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萨顿
乔治·萨顿是一位科学史家，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可以说是近代科学
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名的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在萨顿之
前，科学史自身虽然已有很长的发展历程，但却还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
职业化的学科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而萨顿通过一生的努力，以其业绩奠
定了科学史学科的基础：他创办了重要的科学史刊物；他确立了这个学术
领域的独立性；他建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学会；他为科学史领域提供必要
的参考资料、一般性的综述、高级的专著以及教学手册，并建立起科学史
的教学体系。总之，人们经常把萨顿看作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
之一。
但是，作为一位科学史家，萨顿的人文色彩是相当浓厚的，早期的教
育使萨顿对于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这种背景这不仅反映
在他自己后来的科学史研究工作和活动中，甚至于也反映在他对女儿的影
响中。
生平：
乔治.萨顿的全名是George Alfred Leon Sarton，他生于1884年8月31日，乔治·萨顿出生在比利时佛兰德省的根特。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也是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负责人。在萨顿出生后仅仅几个月，他的母亲就去世了。
早期的教育使萨顿对于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萨顿进入根特大学学习。最初，他学习的专业是哲学，但很快他就对哲学这门学科产生了厌恶。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和思考后，萨顿又回到根特大学，先后学习了化学、结晶学和数学，并曾获得根特大学等四所高等学校受予的化学金质奖章。1911年5月，他完成了题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博士论文，也表明了他受到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孔德、迪昂和坦纳里等人的哲学影响。
1911年5月份，在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之后，萨顿与英国艺术家埃莉诺·梅布尔·埃尔维斯结了婚，转年的5月，他们便有了一个女儿，并将其名字取为“梅”（与5月May是同一个词）。萨顿的父亲早在1909年去世了，而此时，萨顿已经面临着要负担一家人开销的重任，这位“不肖”的后代将父亲的一个著名的酒窖拍卖，用拍卖所得在根特附近买了一所房子，而且开始具体着手筹划和实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也是在1912年，即他的女儿梅·萨顿出生的那年，萨顿迈出了非常大胆的一步：他要创办一份科学史杂志，并用古代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病的女神“爱西斯”（Isis）的名字作为刊名。因此，后来萨顿不无骄傲地称梅·萨顿和《爱西斯》为他的“两个女儿”。
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刊物也为萨顿提供了第一个他所迫切需要的体制化的工具，或者说，是记录和传播其科学史研究和思想的阵地。自从1913年《爱西斯》正式出版。它现已成为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刊物之一。1924年，美国历史协会为了鼓励和支持萨顿的努力，成立了科学史协会，两年后，《爱西斯》成了该学会的机关刊物。直到1951年为止，萨顿一直担任《爱西斯》的主编，长达40年之久，并时常以自己和夫人的经济收来补贴杂志的亏损。从1936年起，萨顿又主持出版了《爱西斯》的姊妹刊物－－专门刊登长篇研究论文的专刊《俄赛里斯》（Osiris，俄赛里斯也是传说中古埃及的主神之一，是爱西斯的丈夫，负责掌管已故之人，并使万物自阴间复生）。
