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主义
巴枯宁主义
19世纪中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巴枯宁为主要代表。宣扬绝对的个人自由，否认任何权威，反对一切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建立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 孙凤武
摘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完全否定了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产生了某种片面性和消极后果。今天，我们有必要结合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对当年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做出更为科学的判断和评价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完全否定了拉萨尔和巴枯宁在工人运动中做出过某种贡献的事实，完全否定了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这固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说法与做法有关，也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盲目崇拜有关。今天，我们有必要在全面探究拉萨尔、巴枯宁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活动，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在不同时间和场合所做过的不同评价的基础上，结合一个多世纪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结合当代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对当年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做出更为科学的判断和评价。这不但对于正确认识和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且对于真正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 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拉萨尔（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出身于德国犹太富商家庭，少年时代曾被称为神童，青年时代在柏林大学学习过黑格尔哲学，后来成了律师。他在欧洲１８４８年革命期间，投身于革命运动，为马克思所领导的《新莱茵报》工作过，并曾被捕入狱。在１８４９年２月至５月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四次以《拉萨尔》为标题，在《莱茵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声援过拉萨尔的斗争。革命失败后，他继续从事律师工作，完成了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办理离婚案的工作，伸张了正义，获取了良好的名声。当沉寂了一个时期的国际工人运动在六十代年初开始复苏的时候，拉萨尔积极参加了德国工人运动，于１８６２年和１８６３年先后发表了《工人纲领》、《公开答复》等小册子。１８６３年５月担任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而此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远离德国的英国，主要从事理论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尔在德国工人中的名声和影响，自然要超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当然，同马克思相比，这个小七岁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有着严重的不足和弱点。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理解是肤浅的，他所写的《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没有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藩蓠，只是重复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些话，并按黑格尔的样子来修改赫拉克利特，没有自己的创见。马克思把这本书叫作小学生的作文，不是没有道理的。拉萨尔对于政治经济学也缺乏深入研究，尽管马克思多次向他解释过自己的理论，并请他帮助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但他始终不能理解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末所完成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懂剩余价值规律和工资规律，只是谈论货币是价值的符号，这类流行过多年的一些简单常识。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准，显得简单、粗俗。他的斗争策略虽然强调了现实主义，但又常常是同机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以致迷恋于“合法手段”，过分相信当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险些将工人运动引向歧途。他本人在个性上又显得轻浮、夸张，喜欢别人奉承自己，企图成为工人运动中的独裁者。这样，马克思从一开始，对拉萨尔的活动就持有批评态度。如果说在１８５９年对农民战争的评价[1]p571-575，对意大利战争的评价[1]p556-559和在１８６０年对拿破仑第三的间谍福格特的评价［２］p30-37，对攻击当时沙皇俄国对外扩张政策并揭露帕麦斯顿政府对俄妥协政策的英国保守派政论家乌尔卡尔特活动的评价[2]p538-549等问题上，马克思还主要是批评拉萨尔的浅薄、虚荣心和“犹太人的庸俗”的话，那么，在1862年马克思当面批评拉萨尔提出的“依靠国家帮助工人建立合作社”的策略[3]p370-371之后，二人之间的矛盾便极其尖锐起来，其间又交织着马克思向拉萨尔“借债” [2]p632-633和马克思要求拉萨尔帮助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1］p423所引起的个人纠纷，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已“无可救药”，以致断绝了来往。１８６４年拉萨尔在一次决斗中去世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主义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批判态度，矛头集中在其策略上，而这种策略又被当时德国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所接受。