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矩
裴矩（547～627）
中国隋及唐初政治家。约生于梁太清元年（547）或更早。原名世矩，因避唐太宗讳而去世字。字弘大。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杨坚代周，建立隋朝，矩为近臣，参与平陈之役，继而经略岭南，北抚突厥族启民可汗。又与牛弘等参定隋礼。隋炀帝即位后，矩甚受重用，参掌朝政。裴矩一生最重要的活动是为炀帝经营西域。大业元年（605）至九年间，他至少4次来往于甘州、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大力招徕胡商。裴矩尽力搜集西域各国山川险易、君长姓族、风土物产等资料，绘画各国王公庶人服饰仪形，撰成《西域图记》3卷，并别造地图，注记各地险要，献于炀帝。炀帝即将经营西域事宜悉以委任给他。矩引致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入朝，并积极策划打击西域贸易的竞争者——吐谷浑。五年，炀帝亲征吐谷浑，拓地数千里。稍后，炀帝又派薛世雄进军伊吾，于汉旧城东筑新伊吾。矩同往经略，巩固了隋与高昌的联系。大业十四年，宇文化及杀炀帝，任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化及败，矩转事窦建德。建德败，矩降唐，官至民部尚书。裴矩80岁精明不减，历事诸主，均受礼遇，以熟悉故事，常受咨询。所撰《西域图记》记载了44国情况，可惜原书已佚。现仅存书序，记述了自敦煌至西海（今地中海）的3条主要路线 ，是关于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此外，他还著有《开业平陈记》、《邺都故事》、《高丽风俗》，与虞世南共撰《大唐书仪》，均佚。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也。祖他，魏都官尚书。父讷之，齐太子舍人。
矩襁褓而孤，及长好学，颇爱文藻，有智数。世父让之谓矩曰：“观汝神识，足成才士，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矩始留情世事。齐北平王贞为司州牧，辟为兵曹从事，转高平王文学。及齐亡，不得调。高祖为定州总管，召补记室，甚亲敬之。以母忧去职。高祖作相，遣使者驰召之，参相府记室事。及受禅，迁给事郎，奏舍人事。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明年，奏诏巡抚岭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进等相聚作乱，吴、越道闭，上难遣矩行。矩请速进，上许之。行至南康，得兵数千人。时俚帅王仲宣逼广州，遣其所部将周师举围东衡州。矩与大将军鹿愿赴之，贼立九栅，屯大庾岭，共为声援。矩进击破之，贼惧，释东衡州，据原长岭。又击破之，遂斩师举，进军自南海援广州。仲宣惧而溃散。矩所绥集者二十余州，又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县令。及还报，上大悦，命升殿劳苦之，顾谓高颎，杨素曰：“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敝卒，径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
以功拜开府，赐爵闻喜县公，赉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寻迁内史侍郎。
时突厥强盛，都蓝可汗妻大义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数为边患。后因公主与从胡私通，长孙晟先发其事，矩请出使说都蓝，显戮宇文氏。上从之。竟如其言，公主见杀。后都蓝与突利可汗构难，屡犯亭鄣，诏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出定襄道，以矩为行军长史，破达头可汗于塞外。万岁被诛，功竟不录。
上以启民可汗初附，令矩抚慰之，还为尚书左丞。其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据齐礼参定之。转吏部侍郎，名为称职。炀帝即位，营建东都，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
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闻禹定九州，导河不逾积石；秦兼六国，设防止及临洮。故知西胡杂种，僻居遐裔，礼教之所不及，书典之所罕传。自汉氏兴基，开拓河右，始称名号者，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护，以存招抚。然叛服不恒，屡经征战，后汉之世，频废此官。虽大宛以来，略知户数，而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于阗之北，葱岭以东，考于前史，三十余国。其后更相屠灭，仅有十存。自余沦没，扫地俱尽，空有丘墟，不可记识。
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复有幽荒远地，卒访难晓，不可凭虚，是以致阙。而二汉相踵，西域为传，户民数十，即称国王，徒有名号，乃乖其实。今者所编，皆余千户，利尽西海，多产珍异。其山居之属，非有国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蒙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辑。
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即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
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转民部侍郎，未视事，迁黄门侍郎。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儛喧噪。
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续。帝谓矩有绥怀之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其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帝称其至诚，顾谓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将军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经略。矩讽谕西域诸国曰：“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咸以为然，不复来竞。及还，赐钱四十万。
