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启
启，史称夏启，生卒年不详，夏禹子。禹病死后继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在位9年，病死，葬于安邑附近（今山西省夏县西池下村里）。
子继父位家天下
舜晚年的时候，禹完成了治水的大业，于是他带着妻子，到外地出游去了。他让禹在他走后接替他的职位。那时有个习惯，老首领让贤以后，为了让新首领行使权力，早日树立威信，使民众的心逐步转移到新首领身上，老首领要离开都城，去过普通人的日子。
帝舜虽然让位了，但人民因为他的政德，仍然惦念他。在他一百岁的时候，到南方巡游，突然患病，死在了苍梧山（今湖南宁远县南）噩耗传来，国中臣民无不悲哀。
大禹听到此讯，也是悲痛欲绝，亲自率领众大臣，以隆重的礼仪，为舜建造了陵墓，并在苍梧山修庙祭祖，这就是至今犹存的零陵和舜庙 (今湖南宁远县)。
大禹殡葬了虞舜，带娥皇、女英二妃返都。二妃痛不欲生，当船过湘水时，竟双双投江而死。人们不忍说她们死了，而说她们变成了湘水神，因此称作湘妃。
大禹品德高尚，治水有功，深得万民的拥护。舜去世后，大禹正式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这就是夏朝的开始。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个国君。
大禹当上夏朝的国君后，没有忘记肩负的重任，没有忘记天下的长治久安，虽然身居高位，却不贪图享乐。为了治理天下，他还经常外出巡游，了解民情。
大禹在巡视期间，看到多数部落首领对他毕恭毕敬，可是也有的部落首领并不把他这个领袖放在眼里。他便下令各部落把所有的铜贡献出来，用这些铜铸成了九个大鼎，象征九州。每个鼎上铸着各州的地理出产、珍禽异兽，然后将九鼎运至宫中，号称是镇国之宝。各部落首领定期向禹王进贡时，都要向九鼎致礼。拥有九鼎的禹王，当然也就成了九州大地的主人。这九个鼎流传下来也就成了封建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铸鼎的故事告诉我们，禹时手工业和冶炼技术已得到了发展。
夏禹开始在部落联盟中拥有无上的权力，九鼎的铸成，使他有机会把这权力强化和神圣化，使它更加巩固，以便把各部落统一在一起。
禹王晚年有一次在茅山(今浙江绍兴)召集各部落首领，想借商议大事之名再显示一下威风，巩固他对各部落的控制。说来也巧，这次大会刚开始，就给了禹王一个树立权威的机会。原来是离茅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部落，叫防风氏。这防风氏对禹王的权力并不尊重，因此开会时，故意很晚才来。禹王见此情况大怒，下令处死了防风氏。各部落的首领见禹王是这样威严，个个俯首贴耳，唯禹王之命是从。
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最初，人们推举在帝舜时就掌管刑法的皋陶，但是没等接任，皋陶就病死了。后来经过商议，又一致推举伯益做他的继承人。
伯益曾经是大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发明过一种凿井的新方法。他擅长畜牧和狩猎，曾教会人们用火烧的办法来驱赶林中的野兽。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伯益是仅次于大禹的一位英雄。
随着王位的巩固，夏禹越来越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权应该由自己的儿子来接管，而不能让别的什么人来继承。可是伯益功劳卓著，威望极高，首领会议上推举他做自己的继承人。禹王感到众怒难犯，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下来。为了这件事，禹王越发烦躁，寝食难安。后来他想到：“自己所以能顺利的继承舜位，一是当年治水有功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二是舜选定自己做继承人之后，就让自己行使治理天下的大权。如果我也效法当年舜的做法，把治理天下的大权让儿子去执行，而只给伯益一个继承人的名义呢?"于是禹王让启参与治理国事。过了几年，他的儿子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益做为继承人，却没有新的政绩，他过去办的好事，人们也渐渐淡忘了。禹王死后，他的儿子夏启就真地行使起王权来了。而多数部族的首领，也都表示效忠于启，他们说:"启是禹的儿子，我们愿意效忠于他。"
伯益看到事情成了这个样子，大怒。他本是东夷人，他召集东夷部族率军向启杀来。而启早有防备，经过一场大战，打败了伯益的军队。夏启为了庆祝胜利，在钧台(今河南禹州)举行了大规模宴会，公开宣布自己是夏朝第二代国君。从此，父亡子继的家天下制度便取代了任人唯贤的公天下制度。
尽管启打败了伯益，但许多部族对他改变禅让传统的做法表示强烈的反对。有一个部族首领叫做有扈氏，站出来反对夏启的做法，要求他按照部落会议的决定，还位于伯益。于是，夏启就和有扈氏在甘泽地方 (今陕西户县一带)发生了战斗。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有扈氏对天帝不敬，王命不遵，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六军兵士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有扈氏被打败了，有扈部落的成员被罚做奴隶。从此，夏启的王位终于坐稳了，父死子继的家天下制度正式开始了。
夏启实行王位世袭的故事，说明那时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已经彻底瓦解，天下为公氏族部落会议制度已经转化，开始出现了国家的雏形，奴隶社会天下为家到来了。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人们的生活极其艰苦。到了奴隶社会，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分工，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所以说这是历史的向前发展。
启，母涂山氏。屈原的《天问》中说，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与涂山氏相遇于台桑，旋即分别。怀孕的涂山氏女在伤念中生下启后就死了。所以，启生下来就失去了母亲，是个苦孩子。禹死后，启破坏了禅让制，自行袭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从此，原始社会宣告结束，开始了奴隶社会，启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有的史学家认为禹是第一个帝王）。他放弃阳翟，西迁到大夏（今汾浍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