拉萨尔在《工人纲领》和《公开答复》中，在批判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阐明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开展政治斗争的必要性的同时，宣扬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老生常谈，声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只是围绕平均工资上下波动，无法摆脱贫困。怎样才能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实现工人的解放呢？拉萨尔开出了两个药方，一是“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一是“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拉萨尔的信条在他去世后的十几年间，一直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即拉萨尔派信奉着。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７５年得知他们的老朋友李卜克内西所领导的德国工人组织――爱森纳赫派要与拉萨尔派合并，并在纲领草案中采用了许多拉萨尔派的提法时，便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马克思写了有名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也写了一封措词尖锐的批判信。马克思的学生和追随者李卜克内西等人在接到“批判”后，认为从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合并时做出一些妥协，保留拉萨尔派的某些对整个工人运动无害的提法还是必要的，便没有采纳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德国两大工人派别终于实现了统一。
今天，人们应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可否从中引出必要的教益呢？第一，马克思之学识渊博和雄才大略是拉萨尔所无法相比的，但无可置疑的是，拉萨尔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事实上，马克思尽管从总体上否定了拉萨尔，但也常常理性地肯定拉萨尔的功绩，甚至说拉萨尔把德国的工人运动从十五年的沉睡中重新唤醒。［３］p370在五十年代初于伦敦过流亡生活期间自称“完全是与世隔绝”［4］Ｐ２０６的马克思曾激动地说，在德国本土，“拉萨尔是唯一还敢于和伦敦通信的人”［5］。在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信中，马克思动情地表示：“我对拉萨尔的死这个既成事实直到现在还不能信以为真！”称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智力，有毅力、有志气和十分年轻的人”［6］p425。恩格斯也曾称拉萨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１］p564，并认为“应当为拉萨尔派说句公道话，他们开展了积极的活动”［7］２６２。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做了激烈地批判之后，在国际社会主义，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全盘否定拉萨尔的倾向，以致在近几十年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拉萨尔成了“反面教员”。这就失去了客观公正性。人们不难发现，人类思想史上的这一现象：创建某一学说的伟人的信徒，往往比伟人本人更加肯定伟人，而否定伟人的一切反对者或异己者。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形成了对马克思的全面肯定乃至个人崇拜，却又忽略了马克思对拉萨尔曾做过的肯定的方面。今人已经认识到对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危害及其严重后果，而对于其他伟人同样不能搞个人崇拜这一点，却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马克思总是把自己当成普通人，当成有血有肉有情感，具有人所固有的弱点的人。他反对人们把他当成圣人，把他的理论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把他的每一想法、每一句话都当成真理。在他听说有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谈论“马克思主义”时，非常反感，曾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３］p474。这不但因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教条主义地理解了他的理论，而且因为他反对人们把他当成神来崇拜。他还坦率地向朋友承认过，自己“生来就缺乏耐性”［4］Ｐ３１２，有时因为“怀有十分特殊的厌恶心情”，而对人“所作的评价并不完全公正”。 七十年代中期，马克思一家人疾病缠身，这使他“变得容易激动”［8］Ｐ６３０。当得知追随他的爱森那赫派与拉萨尔派准备在妥协的情况下合并时，说了一些气话，人们不能以此做为评价拉萨尔的依据。［２］p623第二，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的革命性和灵活性之高于、胜于拉萨尔主义斗争策略的改良性和妥协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曾在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占了统治地位的原因所在。但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策略的批评是有些偏颇的。人们知道，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尖锐地嘲笑了“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主张。他在通信中，还表示了对争取普选权和进行议会斗争之不以为然［２］p336，并认为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最需要的是停止搞官方恩准的鼓动。”［7］Ｐ１５７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工人阶级政党利用现有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来进行有利于工人群众的改良活动，包括建立由国家予以一定帮助的合作组织，在某种条件下做出一定的妥协，并不一定就是“幻想”和“上当”，而在努力“实现”某种改良，做出某种妥协的过程中，可以教育广大工人群众，锻炼阶级队伍，这与工人阶级政党最终夺取政权的目标并不一定相悖。马克思本人也并非一次也不以资产阶级或统治阶级政权所认可的合法方式来进行斗争，如１８４９年２月他在科伦法庭为莱茵地区的民主主义者进行“胜诉”的辩护发言，就是如此。在１８５９年关于意大利战争问题上同拉萨尔的争论中，他也并不反对与当时的统治者对话。