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怪圈
中国科学界的SCI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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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科学界有几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先是上海交通大学教师晏才宏之死引起轰动：因为缺少论文，这位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至死也仅仅是讲师职称。
接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茅广军跳楼自杀，原因尚在调查之中。新闻报道提到，茅广军文章太少了没有通过三年一次的考核，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解聘，后转往北航。
日前，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王垠有意退学，理由之一是对论文与商业挂钩的事看不过眼。
这几件看似无关的事情，都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科学界对论文、尤其是对SCI论文重视的怪圈。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一家文献检索机构的论文数据库，收录在全球6000余种杂志（其中中国74种，18种用中文出版）发表的科学论文以及对论文的引用的数据。
1980年代末，中国南京大学（南大）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前校长曲钦岳教授说，这么做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不现实。
引入SCI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可以量化的指标对科研人员施加一些压力，使南大的科研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此同时，南大规定对能完成论文数的科研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大概一篇1000元左右。后来对研究生也作了发表SCI论文的要求。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对中国科学家在被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研究结果，1992年至1998年，南京大学被SCI收录的论文数居全国第一。
1995年10月，美国著名的《科学》（Science）杂志在其“中国科学”专刊中，有南大这方面的介绍。此后，中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竞相模仿，SCI逐渐上升为衡量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学术水平的一把重要尺子。
质量远比不上数量增长
南京大学的做法在当时是一种科研管理创新，在国内杂志多得数不胜数的情况下，引入一个新的参照体系——论文是否发表在被SCI收录的杂志（主要是外文杂志）上，对提高中国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不无裨益。
中国科学家在被SCI收录的杂志发表的论文数量迅速上升，质量也在提高。比如说，高“影响因子”论文从1993年的25篇增长到2003年的223篇。
但SCI在中国被异化是不争的事实。首先，数量成了衡量科学研究最主要的指标，用来为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甚至科学家排名次。论文数的多少又与个人的待遇、奖励、经费分配、职称评定密切挂钩，甚至研究生毕业都有SCI论文的硬性规定。
其次，为追求排名的提高，高校和科研机构奖励SCI论文，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论文成了有价商品。
第三，由于论文数量的片面导向，有的科学家专门选择容易被SCI收录的论文课题去研究，将同一项研究反复发表或拆分发表，有的弄虚作假，“搭”别的科学家的“车”。中国被SCI收录的杂志也一时间门庭热闹，洛阳纸贵。SCI吹起了一个“学术泡沫”。
据专门揭露中国学术界异常现象的网站“新语丝”介绍，宁波大学化学教授郑岳青先后有130余篇论文被SCI收录。2001年，他的SCI论文数居全国化学类第一。2004年，他在SCI收录的外文期刊上发表论文24篇。
按照宁波大学每篇SCI论文奖励7000元人民币的政策，郑教授就可额外得到16万8000元奖金。中国的“SCI大师”不只郑教授一人。
第四，在中国科学论文的“大跃进”中，论文的质量的提高远远跟不上数量的增长。科学文献专家尤金•加菲尔德博士所发明SCI数据库的独到之处，在于用“影响因子”来衡量被SCI收录的杂志的水平，而杂志“影响因子”是由该杂志所发表的论文的引用率所决定。
上面提到郑教授的论文，大都发表在国外一些“影响因子”较低的杂志上。比如，他曾连续三年在一本德国化学杂志上发表了39篇论文，最多时一期发表6篇。而这本杂志的“影响因子”仅为0.3，也就是说，该杂志每篇论文的平均引用率只有0.3次（还包括自引、虚引、假引呢！）。有人称这样的杂志为“垃圾杂志”（影响因子低于0.3的就是“垃圾杂志”吗？）。
论文“灌水”造成负面影响
根据SCI的最新统计（2005年10月3日），尽管中国在2000-2004年间发表论文总数为世界第14，引用总数为第八，但平均每篇论文仅被引用3.35次，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23，完全属于科学不发达国家。
结果显示，在所统计的22个领域中，中国科学家论文的平均引用率都低于世界平均值。这固然说明中国科学的差距，中国科学在世界的地位远不如其数量所显示得那么重要。
换一个角度来看，“垃圾论文”以至“垃圾科学家”一多，学者们不仅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也在挥霍国家乃至世界宝贵的科研资源。他们因此而获得物质奖励，更使国家和纳税人蒙受双重损失。
第五，论文“灌水”更将给中国科学在世界上的信誉造成负面影响。“新语丝”主持人方舟子说，有的国外科学家在获悉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即可获得奖金后，拒绝为来自中国的论文审稿。美国物理学会期刊总编马丁•布鲁姆不久前访问中国时，更直接批评中国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
该期刊透露，在过去十多年中，来自中国的论文数量大幅增加，但质量却在降低。
SCI的上述诟病已被中国科学界所认识，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中国工程院等甚至发文，要求取消按SCI论文数排名。但是，它依然被作为衡量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重要“尺度”。中国某大学就是根据包括SCI论文数在内的指标，判断中国两所知名大学清华和北大在世界大学的排名。
要摆脱SCI怪圈，笔者建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公布每年中国科学论文统计的同时，也为那些大量炮制“垃圾论文”的大学、研究所和科学家排名。这样，即使国家一时还无法按“垃圾论文”篇数向这些机构和个人收取罚款来补偿科研资源的浪费和信誉的损失，至少可以杜绝他们索取奖金的恶行。问题是“垃圾论文”的标准如何定？
•作者是在本地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学者
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2005年年会上，作为这个联席会的秘书长，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发言时表示，从长远看，我国现行的类似高考一样的考研制度应取消。这位校长介绍说，在教学中他发现，一些在考试中成绩优异的学生，在实践中并没有体现出很强的能力。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仍采用传统的考试制度，未必能挑选到具有创造性思想的优秀学生。
据新民晚报报道，许智宏认为，借鉴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通过面试方式，由教授组成的专家组考评，最后决定是否录取，是研究生招生改革的一个方向，这将有助于高校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北大，去年研究生招生改革已有此动向，一些学院中，几位在入学考试中获得成绩第一名的学生最后未被录取。
谈及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时，许智宏呼吁，要大力强化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他说，近几年即便是在北大，研究生论文特别是文科研究生存在不少抄袭现象。
在被问及“北大如何看待研究生收费”时，他回答说，北大正在制定该校研究生收费方案，有一个原则是，学校收费，不是减少对研究生的投入，反而会增加相应的经费。研究生收费不能简单看作是学生增加了负担，学校收取的钱将全部投入到学生身上。学校研究生教育经费充足后，研究生中的一些学术尖子，还会得到更多的奖励，并因此提高收入。
实验结果最好用图表示。实验结果用图表示，直观而且明了。另外，千万别忘了标准差。我发现，在我们的杂志或学会发表上，很多人在图，特别是曲线图上不标记标准差。这样的论文肯定不会被录取。在图上不标记标准差，可能与作者仅用Microsoft Excel 这种商用软件进行医学数据处理和绘图有关。如用SPSS, StatView等医学研究专用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绘图，将会方便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