启夺位后，攻杀禹选定的继承人伯益，开创了世袭的由父传子的家天下制度。和启同姓的有扈氏部落（在今陕西省户县）不服，启发兵攻伐，被有扈氏打败。为了赢得民心，启便严于律已，过着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还尊老爱幼，任用贤能，然后在人民的支持下，他再次出兵攻灭了有扈氏，巩固了王位。这以后，他又一反以往的作风，生活变得腐化起来，整日饮酒作乐，歌舞游猎。传说他曾创作了名为《九韶》的大型乐舞。
启的年纪老了，他的几个儿子激烈地争夺着继承权。小儿子武观（一说为幼弟）因为争得最凶，启就将他放逐到黄河西岸（今陕西义带）。武观聚众反叛，启派大将彭伯寿带兵将他打败，并押来见启。武观只好认罪服输。不久，启因为荒淫过度而病死。
夏启的诞生古人有指事为名的习惯，夏启王名唤“启”，显然明言为启生，正如春秋初期郑庄公名唤“寤生”一样。“启”的涵义是“开启、打开”，启生也就意味着是开启而生，现代医学知识告诉我们，这无疑就是剖腹产术。
设想一下，远古的人们面对难产时，百招用尽依然不见丝毫成效，产妇已然昏死，是坐待母子俱亡，还是拼命一搏剖腹取子？我想会有人考虑后一选择的。更为关键的是，远古人们敢作敢为，远远没有后代子孙中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剖腹取子的情形，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除此之外，还有几种可能性同样导致剖腹产术的发生：一、产妇剧痛难忍，自己要求剖腹。类似的例子，就是在今天，因疼痛难忍只求速死的伤病者俯拾皆是。二、产妇剧痛之后，失去痛觉，或者在剧烈产痛中反而感觉不到切肤之痛，犹如含黄连吃苦瓜反觉瓜甜一般。三、远古时期巫教盛行，为解难产之难，巫乐巫舞、巫歌巫颂环绕四周，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下，产妇意识被引导他向，如魂离体，从而不觉剖腹之痛。类似的情况，常见报导称某人修炼气功走火入魔而自残其体。四、远古时期生活维艰，古人的生命力远比物质优裕条件下生活的人们顽强，忍耐力亦强，剖腹虽痛，也能忍耐。五、远古崇尚生殖，难产之妇自求剖腹产子，会被视作为宗族昌盛献身，享有无上崇誉。六、人性中最伟大的是母性，将为人母的产妇为保儿女性命，舍生赴死，义无反顾，在所不辞。
传说大禹母亲临产时背痛如裂，以至昏死过去，大禹的父亲鲧无奈之下，亲手剖开禹母背部取出婴儿，再用布帛裹束产妇胸背，最终救得母子平安。无需分辩这个传说荒诞不荒诞，至少这个故事与传说中鲧的性格和才能极其相符。传说鲧刚愎自用，这是一种贬义说法，同样个性的褒义说法则是“坚毅自信”，这是鲧能下手剖妻取子的性格基础。禹剖背而生，启剖腹而生，故事的核心内容相似，一脉相承，而且发生在同一个家族中，怕是很难用偶然性就能解释清楚的。由于夏启王的名字自述性地表达了许多信息，使得神话背后的事实真相可信度大大提高，因此，笔者斗胆断言，夏启王是剖腹产术诞生的第一人。
考古学者研究发现，新石器时期人类已经掌握开颅术。我国学者在青海、山东等地发现数十个新石器时期人为开孔的人头颅骨，而且实验证明，开孔边缘有明显的骨板生长愈合迹象，说明开颅发生在受术人存活期间。这一考古发现证明，距今四千多年前夏王朝建立的前夜，大禹之子——启由剖腹产术接生是完全可能的。
“夏启”身份新说
许风申
一、从对“夏启”评价的分歧说起
夏启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的建立者，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从学者研究的角度来看，启为禹之子似乎已成定论。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历史评价却褒贬不一。
《孟子·万章上》说：“丹朱（尧之子）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与不肖，皆天地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孟子·万章上》还提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吕氏春秋·先己篇》中也说，夏后启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伯启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上述启贤的说法，经过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固定下来，在大多数人看来，启禀承天命，赞继大禹之道，顺利地实现从禅让走向世袭，实在是众望所归，启无疑是历史一个重德修贤的圣明君主。
即使在神话传述中，启也是一个神通广大，能与天帝交通的圣贤之神。《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楚辞补注》对此解释说：“九辨九歌，禹乐也。言禹能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启能承先志，赞叙其业，育养品族，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数，九故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
但我们同样注意到历史文献与传说中对启的评价却有截然相反的一面。《战国策·燕策一》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为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墨子·非乐上》说：“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 《淮南子·齐俗篇》中说：“ 昔有扈氏为义而亡。”高诱注曰：“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总之，夏启似乎又成了一个不足以任天下的德薄之人，他破坏了原有的禅让制度，将天下变成私有，继位后又淫逸无度，党同伐异，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耻之徒。
