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年
1、陈鹤年（1913—2000）是父亲陈独秀最小的一个儿子。陈鹤年与三个哥哥延年、乔年和松年是同父异母兄弟，与妹妹子美为一母所生。母亲高君曼。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就离开了父亲，来到了南京，从此他们与父亲分居了。少年时的陈鹤年，就离开了母亲，去外地读书。他学过电讯，后又进入扬州高中，到高中三年级时又转学到北京。在北京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在北大读书期间，他积极投身到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之中。由于表现积极还加入了地下共产党，并成了一名预备党员。陈鹤年也成为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
在大学读书期间，也就是在开展学生运动中，陈鹤年认识了许桂馨女士，很快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久他们就结婚了。许桂馨当时也是一名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当陈鹤年进入大学二年级时，他们的大孩子，女儿陈祯祥出世了。因此，他们夫妇俩没有像许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那样奔赴延安，而是投奔了北京西山游击队。在游击队里，鹤年负责电报的收发工作，并为游击队培养了一批收发报人员。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一些后勤工作。
那时的陈鹤年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青年，早就想投身革命队伍中，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一生。然而，由于父亲在党内影响的负面效应很大，1938年底，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在香港，陈鹤年先在香港的几家报纸做编辑、记者，并担任报纸的收发工作。从那时开始，他便改名“哲民”，并经常以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陈鹤年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就回到内地，继续从事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陈鹤年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然而几经拼搏仍然是失意太多的他便再度带着全家到了香港，进《星岛日报》工作，从此就定居香港。此后，陈鹤年思想消沉，与外界交往也很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鹤年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便先把妻子和四个女儿送回北京，自己却留在了香港，等待机会再回大陆，为新中国效力。此后他一直久居香港直到去世也不归，个中原因一直不为人们所知。因此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测。
陈鹤年的大女儿陈祯祥回大陆时只有13岁，正赶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开始之际。那时的陈祯祥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去报名参军，由于年龄太小，没有被批准，为此，她痛哭了一场。中学毕业后，她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由于表现积极，不久入了团，还担任了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从此以后，陈祯祥每年都要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十一”的庆祝活动。那时，特别令她兴奋的是能身着盛装，手捧鲜花作为一名游行队伍中的仪仗队员，向毛主席高呼万岁。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陈祯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紧跟共产党，并积极向组织靠拢，最后却成了右派分子。据说就是因为她的祖父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父陈鹤年又在香港，有里通外国之嫌，基于这些，陈祯祥自然成了天生的右派分子。
在那极左思想潮泛滥的日子里，陈祯祥的母亲，许桂馨看到几个孩子却因为父亲的问题吃尽了苦头。为了保护好几个孩子，无奈之下，她与在香港的丈夫陈鹤年宣布解除了婚约，以表示她与丈夫划清了界限，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即使离了婚，孩子们仍然走不出祖父陈独秀和父亲陈鹤年的阴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鹤年的女儿陈祯祥不仅个人遭到了“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还连累到她的丈夫，就是她家的原因致使她的丈夫被红卫兵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弄得陈祯祥家破人亡。二女儿陈祯荣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向红卫兵作思想汇报时，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的实话，便被“造反派”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于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女儿年幼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小儿子祯祺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无论他在乡村里表现得如何积极，凡事总是拼命干，但每次招工，都轮不到他头上。直到20世纪末期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鹤年的几个子女都陆续落实了政策。除了陈祯荣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陈祯祺一家去香港后，他还在父亲编辑的《科学模型》月刊上发表了不少计算机方面的科普文章。
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路。死后，家人根据他的遗嘱，不发讣告，也不张扬。他去世时，北京一家专门研究陈独秀的学会，想在他们学会期刊的“研究动态”一栏目中发表一则陈鹤年的讣告，也遭到了家人的拒绝。就这样，陈鹤年，像他父亲陈独秀一样，带着至死没有回到家里的遗憾，默默地在香港离开这个人世，走完了他87年的暗淡人生。
2、二炮原政治委员陈鹤年陈鹤桥是安徽省霍邱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营书记、队长、科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战斗，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学员、校部秘书、副科长、副处长、科长、政治处主任、太行陆军中学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处长、部长等职，参加了太行区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副部长、部长等职，参加了鲁西南、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政治干部管理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军政治委员、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委通信兵部政治委员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陈鹤桥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鹤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2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3、陈鹤年男，193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地矿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专业特长与业绩：主要专业特长是金属、非金属矿床成矿地球化学、成矿地质特征、成因机制、成矿模式、成矿规律、成矿预测，尤其专长于非金属矿床地质研究。其次，在某些非金属矿产资源深加工及其用于工业污水净化方面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和从事研究工作能力。“六五”、“七五”皆主持部重点攻关项目中非金属二级课题，“六五”成果由地质出版社以“浙闽赣地区中生代火山成因非金属矿床基本地质特征”专著出版，获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七五”成果“中国东南大陆主要非金属矿床形成条件、成矿规律、预测准则及开发应用前景”，经部组织专家评审为国内领先，基本上达国际先进水平。“八五”主持完成“浦城－三都澳成矿带”部定向研究项目及部重点攻关项目中“崇安－宁化地区”二级课题，在金、银多金属找矿靶区优选方面获重要突破，均获部科技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