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诗
《教育诗》是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安·谢·马卡连柯用文学形式写就的，反映了作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办并领导高尔基儿童劳动教养院的教育历程。 此书1925年开始写，1935年全部写完，全书共分三部。第一部于1933年首次刊登在莫斯科《苏维埃文学》第三号上，1934年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出单行本。1935年《教育诗》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第一次发表。之后又合订或单行再版多次。此书是马卡连柯的教育文艺作品，以作者主持高尔基儿童教养院的活动为素材加工写成，主要体现了作者教育流浪儿的工作经验及其教育方法和主张。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顽强的斗争，终于把一大批坠入泥坑的少年儿童挽救出来，不仅事迹感人，而且是教育上的一大胜利。此书和马卡连柯的教育革新及成就，在苏联和全世界都很有影响，高尔基撰文曾称“他是一位天才的教育家”。
《教育诗》因为是文艺体裁，对我国许多读者说来并不陌生。建国后此书曾译成中文本，除《马卡连柯全集》外，也曾出版单行本并多次印刷。因此，除许多文学爱好者之外，广大有心计的教育工作者也熟悉此书。在五、六十年代，有相当一批青年学生也喜欢读它，对作者马卡连柯也充满了敬慕之情。可以说，马卡连柯及其，作品《教育诗》、《塔上旗》……在我国是有很大影响的。
《教育诗》的第一部描写的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煎熬之后，苏联流浪儿童在旧俄国原有的二百多万基础上又大大增加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也为了孩子们，决心把大批犯罪的流浪儿童收留下来，进行改造、教育和培养。1920年9月，马卡连柯受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之委托，在没有人员、没有校舍、没有资金、没有设备的情况下，来到离波尔塔瓦六公里的松林空地，办起了最初并无人正式承认的“高尔基儿童劳动教养院”。马卡连柯在书中坦率地表露不愿意坐在省办公室里，渴望到教育实践的第一线，他也意识到在培养新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材方面，不能用革命前的办法，“要用新方法造出新人来”，这是一个新课题，对马卡连柯说来也不例外，因此人们大都不知从何处着手，但他勇敢地担起了重任。这第一部就是叙述教养院初建的过程。起初，在被盗一空的原童犯教养院废墟上，连教员带院长总共只有四个人，办起了新的教养院，第一批孩子是六个，以后陆陆续续增加，教养院的穷困，师生衣服的褴褛，浑身的虱子、疥癣，一片肮脏……总之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吃穿成了大问题，学童们染上了盗窃、流氓、抢劫、赌博，汹酒等龌龊东西，到处是愚昧无知的人，周围又多土匪。马卡连柯完全相信可以和孩子们“达到互相的了解”，尽管他手里并没有现成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他确信：“理论应该从我眼前发生的全部现实事件里去归纳出来”。
书中也谈到，在教育实践中，马卡连柯也有过“从教育学的绳索上失足跌下来”的现象——动手打了最捣蛋的学生札陀罗夫，以后也有学生坐“禁闭”、被开除等，但学童们生活中普遍感到院长对学生的“爱”，以及尊重学生人格的情感，正是这伟大的“爱”和人格的尊重，使学童们并不恨他，使被赶走的学童相继又回到教养院，如巧包特回来时说：“……我还是要待在教养院里，我再也不动刀了”。工作中马卡连柯虽然也有过走投无路的时刻和绝望的念头，但他没有放弃事业，始终不渝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正如他写的“无以复加的穷苦、虱子、冻伤了的脚，都不能妨碍我们幻想美好的未来”。