为什么历史上的启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除了古史辨学者顾颉刚先生所指出的先秦诸家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思想而“竞奇斗巧”的因素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
二、“杜宇、鳖灵”神话的启示
古代蜀地，同样流传着一个“鳖灵”治水的故事。
《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汉时扬雄所著《蜀王本纪》说：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有一男子名日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鳌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至蜀复生，蜀王以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鳌灵决玉山，民得陆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鳖灵，委国授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
关于这则神话，早有学者怀疑它和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传说之间的关系。童书业先生认为这段故事显然就是杂采中原神话编造而成，所谓杜宇就是禹，而鳖灵就是鲧。 近来又有学者怀疑鲧、禹、启就是该神话中的鳖灵，并判定鲧、禹治水和鳖灵治水的神话是同一神话分化的结果。
探讨两则神话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显然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真正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此则神话中提到的杜宇、鳖灵禅让的原因：鳖灵治水，望帝却乘机与其妻私通，自以为薄德，于是委国授鳖灵而去。其它历史文献上也有相大致相同的记载，《说文解字·四上》说：“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巂（规）鸟，故蜀人闻子巂鸣，皆起云望帝。”《华阳国志·蜀志》也说：“望帝使鳖冷（灵）治水，而淫其妻。冷还，帝惭……。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
杜宇与鳖灵作为蜀人的祖先，同为后世人们所敬重。至今在郫县西南一里多路，还可见到望业地祠的遗迹。有望帝陵和业帝陵，两陵相对，以前人们在这里祭祀望帝（杜宇）和业帝（鳖灵），祀典极为隆崇。 但两人关系实在暧昧难辨，上所引《蜀王本纪》说：“望帝去时，子归鸣，故蜀人悲子归鸣而思望帝”。《说郛合刊》卷六十辑《寰宇记》说：“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帝魂也’。”后人多疑杜鹃有冤，恐怕杜宇、鳖灵禅让故事背后隐藏着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所谓杜宇和鳖灵妻私通的说法，难道是承继杜宇的鳖灵或其开明王朝为贬低杜宇而伪造出来的，还是真有其事？古史渺远，我们不得而知。但无疑，禅让传说并非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简单。
再回到我们先前的话题，结合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尧舜禹禅让传说来看，如果说《蜀王本纪》中所记载的鳖灵就是禹的原型，那么故事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杜宇又会是谁呢？我们不妨假定他就是舜，看看接下来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三、舜禹“禅让”传说的推原
舜在承继尧的帝位以后，首先借治水无功、不用帝命的名义除掉了意欲造反的鲧，将其殛之于羽山。这也就是《书·洪范》所说的，“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叙。”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关于禹兴的原因，《淮南子·原道篇》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由此可见，禹通过思父之非，修德保民，又重新获得了民众的拥戴。这使舜又重新感受到了来自禹复兴对自己权势所带来的严重威胁，为了根绝后患，舜于是精心策划了一场“借鸡生蛋”的好戏。
舜命禹继续治水，《书·皋陶谟》大禹曾这样说：“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关于其中“辛壬癸甲”四字，孔安国解释为：“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复往治水。” 后来学者多从此论。表面看来，似乎是大禹为了完成治水任务，新婚三天便舍弃婚妻子，急急忙忙踏上治水的征程。而后，启十月而生。世上难道竟然有这样的巧合？
我们推测，实际上可能是禹难违帝命，间不容发。《史记·夏本纪》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舜借治水之故，将禹支开，乘此机会机与禹的妻子涂山氏私通，生下了后来的启。原来所谓的“启”竟然是舜帝之子！
重新明确了启的身份，那么以后的诸多迷团也就迎刃而解了。《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引《淮南子》说：“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清代学者马驌《绎史》卷十二引《随巢子》也说：“禹娶涂山，治鸿水，通辕轘辕山，化为熊，涂山氏见之，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实际上，这则母死子出的神话核心并不是启的出生，而在于禹妻的化石而死。涂山氏见到自己的夫君，羞愧于自己的行径，触山而死，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舜帝因为其子商均不肖，又以禹治水功高，且能平定三苗之乱，所以便作个顺水人情，“荐禹于天，为嗣。”这样既满足了禹的要求，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舜帝这一看似完美的计划不幸被禹的同姓诸侯有扈氏所知，所以他极力反对禹传位于启。这时的禹进退两难，虽然怀疑启的出身，但远古时代不象现在可以有条件作个亲子鉴定，况且自己只有启这一个名义上儿子，只得尽力平息这一谣传。所以《庄子·人间世》说：“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至于启是否真为自己所生，只能凭由天命了，如上引《战国策·燕策一》所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为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启由于得双方的共同支持，所以“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于是，夏启作为“两君之子”便顺利地继承了王位。
