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尼斯·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于１８９２年２月出生于密苏里州北部一个贫穷的矿工家庭。父亲是文盲，酗酒，消沉。母亲除了作繁重的家务和养育孩子之外，还要替人洗衣服以养家糊口。三十多岁就死于营养不良和过度疲劳。家里一度靠当妓女的姨妈不断接济。母亲和姨妈的不幸早早给史沫特莱后来的一生留下很深的影响。
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史沫特莱在家境较稳定的时候断断续续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前身，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前身上过学。当过校刊编辑。在这期间与布兰丁（ＥｒｎｅｓｔＢｒｕｎｄｉｎ）相识结婚。因为对性、怀孕、流产的恐惧，两人很快离婚。史沫特莱毕业后先在学校教授打字，但很快因为她言语激进，与社会主义党派来往密切而失去工作。
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由于失业，和想寻找接受政治教育的机会，她来到纽约。一边作秘书工作，一边为社会主义党的报纸“号角”（ＴｈｅＣａｌｌ）写稿，同时为杂志“节育评论”（Ｂｉｒ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ｖｉｅｗ）撰稿。她开始积极参加印度独立运动。当时美英并不支持印度独立运动。史沫特莱支持印度独立的活动引起美国情报机构监视，１９１８年史沫特莱被捕入狱。六个月后被她的朋友，节育杂志主办人玛格丽·特桑格（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Ｓａｎｇｅｒ）保释出狱。出狱后，她根据自己在狱中所见，写了一篇题为“狱友”（ＣｅｌｌＭａｔｅｓ）的文章发表在“号角”报上，揭露监狱的黑暗。出狱后她更加积极参与印度独立运动。但是在美国的支持印度独立运动很快被政府镇压。史沫特莱决定前往德国，参加“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Ｉｎｄｉａ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Ｂｅｒｌｉｎ）。
在德国，史沫特莱如愿以偿地全身心投入支持印度独立运动。但是在个人生活上，她并不快乐。这个印度革委会背后是一群印度知识分子，领头的人叫“契头”（Ｃｈａｔｔｏ，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Ｖｉｒｅｎｄｒａｎａｔｈ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ａｙｓ），他成为史沫特莱的导师和情人。史沫特莱跟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跟他同居。革委会的其它成员都不喜欢史沫特莱，说她“总是摆出一付比印度人还热爱印度的架式”。而史沫特莱为革委会筹款，为成员们做饭打扫房间时，“那些印度男人却只会坐着空谈革命”。这种紧张的关系几乎使史沫特莱精神崩溃。好在她始写自传“大地的女儿”（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ｏｆＥａｒｔｈ），以缓解情绪。这段革命和爱情的矛盾给了史沫特莱深刻的教训。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参加任何组织，或是在感情上完全依赖任何一个男人。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史沫特莱作为德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法兰克福日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Ｚａｉｔｕｎｇ的记者，来到中国上海。同时还为美国的杂志撰稿。很快，史沫特莱以比对印度革命更大的热情投入中国革命之中。在中国，她直接接触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亲眼看到中国妇女儿童遭受的苦难。她参与创办进步期刊“中国论坛”，参与写书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国民党五年来的反应”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ｏｆＧｕｏｍｉｎｇｄａ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她还曾与宋庆龄合作组办人权同盟，计划由史沫特莱对外宣传揭露蒋政府统治下的没有自由，无视人权的状态。但后来因合作不善而以分裂告终。１９３３年史沫特莱生病，在苏联养病期间，她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ｄＡｒｍｙＭａｒｃｈｅｓ）一书，１９３４年出版。书中的许多第一手资料是周恩来１９３２在上海史沫特莱住所养病时告诉她的。
