心,引起同情,求得宋神宗及其执政者“恻然哀之”。因此,文章的题面虽然是“传”,其实不是一篇记叙性的传文,而是一篇借议论以抒情的散文。
这篇文章除了感情真挚动人之外,还深寓人生哲理。当作者对“客”说明更名“六一居士”的含义后,
“客”指出他企图“逃名”,并引《庄子·渔父篇》的话,讥诮他这样做是“畏影而走乎日中”,法将“疾走大喘渴死”,而名终不可逃。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无不想捷高科,干名位,汲汲于事功。一旦有了高科名位,才发现名位与劳苦忧患俱来,名愈高忧劳愈甚,居位愈久愈不可自拔,真所谓春蚕作茧,徒以自缚。欧阳修在北宋中期享大名数十年,深谙个中消长盈虚之理。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客”所引《庄子·渔父篇》那段话,还有两句没有直接说出来,这就是“处阴可以休影,处静可以息迹”。人要逃避自己的影子,最简单的办法是从阳光下站到阴处来;人要是怕见自己的脚印,只消停下来不走,那脚印自然消失。这里的“处阴”、“处静”,隐喻息影林泉,摆脱物累世虑;对于欧阳修来说,便是辞官归田。这话虽从客人引述道家之言中隐约其辞地泄露出来,其实就是欧阳修对人生哲理的清醒体认。这段客主问答,是十分含蓄的悟道之言,妙在引而不发,言而未尽,特别引入寻绎,耐人咀嚼。
从上面分析过的三点——巧妙的谋篇、真挚的感情、隐寓的哲理——来看,这是一篇文思十分缜密的短文。但作者写来,似乎信笔所之,轻松疏淡,娓娓而道,绝不经意。这就是文章家常常说的“举重若轻”,是欧文的一贯风格,不过在这篇《六一居士传》里体现得更为充分。文章第一段自叙其更名的因由(“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作平静的叙述;最后一段论“三宜去”,从议论中抒情。这两段文字仅占全文中四分之一;而以四分之三的篇幅设为客主问答。这种构局可谓精心结撰。客主问答的体例出于板重的汉大赋。但作者为什么要在一篇小文中采用这种形式呢?说仅仅出于模仿,那是唐突古人。试想,这一大段中包含的内容,如果不用这种设为问答的特殊形式而改用直接议论抒情,该多么板滞沉闷!用了这种形式,使文情顿生波澜,起伏荡漾,变板滞为活泼多姿,化沉闷为轻松流走,借问答而层层推进。所谓“举重若轻”、“娓娓而道”的风调,不是全赖此客主问答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吗?“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那一段精彩的答词,连用四句形象化的描绘以写其悠然自适的专注之情,文势多么酣畅开扬!“于是与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区区不足较也”,把一场内容严肃的对话结束得多么轻松活脱!论古文者,向有“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八所引萧墨《经史管窥》)之喻。欧阳修的散文,确乎如沦漪层层,波澜荡漾;虽多唱叹,出以曼声,不为狂涛海啸;然疏淡安详之中,又非止水如镜,而是时有微风飘忽,吹皱一池春水。
(赖汉屏文:《古文鉴赏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有删节)
欧阳修的散文、辞赋和四六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但四岁丧父,生活贫困。其母郑氏亲自教他读书,以芦秆代笔,在沙上写字。郑氏还常对欧阳修讲述其父生前廉洁仁慈的事迹。良好的家教对欧阳修成长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欧阳修24岁进士及第,次年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人,声同气应,切磋诗文。后入京任职,勇于言事,风节凛然,一度被贬夷陵县令。仁宗庆历年间,他积极参加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又被贬往滁州等地。到48岁方召回京师,晚年官至参知政事。65岁致仕,定居颍州,次年病逝。
欧阳修博学多才,诗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天下所仰慕。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他以这双重身份入主文坛,团结同道,汲引后进。在当时的著名文学家中,尹洙、柳尧臣、苏舜钦是他的密友;苏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荐;而苏轼、苏辙、曾巩更是他一手识拔的后起之秀。由欧阳修来肩负革新文风的领导责任,正是众望所归。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
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
厉的批评。宋仁宗在天圣至庆历年间曾三次下诏诫斥浮靡文风,而当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更是对西昆体
视若寇仇,他专门写了《怪说》三篇,猛烈攻击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列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石介的观点对太学生的影响很大,于是以太学生为主的青年士子随之而矫枉过正,竞弃西昆体华美密丽之文风,走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形成了风行一时的“太学体”。“太学体”虽然提倡古文,反对骈俪,但其自身怪僻生涩,也不是健康的文风。所以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必须反对“太学体”。宋仁宗嘉祜二年(1057),欧阳修利用主贡举的机会,对文风险怪的士子痛加排抑。经过几年的努力,“太学体”终于销声匿迹了。
从柳开、穆修到石介,复古主义的文论都有重道轻文、甚至完全把文学看作道统之附庸的倾向。欧阳修则与之不同,他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
“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他认为“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又认为“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书》)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见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余”也颇为赞赏(《六一诗话》)。
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同时也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好了基础。他在洛阳结识尹洙后,便有意识地向尹学习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样化。欧阳修对待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学养和辛勤的实践使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词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绝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关。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