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城墻
公元1356年，元朝的水军在采石矶被朱元璋歼灭，集庆城里元军投降，朱元璋胜利进入集庆。他将集庆改名应天府，从此有了一块比较稳定的有发展前途的根据地。
但是，朱元璋感到自己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尽管此时占据浙江、四川、湖广的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等已纷纷称王称帝，朱元璋还只默默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太平，仅设立太平兴国翼元帅府，在金陵，仅仅称吴国公而已。
在徽州，朱元璋征求学士朱升对他今后战略方针的意见，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非常地高兴。朱元璋正是在这一方针下，一步步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的。
南京明城墙，据初步估算共耗费了数亿块城砖。城砖一般长40—45厘米，宽20厘米，厚10—12厘米，重为10至20公斤。由于城砖来自各地，故其城砖材质的土性也呈多样性(有粘土、沙土、高岭土等等)。大多数城砖留有铭文，少则一字(或一个符号、记号)，多则70余字，这不仅是南京明城墙的一大特点，也是南京明城墙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明城墙所用如此巨量的城墙，究竟依靠哪些区域烧制单位提供?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不详，近几十年来文物工作者或有心人对城砖铭文孜孜不倦的考证、补定，才有了一份目前尚未完全统计精确的资料：南京明城墙所用城砖，分别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地区，其中包括今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5省的府、州、县，以及军队卫、所和工部营缮司等近200个单位承担组织人力制坯、烧造。
为确保建造南京京师城墙的城砖烧造质量，朝廷要求各地生产的城墙砖上烧制出府、州、县、总甲、甲首、小甲、制砖人夫、窑匠等5至6级责任人的名字，以便验收时对不合格的城砖追究制砖人的责任，甚至杀头。这种严酷的“责任制”，却保证了南京明城墙建造过程中的高质量。
南京城砖铭文的书写，大体可分“书斋式”与“民间式”两类。前者属官府内的官吏文人、乡间秀才，其字体流畅工整，点、撇、勾、捺极具文人气息；后者属于粗通文墨、甚至没用笔写过字的工匠，当砖坯出模后，只是拣了身边的一根小树枝，在砖的一侧小心翼翼留下所在县、甲以及自己的名字，稚拙的字体上透出几许村野之气。城砖铭文的字体，篆、隶、魏、楷、行各体皆备，蕴含着淡淡的金石味。其中有一种书体最具神韵，在中国书法字典上也难找到它的归属，却一笔一划不扭不颤，那是来自民间的书法艺术。从铭文技法上，又可分为模印、刻划、书写三种形式。其中，铭文的双线模印由于字体的笔划较细，故对制砖泥土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明城墙的墙砖上还发现了当时明代字典上查不到的简化字，如“邓”、“刘”等等。
西安明城墙西安明城墙位于西安市中心区，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东墙长2590米，西墙长2631.2米，南墙长3441.6米，北墙长3241米，总周长11.9公里。有城门四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每个城门都由箭楼和城楼组成。现存城墙建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1374-1378)，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西安明城墙是明朝初年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指导下，在唐皇城的基础上建成的。完全围绕“防御”战略体系，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墙顶可以跑车和操练。城墙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正楼、角楼、敌楼、女儿墙、垛口等一系列军事设施。城墙自建成后历经三次大的整修。 明隆庆二年（1568年）陕西巡抚张祉主持修复使土城第一次变成砖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陕西巡抚毕源主持对城墙和城楼作了整修；自1983年以来，陕西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对这座古城墙进行了大规模修缮，补建已被拆毁的东门、北门箭楼、南门闸楼、吊桥，并建成环城公园，从而使这座古建筑焕发了昔日风采，成为西安的一大旅游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