１９３６年底，史沫特莱一回到中国，就去西安报导西安事变。随后不久，就以国际医疗援助人员的身份去了延安。在抗日战争期间，她的震撼人心的写作和对救助伤员的热情为延安带来国际医疗物资捐助。她自己给美国写信，附上毛泽东的信，给延安带来了白求恩大夫和其它西方大夫。她和朱德共同写信给尼赫鲁，争取到五位印度大夫（包括柯隶华）和印度医疗物资救助。她还参与组建中国红十字会。
史沫特莱的中国朋友很多，有经济学家陈翰笙，作家鲁迅、茅盾、丁玲，政治家宋庆龄，共产党领袖朱德、周恩来。在中国的西方人士中，史沫特莱的知名度很高，也深受大家的爱戴。她的朋友有激进分子安娜·路易斯·思特朗、哈柔德·伊萨斯、埃德加·斯诺等。史沫特莱在三十年代的写作，深受鲁迅的影响。她和鲁迅互相翻译彼此的作品。鲁迅冷峻犀利的语言和社会现实主义风格鼓励了史沫特莱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探索。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史沫特莱在鲁迅和他的妻子许广平在上海的家里寄居了一年。
在延安，史沫特莱与那里的女革命者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观念的理解有差异，互相不理解，造成很大矛盾。她对妇女的同情，认为妇女解放的基础是经济独立，这些都与中国女革命家们认识一致。但是她忽略了中国女革命家仍然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对女性品德的规范和要求。不难想象，她初到延安的“行为”是何等惊世骇俗。她张开热情的双臂拥抱毛、周、朱及其它领导人，给他们“大吻”。很可能，她教共产主义领导人跳交谊舞的热情被误认为是性解放行为。她甚至一度主张，长征过来的红军将领们都应该和他们的妻子离婚，因为她们都是满脑子封建思想。这些都引来延安女革命家们对她的极端仇视。另外，在此之前，史沫特莱接触的革命女性都是城市女性，她对农村妇女了解还很少。毛当时的妻子贺子珍甚至扬言要杀死史沫特莱。当然了，史沫特莱和中国妇女都向往男女平等。只是两者对如何实现这种平等有着缘自文化差异上的不同理解。因为上述矛盾，延安领导层最终要求史沫特莱离开延安。海伦·佛斯特·斯诺当时也在延安，她可以证实这一点。
史沫特莱在１９３７年９月离开延安，穿着她惯常的服装，白衬衣，宽松的长裤。当临近西安时，她特意换上红军军装。后来有些评论家说她的一身红军打扮说明了她坚定献身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实际上他们都忽视了一点，史沫特莱故意穿红军军装是为了吸引公众对红军事业的注意。史沫特莱意识到自己与中国人之间的差别。虽然她也是劳苦大众出身。这一主题贯串她的大部份箸作。比如在“中国反击”一书中她写道：
“今晚，这些饥肠辘辘的人们唱着歌，列队回到草铺炕、玉米杆铺炕，他们的歌声对于我来说，意义格外地不同。他们的声音好像是夜晚的弦乐队。作为一个今天能吃饱饭的人，我意识到我永远也不能完全明白中国人为解放而奋斗的意义和重要性。那意义深深埋藏在这些工人农民的心中。我不过是一个旁观者，我的地位是受特别照顾的。这些人挨饿时，我总有饭吃。他们挨冻时，而我有衣服穿，有温暖的床。他们去战斗，许多人将死在冰冷的战场。而我仅仅是个旁观者。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黑暗笼罩的街道上，他们依旧在唱歌。我渴望能有一线光亮让我看到他们心灵深处，看到他们愿为伟大斗争做出比牺牲生命还要多的贡献的坚定意志。”
１９３８年，史沫特莱在汉口为红十字会工作一年。１０月份汉口陷落日寇手中。史沫特莱加入新四军。她在“中国战歌”一书里生动地描写了这段生活。此书普遍被认为是二战期间最好的战争报导文学作品。虽然在新四军的工作和写作使她感到充实，但是她时而仍会感到孤独，在１９３９年６月给佛来达·阿特立（ＦｒｅｄａＵｔｌｅｙ，美国记者，译者注）她写道：
最亲爱的佛来达：