由他提前审读过而由恩格斯撰写的《波河与莱茵河》一书，卓越地分析了战争各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其中对战争攻防的地形、路途、要塞的科学分析，令许多军事家吃惊。恩格斯出了许多主意，如说“是否真正占有到波河为止的这一平原，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保有四个要塞而使我们必然受到极强烈的敌视，使法国人同２５００万意大利人结成同盟，这难道对我们有利吗？”；“我们在这种场合所必需要的要塞构筑得愈早愈好”。［9］p254｀280｀292须知，当时德国工人阶级处于无权状态，工人运动处于马克思所说的沉寂时期，恩格斯在这里是在为谁献策，是不言自明的。马克思在七十年代初，对他长期以来坚持的“只有用暴力”的说法进行了补正，认识到在某些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１0］p179虽然马克思曾认为哥达纲领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错误纲领，恩格斯甚至预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１1］，但不久他们看到，哥达纲领在广大工人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心目中，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区别，合并后的党也壮大起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便一改初衷，而没有在当时公布他们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积极支持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帝国议会议员的竞选活动，并赞赏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议会中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发言。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恩格斯认识到：“我们在国外根本不能决定新的群众鼓动工作的尝试现在是否合适以及它的时间和内容等问题，这应该完全交给我们在德国的同志们去做，……而我们应该服从他们的决定。”［１2］p108他还郑重指出：“必须根据情况进行活动，或采取合法形式，或采取非法形式”。［１２］p463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初，党要对自己的纲领重新讨论时，恩格斯才决定公开发表马克思当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在他的晚年，更明确地认识到了灵活运用革命的两手的重要性，不赞成盲目地拒绝改良和妥协的做法。面对合并后的德国工人阶级政党所开展的强大的、有成效的合法斗争，恩格斯甚至认为“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１3］p610后来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都曾利用过沙皇杜马和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来进行过合法斗争，做过一定的妥协。事实上，就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程度和阶级力量对比而言，工人阶级政党不可能立即夺取政权。党的最佳选择不是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而是利用争取到的合法地位开展合法形式的斗争，甚至与统治者达成某种妥协，以促成必要的社会改良和社会进步。拉萨尔当时同德国反动首相俾斯麦进行了几次密谈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有把工人运动引向依赖反动政客的危险，并曾诱发了个别拉萨尔分子（如奥伯温德）成为密拿俾斯麦津贴的内奸，但连对此强烈不满的马克思也认为拉萨尔本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的［6］Ｐ４５６，这显然同所谓的“出卖”是两回事。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经过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西方国家大都实现了普选权，而用恩格斯晚年的说法，这正是当年德国工人给世界各国工人的一件“最锐利的武器”[１3]p601。资产阶级国家也并非单纯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它还承担着广泛的社会职能，例如对于广大工人的养老保险和失业救济，就受到了当代西方各国政府的广泛重视，一些地方的劳动者所组织的生产合作社，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第三，以唯物史观为哲学世界观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经济学基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直至今天仍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中科学性最强，比包括拉萨尔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更为深刻的理论，但由此否定那些虽然浅薄却并非错误的理论，就有些过头了，并势必造成不良后果。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猛烈批判“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时，称“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前句话同人们至今还公认的“劳动创造财富”的意思是一致的，马克思自己也曾讲过：“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１4］，“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１5］。拉萨尔派的那句话当然是浅显的，用当年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不能认为凡浅显的东西就都不是真理。马克思在讥讽拉萨尔派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时，指出应从社会总产品中扣出消耗掉的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的追加和后备基金等。其实，对这三项扣除，连普通人都懂得，不能设想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的拉萨尔派不懂得。拉萨尔派的意思同《国际歌》中所说的“一切归劳动者所有”是一样的。当年马克思就曾将拉萨尔视为经济学家，在给他的信中说：“政治经济学，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还有待建立，为此不仅需要我们两个人，而且需要一大批人。”［１］p546至于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一说，诚然是一种肤浅的理论大杂烩，远不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工资论科学．