矩又白状，令反间射匮，潜攻处罗，语在《突厥传》。后处罗为射匮所迫，竟随使者入朝。帝大悦，赐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
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
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观。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
王师临辽，以本官领武贲郎将。明年，复从至辽东。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后渡辽之役，进位右光禄大夫。于时皇纲不振，人皆变节，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贿闻。唯矩守常，无赃秽之响，以是为世所称。
还至涿郡，帝以杨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陇右。因之会宁，存问曷萨那部落，遣阙达度设寇吐谷浑，频有虏获，部落致富。还而奏状，帝大赏之。后从师至怀远镇，诏护北蕃军事。矩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将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矩又言于帝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矩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始毕亦知其状，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毕率骑数十万，围帝于雁门。诏令矩与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顾问。及围解，从至东都。属射匮可汗遣其犹子，率西蕃诸胡朝贡，诏矩宴接之。
寻从幸江都宫。时四方盗贼蜂起，郡县上奏者不可胜计。矩言之，帝怒，遣矩诣京师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义兵入关，帝令虞世基就宅问矩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愿銮舆早还，方可平定。”矩复起视事。俄而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败问至，矩以闻，帝失色。矩素勤谨，未尝忤物，又见天下方乱，恐为身祸，其待遇人，多过其所望，故虽至厮役，皆得其欢心。时从驾骁果数有逃散，帝忧之，以问矩。矩答曰：“方今车驾留此，已经二年。骁果之徒，尽无家口，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臣请听兵士于此纳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计也。”因令矩检校，为将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取。因听自首，先有奸通妇女及尼、女冠等，并即配之。由是骁果等悦，咸相谓曰：“裴公之惠也。”
宇文化及之乱，矩晨起将朝，至坊门，遇逆党数人，控矩马诣孟景所。贼皆曰：“不关裴黄门。”既而化及从百余骑至，矩迎拜，化及慰谕之。令矩参定仪注，推秦王子浩为帝，以矩为侍内，随化及至河北。及僣帝位，以矩为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国公，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及宇文氏败，为窦建德所获，以矩隋代旧臣，遇之甚厚。复以为吏部尚书，寻转尚书右仆射，专掌选事。建德起自群盗，未有节文，矩为制定朝仪。旬月之间，宪章颇备，拟于王者。建德大悦，每谘访焉。及建德渡河讨孟海公，矩与曹旦等于洺州留守。建德败于武牢。
群帅未知所属，曹旦长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说旦及齐善行令归顺。旦等从之，乃令矩与徵、公淹领旦及八玺，举山东之地归于大唐。授左庶子，转詹事、民部尚书。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淡著名，兼以文华见重，亡国羁旅，特蒙任遇。参机衡之职，预帷幄之谋，国危未尝思安，君昏不能纳谏。方更鬻官卖狱，黩货无厌，颠陨厥身，亦其所也。裴蕴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灭亡之祸，其可免乎？裴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然承望风旨，与时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关右骚然，颇亦矩之由也。
从佞臣裴矩说起
有人根据裴矩在隋而佞在唐而忠的事实，断言，裴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隋炀帝爱听奉承话，这个裴矩就千方百计地溜，舔得对方痒酥酥的，忘乎所以，就信口开河夸他几句：“大识朕意……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主昏臣佞，这当然也是自然的。然而当他降顺了唐以后，伶俐的皮毛使他很快发现，唐太宗和隋炀帝不是一路人，唐太宗为了那帝位的巩固，善纳人言，“导之使谏”，这裴矩又看准了风向，发挥了他的天才，摇身一变，成了常常“犯颜直谏”的诤臣。同样受到唐太宗的夸奖：裴矩这样干下去，国家“何忧不治”！――又博得一个“能臣”的荣显。
大奸似忠！裴矩这种娴熟技艺不仅骗过了当年的皇上，也骗过了后世某些历史学家，认为他的前佞而后忠完全是皇帝逼出来的，仿佛与其个人品行无关。例如，司马光就认为裴矩根本就是一个忠臣，只是由于皇帝的好恶才因此变忠变佞了似的。窃以为，此说法不仅抬高了裴矩，而且也太夸大了两位皇帝的威力。忠佞都是由其本质决定的，皇帝的好恶原本只是一个外因而已。
现实生活中一些主要的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与掌握一定实权的分管干部，他们的作风好恶，往往对下属有着强烈的导向作用。所以喜舔的有人拍，喜贪的有人给，好色的有人送，种种腐败现象便由此蓬勃滋生。内中，大官巨贪当然难辞其咎，然而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你就是抱定宗旨不舔不给不送，有国家法度，你又怕他鸟什？当然，这也许就断了仕途升迁的路子，有时还要冒丢官的风险。但是如果你连这也看破，你做官就是不图个人什么好处，真的如喊得那样只是为人民造福，那么，那些当代巨贪又何所施其技？
被遗忘的隋朝才俊——裴矩篇(作者，楼里的小兵）