1914年8月，德国的入侵比利时，这个事件对萨顿后来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德国人入侵后，1914年11月，德军征用了他家的房子，萨顿只好将他的图书抛弃，仅将笔记本埋在后花园中，就与家人一起匆匆离开了比利时，先是到了荷兰，然后又前往英国的伦敦。他先是在英国为陆军部工作了不长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就发现，在英国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够实现他的理想的工作位置，于是，在1915年初，他暂时将家人留在英国，只身前去美国寻求发展，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这样一个他认为更具有对多样性的包容和更具有一种进步精神的地方。
在萨顿刚到美国时，美国不能说没有科学史，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很少数人的一种业余活动而已，还远无称不上是一门学术性的学科，也就更不用说是一种职业了。因此，在大学中要谋到一个科学史教授的位置，在那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幸好在当时的哈佛大学，有一位名叫亨德森的教员，他虽然专业是生物化学，但却是一位博学的人，从1911年开始就在哈佛大学定期地开设一门科学史的课程。与萨顿接触后，亨德森最早认识到萨顿的计划的意义，并成为其热心的支持者。而且，亨德森也是一位在哈佛大学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到1916年5月份，亨德森终于可以告诉萨顿一个好的消息：通过从各种渠道筹集的资助，哈佛大学将以2000美元的薪水聘任萨顿做一年的科学史讲师。他在哈佛作了“在科学家和艺术家列奥纳多·芬奇时代的科学与文明”的洛厄尔演讲。
不过，在职业性的工作位置方面却好景不长，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地是因为萨顿开设的课程并没有吸引多少学生，一年以后，哈佛大学没有继续延长萨顿的聘期。另外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是萨顿夫人在1917年生下一个儿子，但只活了半过月就夭折了。
从1918年7月开始，萨顿被卡内基研究院任命为科学史副研究员，最初的期限是两年。但实际上，由此开始，萨顿整个后来的职业生涯都与卡内基研究院联系在一起。由于在哈佛任职的终止，萨顿有可能无法继续利用那里最适于他工作的怀德纳图书馆，再次还是由于伍德沃德的干预，才使得他可以继续在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的怀德纳图书馆里工作。后来，他向哈佛大学校长提出，他可以不领薪水地免费为哈佛大学讲一门科学史课，以此换得在图书馆中一间单独的工作室。这一建议被接受了。于是，萨顿就开始了在坎布里奇和华盛顿两地穿梭的工作，主要依靠来自卡内基研究院的薪水生活，同时又可以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1919年，萨顿回到比利时取回了他原来埋在后花园中的笔记本。1920-1921学年，萨顿再次担任了哈佛大学的科学史讲师，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除了有两次相对长时间在国外工作，他一直担任此职务到1940年9月，那时，在来到哈佛大学20多年之后，他终于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科学史教授。
虽然《爱西斯》在恢复出版后，有的时候还可以从卡内基研究院获得一些资助，而且在科学史学会成立两年之后，科学史学会也把《爱雪斯》作为其机关刊物，并用一部分会费予以资助，但在总体上这些经费依然远不够用，因此，许多年来，萨顿每年都要从他自己的薪水中拿出大约800美元左右来支付办刊物的亏损。在当时这样一笔钱是不小的数目，多亏了萨顿的夫人，在战前，她曾是一个杰出的现代家具设计师，并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作为微型肖像画家的生涯，《爱西斯》出版的第一期，就是由她自己包装并邮寄的，正是依靠她自己教学的收入和从事服装设计的收用来补贴家用，才使得家里的日子和刊物都能够维持下去。
接下来，对于萨顿，则是相对稳定的研究、教学和写作。虽然萨顿曾向哈佛大学提出不想再一仆二主，希望只作为哈佛的教授而不再为卡内基研究院工作，但出于预算的考虑，哈佛大学还是宁愿由卡内基研究院来支付他薪水的主要部分，因上经，在某些场合，他以卡内基研究院研究者的身份出现，比如说，在其最辉煌的巨著《科学史导论》的扉页上，主只注明了他在卡内基研究院的任职，但在另外更多一些的场合，他则被认为是哈佛大学的正式成员。当然，作为教师，萨顿的听众虽然人数依然不多，但他对科学史的热情，人格的媚力和博学却充分地表现在他的教学中。到后来，在美国的许多大学进行演讲，也成为萨顿的重要活动，这些演讲的讲稿的一部分，也经修订后正式出版。
1950年，萨顿的夫人去世，这给萨顿以很大的打击，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熄灭了。
几年后，在1956年3月22日早上，萨顿准备乘飞机去蒙特利尔做一次演讲，他在乘出租车去波士顿机场的路上发病，被送回家里，就在起居室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