恩格斯在八十年代就说过：“拉萨尔虽然有时也把这个规律表述得相当正确，但是在运用这个规律时多半是把最低工资说成是正常工资。”［１２］Ｐ６６６然而，拉萨尔的本意是强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出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中的那些与己不同的提法，那些与己不同的语言和命题，只要符合客观实际，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并在大方向上有利于广大工人、农民的解放事业，就要善于与之共存，在实践中，通过讨论和争论，通过对比，来使之提高，并使自己获益。有时，那些从科学性的要求上看不那么精确的提法，由于通俗反而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不能认为一切新的思想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反省自己，吸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优秀成果，与时俱进，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现代科学的发展所提供的思维方式表明，对于同一客体的反映，可以有不同的描述方式，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这些不同的描述方式和表达形式，既可能有正误的区别，也可能有准确程度的差异，还可能是在不同的时空坐标下所做的不同的测量，或设定了不同的参考系。同是描述量子力学运动规律的海森堡矩阵力学方程和薛定锷波动力学方程，在内容与形式上是很不相同的，但在数学上等值。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是对传统的机械决定论和绝对一元论的重大挑战，他的老师玻尔在用哲学观点对此做出解释时提出了“互补（并协）原理”，给人们以很大启迪。本来，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些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曾注意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解答，是可以同马克思主义“互补”的。当年列宁曾指出，孟什维克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但有时真理却在孟什维克方面。他直言不讳地说过：“在个别场合，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例如，１９０７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马的问题上就是如此。”［16］但遗憾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常常陷入唯我独尊、固步自封的境地，对非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完全拒斥的态度，把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看成是色调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一个重要教训便是，由于曾将一切不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甚至不以列宁主义的语言来讲话的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通称为“资产阶级政党”，将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当成“资产阶级思潮”来批判，完全否定了其中包含的合理成分，这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又脱离了相当多的工人群众，这是造成共产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走进了低谷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巴枯宁（１８１４――１８７６）青年时代曾是沙皇俄国的一名军官，学习过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１８４０年到西欧后不久，即受普鲁东主义和魏特林主义影响而倾向革命。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爆发后，他积极参与了对欧洲反动势力的斗争，先后参加了布拉格起义和德累斯顿起义。革命失败后，他被引渡到俄国关在监狱中。狱中写了《忏悔书》和请求减刑书，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１８６１年，巴枯宁从流放地逃到英国，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认识到马克思远比普鲁东和魏特林高明，是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最主要的领袖。他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出版，并准备翻译《资本论》第一卷。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也不完全赞同。他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却只是停留在谈论抽象的人性、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的水准上。他追求的是绝对的个人自由，认为“国家和任何政府按其实质和地位来说，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他说：“人们称我们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并不反对这个名称，因为我们的确是任何政权的敌人”。他还宣称要“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威，一切特权的、特许的、官方的和法律的影响，即使它是从普选中产生的”。他早年说过的这一句话，表现了整个无政府主义的心态：“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17］p213`324`.223`.3巴枯宁的这类信念，势必流于空想，而在工人运动中，这种空想必然带来祸害，这自然要引起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的不满。而由于巴枯宁个性中的孤傲，喜欢专断，盛气凌人的弊病，造成了两个人后来私人关系的恶化，在巴枯宁力图争夺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权时，便演成了激烈的冲突。