裴矩是隋朝重要的顾问大臣之一，他是出色的外交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个地理，民族问题专家。（著名玄幻武侠《大唐双龙传》中武林第一人石之轩就是以他为原型）
裴矩是今之山西省人，起初他担任了一些次要职务，之后他被派往广州地区平定叛乱，他远征告捷，并在战后的安抚工作中表现突出，因而得到赏赐和擢升。从此他开始负责隋帝国北部和西部边境事务，在这里他面对帝国的最大外部威胁——极盛时期的突厥帝国，他奉命计划和执行遏制突厥人的军事和外交活动。
裴矩不愧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和战略家，他仅仅运用传统的计谋，而不是庞大的军事行动，就让突厥实质上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这个盛极一时的草原帝国在内耗中被严重削弱了。这一成就被证明是扎实和持久的，东西突厥之后再没有统一，并在大部分时间确实处于敌对状态，很多年之后唐朝的辉煌胜利便直接得益于裴矩的成就。
裴矩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炀帝即位后，裴矩成了他在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在履行职责时，裴矩前往今甘肃省的边境贸易站，在那里收集关于亚洲腹地的情报；经过认真研究，他向主公呈献《西域图记》，书中描述了中国西面约40 个“国家”的特点，同时概略地叙述了通往“西洋” 的主要贸易路线。《图记》附有详图。在对待西域问题上，他的政策性建议是使用和平方式—— 主要是中国的财富和威望——以尽量争取这些民族或尽量影响它们的代表人物。
裴矩的一大失误在于他推动了炀帝对高丽进行军事冒险的野心，这之所以说是失误，是因为它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被认为是造成隋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等遍著的《资治通鉴》对裴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然而把责任都推到裴矩头上是有失公正的，作为一个对外战略制定者，裴矩的理论是合理的，高丽地区是农耕地区，其国民是“开化”的，是容易并入帝国的。但军事上的低能，组织上的混乱，让远征高丽变成一场灾难；另一方面，炀帝杀掉了被证明是隋朝最能干的大臣高颖（高颖是个天才型的人物，他的才能丝毫不逊色于管仲和商鞅，是隋文帝开皇之治的实际执行者，初唐的官员对高颖推崇备至，唐太宗也称赞他“公平正直，尤识政体”）帝国已经没有坚强实干的行政工作负责人，国家行政已经失控，国家的资源被浪费和滥用以致过度消耗，对外实行积极干预扩张政策的基础已经失去。
裴矩只是对外战略的制订者，他专长是外交，他把时间都花在帝国西，北部的地理、民族问题的研究上，而的对帝国内部状况的急转直下是不甚了了的，因此裴矩的失误仅在于他低估了高丽的反抗力量。而高丽的抵抗力量之强是值得钦佩的，伟大的太宗皇帝在位时期发动的意在征服她的战争也未尽全功。
对于裴矩的人品，透过模糊的史料我们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隋书评价他“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
因为裴矩才能卓越，成绩斐然，他所制定实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竟也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甚至出现了一些介绍他生平的外文专著。反到是国人对他知之甚少。
裴矩，字弘大，隋炀帝时任尚书左丞、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右光禄大夫等职。隋炀帝出巡江都，卫士逃亡甚众，裴矩竟出坏点子，向隋炀帝建议：把江都的女子征集起来，分配给卫士们“恣欲”，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隋炀帝大喜，立即下令照办，所以以史书上称裴矩是隋之佞臣。
后来隋炀帝被杀，裴矩被宇文化及任命为河北道安抚使，为河北起义军窦建德俘获。窦建德兵败被杀，裴矩率余部降唐，任殿中侍御史、民部尚书。降唐后，他似乎变成另一个人，向唐太宗提出不少好主意，谏“试赂”即其中一例。故《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在追叙这段历史时，评论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原文摘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
[原文]
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动则影随矣。
[释文]
唐太宗患官吏受贿，秘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贿，以试验其是否受贿。有一个刑部司门令史接受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民部尚书裴矩提出：“受贿当死。然而行贿呢？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行为的准则吧！”唐太宗很高兴，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说：“裴矩当官力争，不看我脸色行事，都这样，何愁国家不治。”
司马光评论说：“君明臣直。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在唐太宗面前忠于职守，不是裴矩性格有改变。君主不愿臣下提缺点，则忠臣化为佞臣；君主喜欢臣下提批评意见，则佞臣变化为直言忠臣。可见，君主是表率，好像华表，臣下是影随。根子还在君主身上啊！”
[点评]
裴矩谏“试赂”，唐太宗欣然接受，并改正了试赂的错误做法。受贿应与行贿同罪，不可以错纠错。
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出了那么一个坏主意，简直是个罪人，死有余辜。然而裴矩在唐太宗面前，却提出这么一个中肯的直言批评，摆正了君臣关系，端正朝纲。同是一个人，为何表现如此不一样？是不是裴矩在品格上有什么大的变化呢？司马光的分析认为，不是裴矩品质上有什么大的变化，而是君主变了。隋炀帝是昏君，昏君出佞臣；唐太宗是明君，明君出忠臣。好比华表与影随的关系，阳光照射在华表木上，其投影必随之而变化。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兵随将转”。裴矩从历次经验中了解到唐太宗是个欢迎提意见的人，只要意见提得对，提得中肯，不仅不会打击报复，而且还会对提意见的人表扬，甚至提拔。正因为如此，裴矩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