书中描写了马卡连柯摸索着建立并锻炼学生集体的经过。他对每个学生的性格、脾气、缺点、长处都分析得透彻，观察准确细致。他在人员缺乏的情况下，把学生分成几个联队，指派了队长，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让学生集体做了大量工作，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待条件成熟，及时变指派队长为选举队长，并在有些联队不设固定队长，培养学童能指挥别人也能被别人指挥的习惯，树立集体中的民主作风。他经受了千辛万苦，终于为教养院争得了建立共青团的权利。不知他在这过程中受到了多少冷遇!共青团、联队集体在整个教养院的工作里，起到了任何别的组织起不到的作用。然而，为此他也受到不少指责，理由就是教育学里没有这种先例，童犯教养院不配建共青团。
应该说，在高尔基儿童教养院里，马卡连柯所领导的许多活动是独刨的，不符合当时教育学的条条框框，尤其不符合省里某些儿童学者的观点。那些居于高位的“教育家”们，死抱着僵死的理论和儿童学观点，不去了解也不愿意了解实际情况，只是一味地非难他，攻击他这也不行，那也不对，不懂理论等等。甚至有不怀好意者，在抓不到实际的攻击内容之后，竟然利用手中的权力，摆出一副旧官僚的老爷架子，下令把马卡连柯抓起来，原因就是他不按照上司老爷的指使，一步一趋地惟命是从。他是个有头脑的人，要自己去工作，独立观察、分析问题，这是教育工作者极宝贵的品质，因为他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有独立工作能力的新人，不是为旧衙门培养奴仆。
第二部写的是高尔基儿童劳动教养院健康成长的过程。到教养院初建后期，教养院扩大到特烈普凯田庄，开垦了六十多亩土地，种上了冬小麦、春小麦、马铃薯、甜菜……摆脱了饥饿处境。经过马卡连柯不辞劳苦地活动和全体师生的艰苦努力，租到磨坊，买到马匹，建立养猪场……出乎预料地使人感到“教养院竟一天天显著地富有起来，而具有殷实的、有条不紊的先进企业的气派。”由于经营有方，不但救活了自己，并且与周围的农民发生了新的有益联系。
自然，对孩子们的品貌教育并非一帆风顺，常有反复，甚至也出现少数人的死亡，但绝大多数，通过教养院的教职员、学童集体和马卡连柯本人的百折不挠地奋斗，象舰船一样不脱离航道。从初期的简单上课，讲故事，进而成立剧团、建立剧院，提高了孩子们使用语言和表演的能力，也提高了其文化素养。这一切逐渐吸引了城乡各行各业的许多人士。教养院送出一批批学生进哈尔科夫工农中学学习，“教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变得有文化……已经没有一个学童再会怀疑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教养院里萌发了文明建设的幼芽：修整院落，购买新家俱，建立花园，学童们自觉地纠正起村民们的秽言秽语来。省里有人曾不止一次以视察“纪律”、检验“方法”为名到教养院来……最终也不得不说：“你们的集体非常出色”，“这真是一种奇迹”，“但……您的方法仍然是很不好的”。可见马卡连柯面临的人为困难不象物质条件那么容易改变。
第三部写的是教养院迁往库里亚日及其改造的过程。省里人也承认，那里极端愚昧、堕落、贫穷、恶臭……马卡连柯毅然放弃刚开垦出的土地，来到库里亚日。教养院集体便是他进驻库里亚日并对它进行改造的最得力助手，因而对它的改造并不象初建时那样困难。他说：“风格和格调永远遭到教育‘理论’的白眼，然而这却是集体教育中一个最主要的部分”，“许多儿童机关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形成一种风格，没有形成习惯和传统”。
不久教养院征服了旧库里亚日，建立了更庞大、更坚强的集体，在新学校建立了马房、猪圈、木工场、金属加工场……孩子们成长很快。马卡连柯的确为国家挽救了不少流浪儿，减少了不安因素，培养了大批祖国有用之材。其中有工程师、医生、飞行员、教育工作者、工艺师、工人、土壤改良家、党的工作者……教养院的成功，引起大学生、工人，新闻界和国外的注意，高尔基也曾亲自到教养院来参观。
马卡连柯在教育实践中丰富了教育理论，创造了教育技术，为此也受到指责。他曾说：“我和我的技术的处境并不见得比伽利略和他的望远镜的处境更好”。“象从前一样，仍旧有许多严厉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责骂我们，向我们证明：我们不应该犯错误，我们应该正确地生活……”。马卡连柯的回答是：“关于教育的问题和主动性的问题，你们没有资格来批评，你们根本不懂得这些问题。”
他认为，“教师沉默寡言算不上什么缺点，实事求是，不辞劳苦，有真才实学，有工作能力，孩子们就会对他表现出最大的敬意和爱戴；相反的是，不管你多么亲切，说话多么动听，态度多么和蔼，工作却一事无成，处处表现出不通业务，那么除了蔑视之外，你永远不配得到什么。这种蔑视有时是宽大的，含着讽刺，有时是暴怒的，含着无比的憎恨，有时是执拗的，含着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