应当说，马克思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强有力的。在１８７２年海牙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将巴枯宁开除后不久，巴枯宁出版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马克思当即将该书找来进行批判性地阅读。当巴枯宁质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时，马克思回答说：“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１8］p634巴枯宁主义者幻想在革命成功后，立即消灭国家，只会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落回资产阶级的手中。巴枯宁的那个遭到马克思激烈批判的“废除继承权”纲领，是从《共产党宣言》上剥下来的，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废除继承权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治统治，而在巴枯宁那里，则去掉了这一前提。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把废除继承权只当成一个革命的鼓动口号，那也没有什么可过多责难的，因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把一些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无法实现或难以实现的要求，在自己的活动纲领里提出过，这对于团结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唤起其斗争意识，是必要的。还应看到，某些政治幻想，会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扫除。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所写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中，曾经指出：“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首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必须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学说。其次，关于无政府状态、消灭国家的学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１8］p578同马克思一样热烈赞颂巴黎公社壮举的巴枯宁，曾在巴黎公社出现前半年多的里昂公社期间，要求“解散一切现行的市政机构，由一切联邦公社中的拯救法兰西委员会取代，后者在人民的直接监督下行使一切权力。”可以看出，巴枯宁在这里实行的并不是他的无政府主义！当然，无可否认，马克思对于巴枯宁的人格所作的批判，带有两人之间私人怨恨的色彩。马克思在给他的女婿拉法格的一封信中说：“巴枯宁对我个人不怀好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俄国丧失了任何影响，那里的革命青年是跟我走的”［8］Ｐ４３６（引者按：这些“革命青年”的代表吴亭，在几年后就经沙皇的恩准成了俄土战争中的军火商）。对于马克思的这种个人情绪，他的“第二个我”、同样坚决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恩格斯曾劝告说：“如果你激烈反对这个俄国人的阴谋，那你就会无益地刺激工人（特别是瑞士工人）中数量极多的思想庸人，并会损害国际”［7］Ｐ２２１，意在使对巴枯宁的批判不致因个人情绪而显得过分激烈，从而离开“完全公正”。恩格斯还说过：“马克思和我本来差不多就象巴枯宁一样，是老早的和坚定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8］Ｐ２４２。从两人关系史上看，比马克思长四岁的巴枯宁，早在１８４８年革命之前就在巴黎与马克思相识。在五十年代巴枯宁被关押时，马克思还认为他“是进步的世界主义的最纯粹而慷慨的代表之一”［１９］在六十年代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至西欧时，曾专程拜访马克思。马克思在１８６４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巴枯宁时曾称：“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6］p17`18四年后，巴枯宁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称自己“从事的就是你在二十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的事情。……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17］p154可见，两人的观点并非没有共同之处。即使在两人关系破裂之后，巴枯宁在激烈攻击马克思的品格和个性的同时，也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马克思热情地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并正确地指出“任何光都有自己的阴影，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缺点”［１7］Ｐ２３２。后人在谈到马克思对巴枯宁及其主义的斗争时，常常把这一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导致绝对颂扬和赞赏马克思，绝对排斥和摒弃巴枯宁。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拉萨尔的评价上尚能表现出理解和宽容，有人甚至从总体上肯定了拉萨尔，但在对巴枯宁的评价上，却表现出相当的偏执。到了第三国际的时代，大多数共产党人不但完全摒弃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还把巴枯宁视为“阴谋家、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出卖革命的叛徒”。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办的《新莱茵报》在１８４８年夏曾误传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奸细，而随即便公开纠正了这个错误。而在后来巴枯宁因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被捕在狱中写的两份白纸黑字的《忏悔书》和《请求减刑书》时，似乎把巴枯宁叫做“叛徒”，便可谓铁证如山了。但是，如果人们把他在“忏悔”中并未见出卖革命同伴，在“忏悔”之后，又逃到国外继续从事反对资本主义世界，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活动这一事实联系起来，再把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一些进步人士对反动统治者在某些情况下采取的“敬重”态度的若干事实联系起来，就会对巴枯宁在狱中所犯过错的程度有不同的评价。比巴枯宁大十几岁的俄国大文豪、大诗人普希金，被进步人类一致认为是具有民主思想和同情被压迫劳苦群众的正义之士，但他也几次给沙皇写信，赞颂过沙皇的“美德”！做为巴枯宁同代人的马克思在流亡布鲁塞尔时，曾在写给反动的比利时国王的信中称自己是“深怀敬意地有幸成为陛下最忠实的仆人”［4］Ｐ６２３，并签署了一份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意见的保证书。比巴枯宁晚几十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们，尽管是一些赫赫有名的革命者，却也不得不象别的杜马代表一样违心地宣誓过“效忠沙皇”！对这些革命者或正义之士贬低自己而向最高统治者赐予美言的举动，有谁曾说是“阿谀奉承”或“背叛”呢？。其实，当年马克思并未把巴枯宁在沙皇监狱中的“忏悔”看得很严重。在１８７０年２月马克思就从《莫斯科新闻》上知道了巴枯宁在１８５１年向沙皇尼古拉表示效忠的“忏悔书”了［７］Ｐ４３３，但在１８７２年１０月以马克思为“灵魂”的国际工人协会召开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开除巴枯宁的理由也只是“他是同盟（引者按：指在国际内部进行分裂活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１０］Ｐ１７３，而未说他是叛徒。