在汉口的最后几天依然在我记忆中，从心理学角度和人性角度看，这些记忆是罕见而不寻常的。我想起来就会联想到萧伯衲的“伤心之家”。你曾经说过，世界上再没有比美国驻外记者更可亲可爱的了，尤其是那些有文化，头脑严肃的美国记者。可是，我在想如果我在芝加哥的街头遇见这些记者本人，又会是什么样的呢？那些可亲可爱都定会烟消云散！唯一和还我有些联系的是伊万斯（ＥｖａｎｓＣａｒｌｓｏｎ美国海军司令）和佛兰克（ＦｒａｎｋＤｏｒｎ美国海军军官）。伊万斯从上海给我写了封短信，由贝尔登（ＪａｃｋＢｅｌｄｅｎ美国亲共记者）带来，贝尔登在这里待了一周。后来伊万斯记得寄给我一份他的登在Ａｍｅｒａｓｉａ杂志上的文章。佛兰克回美国的途中，在船上给我写了一封仁爱的长信。然而，当时，船就象汉口一样－－一片孤岛，人们被遗弃在那里。我想他现在已经忘了我。德丁（ＴｉｌｍａｎＤｕｒｄｉｎ纽约时报记者）曾经在重庆打听我的去向－－他还记得我还活在人世。
我有些喜欢汉口的魔力。那里是我一生中的一个亮点。在那里我遇到许多外国人，他们中有些是混蛋，但是大多数还具备属于西方男人的那种魅力。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和中国男人相比是多么的不同。虽然，我自己从来不喜欢别人把我当作做资产阶级女人来对待，但是这些来自英国、美国、法国的男人都有一种深深的下意识的尊重妇女的态度。一点保护妇女的感觉，扶助妇女的感觉，一种对妇女的儒雅温情。他们对妇女的善良经常混杂着一点柔情，抑或是一丝浪漫。很难解释，因为那只是一种气氛。对于中国男人来说，这种气氛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缺乏的。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之间，连友谊和同志关系都不存在。外国字眼“浪漫”移植到中文里，意思是默许的性关系。而“爱”字在中国的普遍用法就是指性交。一个中国男人仅仅碰一下一个女人的胳膊或手就意味着有性含义，就会引起惊怒。
因此，十年来，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片荒漠中，也正因为如此，我发现了这个魔力城市。自那以来，我经常思索这个问题。我应该回到西方世界呢？还是留在这里？我害怕我必须留在中国。汉口是个特别的地方。相信我们都有相同感觉。希望我对它保留一些珍贵的记忆。我经常想起一出戏，戏里许多出身不同阶层的人汇集在一锼海中遇险的船上，面对死亡，阶层界限消失，人们被仁爱慈善拉拢。但是当风暴过去，船回到安全环境，旧的冷酷的残忍的阶层区别又回到人们中间。我觉得汉口就是这样的船。
爱
安格尼斯
１９４０年，因为身体虚弱多病，史沫特莱离开新四军，去重庆治病，因为病情严重，又去了香港。由于香港陷落，她不得不向伊万斯借钱，在秋天回到圣地亚戈。回国后，在四十年代中，她继续从事写作。完成了“中国战歌”，开始写“朱德传”。闲时，她喜欢在院子里种西红柿，她不喜欢种花。
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０日，美国陆军发布了一份由麦克阿瑟将军下属写的破获间谍网的报告，报告指称史沫特莱自三十年代以来是苏联间谍。史沫特莱虽然极力反驳，但仍被当做亲共分子。１０月份，传来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消息，史沫特莱欣喜若狂。她已经厌恶美国。她不顾重病在身，决定立刻重返中国。她先抵达伦敦，打算在那里等待签证。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她在牛津医院接受手术，切除三分之二患溃疡的胃部。５月６日史沫特莱去世。几天后，由斯诺召集，在纽约举办了有两百位友人参加的悼念会。
史沫特莱的去世在公众界没有任何反应，除了中国。在那里，丁玲、茅盾都写文章悼念她。报纸上还连续刊登中文版的史沫特莱作品。中国对史沫特莱的死表示愤怒，一些文章谴责美国政府迫害史沫特莱使她身患重病，从而达到谋杀史沫特莱的目的，因为她支持了中国人民。今天，史沫特莱在中国人眼里是位女英雄。她的骨灰被光荣地埋在北京郊区。但是在美国，长期以来她的名字被贬抑、被侮辱。１９５６年，当她的最重要的箸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出版时，几乎无人问津。到了１９６０年代，史沫特莱被彻底遗忘。
由于后来的新的左派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近来对中国研究兴趣的兴起，史沫特莱其人以及作品也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