可是那个有扈氏仍然不知好歹，继续散布启为舜的所谓“谣言”。这是夏启绝不能容忍的，这也就是《书·甘誓》所说的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启）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事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故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故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淮南子·齐俗篇》说：“昔有扈氏为义而亡。”高诱注曰：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其实有扈氏也有自己的打算，无非是想借此证明自己才是禹的真正后代，从而获得对整个部族的控制权，但由于实力不济，最终被夏启所灭。
说到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明白，历史上夏朝初期“太康失国”以后，为什么少康最终借助舜的后代姚姓有虞氏国的力量来实现复国的愿望，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得追溯到他的曾祖启的特殊身份上罢了。
必须声明，启为舜之子只不过是我们根据古史传说材料所提出的一个假说，虽然有摆弄古史材料之嫌，但这样的一个假说对于我们理解传说时代的历史是不是毫无意义呢？
四、“夏启”身份假说的意义
舜是神话中的帝喾和殷民族祭典中的高祖俊，这一点已被郭沫若等学者通过甲骨文研究所证实，大多数学者认为舜就是东夷殷民族传说中的祖先。鲧禹是西羌夏民族传说中的祖先，也被许多学者通过禹的出生地与巴蜀关系所证明。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两个民族的交合融汇以及相互势力的此消彼长无疑是“禅让”制度源起的重要因素，治理水患与共同对付南方三苗集团则是他们联合的基础。我个人认为，所谓“禅让”制无非是两个民族轮流执掌权力的形式。
其实，这一看似“和平”的禅让形式背后隐藏着却是双方民族势力的对比。即使尧舜禅让的传说，也并不是像先前儒家所宣传的那样充满道德化的色彩。史载尧帝统治时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 尧帝实在没有办法来安定天下，只得让位于舜。而舜也决非一般平民，《史记·夏本纪》说：“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根据《史记·正义》引周礼郊野法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如果我们按一夫一家四口来计算，舜俨然是一个拥有万人之众的部落首领，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新兴势力集团，所以《尸子》上说：“舜一徙成邑，再徙察国。尧闻其贤，征之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与之语政至简而易行，与之语道广大而不亲信。于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 尧舜之间正是通过联姻这种方式顺利地实现了权力的转接与过渡，至于后来的舜逼尧之说，可能只是出于尧邦顽固分子的一种借口罢了。
而在东夷民族首领舜即将执掌权力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夏民族的首领鲧企图凭借自己的实力打破这种平衡局面，如《吕氏春秋·行论》所言：“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下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吴刀。”舜帝在平息鲧的叛乱之后，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成功地自己的亲生儿子嫁接到夏禹民族之中，最后通过禅位与禹的方式，从而确立了启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夷夏两个民族皆歌“吾君之子”，共同生活在一个貌似合理的统一体系之中，进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脚步。同时，也顺利地实现了从“禅让”到“世袭”的转变，为中国早期第一个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至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启的不同评价，现在也许有了一比较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后来夷夏民族对早期历史的不同陈述。在理解古史传说方面，不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我们应该可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要之，正是舜帝的不光采行径完成了夷夏两个民族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融合。从长远角度来看，有点“小眚不掩大德”的意味，毕竟这种所谓的“和平”演变比血腥的民族争斗和互相屠戮更为可取一些。本文所谓“夏启”身份新说虽然难免纰漏，但对于我们理解古史中“禅让制”向“世袭”的转变以及早期的民族融合进程，无疑提供了一条可能借鉴与重新思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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