然而，正是在对巴枯宁一片谴责声的氛围中，夹杂在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一项有价值的内容，不但被当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忽略了，也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略了：已经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执掌政权者只能是少数人，这少数人是否能以真正反映、体现多数人的利益呢？未必！巴枯宁当时说：“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马克思对此做了一个巧妙的反驳：“就象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１８］p638但马克思这里没有回答，那些“委员”或官员，是否能代表本阶级利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对于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是如此，对于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掌权的国家也是如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资产阶级政权的代表人物总有些不同于资产阶级中多数人利益的特殊利益，其中许多人在不能代表众多资本家的利益，而只顾谋取私利时，往往被资产阶级抛弃，这种现象并非罕见。同样，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已经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掌权者不能代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利益，从而被抛弃的情况，前苏联共产党及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之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掌权者与非掌权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权力和权利，因而毕竟有某些不同的利益。这就既会出现少数官吏背离人民利益的情况，又会出现整个官吏集团背离人民利益的情况。当年列宁看到了“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２０］，这就必然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曾提出过“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在１９６５年又提出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诚然是错估了当时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甚至是混淆乃至颠倒了是非，并在实践中证明是有害的，但却反映了掌权者未必能代表全体劳动群众利益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由此可见，巴枯宁当年提出的问题，是有深远意义的。可以这样说，巴枯宁已经预见到病症之存在，但片面地诉诸“人性”，认为不需要政府，取消一切强制，靠人们的善良、自觉，就可以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这就开错了药方。列宁已感受到了病症的严重性，他把病症归结为旧世界的余毒对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和群众文化水平太低，而未能在短短的的有生之年，开出医治病症的药方。毛泽东深深体验到了病症的表现，却在晚年片面诉诸“阶级性”，把一切现象都往阶级斗争的框架上套，给所有他所不满意的现象，包括官僚主义现象和并非官僚主义的现象都贴上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标签，并在实践中，把民主政治弄成为在对领袖一人绝对信仰的前提下，实行不要组织领导和法律法规的“群众运动”，用“打倒阶级敌人”的方法加以“消灭”，从而既开错了药方，又下错了药。然而，不能因此而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掌握政权的人未必都是特定阶级或特定主义的代表，有些掌权者既非代表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又非代表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其所代表的只是自己或某个集团的利益！恩格斯当年说：＂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１３］p629，这话对他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特别是对已夺取了政权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因为这里的社会的代表者只能是掌权的少数人，他们如何代表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呢？这是迄今为止尚未解决好的一个问题．从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看，无一例行地出现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这里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是在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尚未达到极大高度而使社会成员分化为少数职业管理者与广大被管理者这种历史条件下所必然产生的，并非某个阶级所特有，即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也不能注定会避免此类现象。人们如果只用阶级观点或只从意识形态出发看问题，以为无产阶级一经执掌政权，并有先进理论做指导，就会立即消除一切丑恶和不幸，或以为无产阶级政权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只能是偶然的，并且只是资产阶级或其它剥削阶级“传染”的，就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包括此类现象在内的众多的社会现象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