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穗者
世界名画【画作名称】《拾穗者》又名《拾穗》The Gleaners
【创作者】让·弗朗索瓦·米勒
【创作年代】1857年
【类别】画布油画
【风格】现实主义
【题材】场景
【规格】83.5cm×111cm
【材质】布 油彩
【现存藏处】巴黎卢浮宫（The Louvre， Paris）
作品赏析1849年，35岁的米勒举家迁往巴黎郊区的巴比松，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他将风景画的新突破带入到人物画里，致力于观察田野、大地，以及在上面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的人，尽量捕捉他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哪怕是别人眼中极微小琐碎的事物，米勒也富于感情地把它表现出来，铭记在心并强烈地传达给别人。据说站在米勒作品面前，多情的人会闻到野草和土地的气息，夹杂着牛粪的味道，会对着画面上一个土疙瘩掉眼泪，而勾起对乡村生活无限美好的畅想。
《拾穗者》便是最能够代表米勒风格的一件作品，它没有表现任何戏剧性的场面，只是秋季收获后，人们从地里拣拾剩余麦穗的情景。画面的主体不过是三个弯腰拾麦穗的农妇而已，背景中是忙碌的人群和高高堆起的麦垛。这三人与远处的人群形成对比，她们穿着粗布衣衫和笨重的木鞋，体态健硕，谈不上美丽，更不好说优雅，只是谦卑地躬下身子，在大地里寻找零散、剩余的粮食。然而，这幅内容朴实的画作却给观众带来一种不同寻常的庄严感。米勒一般采用横的构图，让纪念碑一般的人物出现在前景的原野上。三个主体人物分别戴着红、蓝、黄色的帽子，衣服也以此为主色调，牢牢吸引住观众的视线。她们的动作富于连贯性，沉着有序，布置在画面左侧的光源照射在人物身上，使她们显得愈发结实而有忍耐力。或许长时间的弯腰劳作已经使她们感到很累了，可她们仍在坚持。尽管脸部被隐去了，而她们的动作和躯体更加富于表情——忍耐、谦卑、忠诚。
除了17世纪的荷兰画家维米尔，还没有人能够像米勒这样，以凝重质朴，造型简约的概括力，来极富表现力地塑造平凡人物。他表现的是人和大地的亲密关系，是史诗所不能达到的质朴平凡。我们从这三个穿着粗布衣衫和沉重木鞋的农妇身上感到一种深沉的宗教情感，在生存面前，人类虔诚地低下他们的头。虽然远处飞翔的鸟儿依旧烘托出田园诗般的意境，但我们知道田园生活不可能是理想化的，人类凝重的身躯似乎预示着生存的重压。正是这种宗教般的感情使《拾穗者》超越了一般的田园美景的歌颂，而成为一幅人与土地、与生存息息相关的真正伟大的作品。
这些解读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然而，在这幅《拾穗者》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仅是它的题材本身，就足以引发一场革命。当作品在沙龙展出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一些评论家认为米勒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画面上农民的劳作传达了他们生活的艰辛，而将这样的作品拿到巴黎的沙龙里展出，无疑是底层民众对上流阶层的挑战和呼声。因此有人讥讽米勒的作品中暗含着农民的暴力革命。面对种种过激的评价，米勒在一封书信中为自己的艺术作了辩护：“有人说我否定乡村的美丽景色，可我在乡村发现了比它更多的东西——永无止境的壮丽；我看到了基督谈到过的那些小花，‘我对你说，所罗门在他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那山林间的一朵百合花呢！’” 米勒相信，“艺术是一种爱的使命，而不是恨的使命。当他表现穷人的痛苦时，并不是向富人阶级煽起仇恨。”他所要做的，只是尽力弄懂如何用平凡细微的东西去表现崇高的思想，因为那里才蕴藏着真正的力量。而要将这一切和谐、自然地表现出来，不仅需要画家的眼睛和手，更需要他的整个身心。
米勒出身于农民家庭，在他眼里，大自然有着“无穷无尽的壮观”。他曾因他的“乡下佬模样”和质朴的画风被巴黎沙龙中的某些同行冠以“森林中的野人”的绰号。米勒在这幅画中试图把我们引入土地的深处，在开阔而又静穆的景观中去感受她的沉重与充实，倾听她深沉宁静的呼吸，体会她朴实顽强的生命，体会土地与土地上的农民自然般运行的命运。
米勒的这幅《拾穗者》，本来是一幅描写农村夏收劳动的一个极其平凡的场面，可是它在当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却远不是画家所能意料的。
这幅画原来的题目是《八月》。表现的是一个收获场面使富饶美丽的农村自然景色与农民的辛酸劳动形成了对比。接近米勒的几位社会活动家看到了这幅画中可贵的真实，建议画家修改构图直至最后前景上只剩下三个拾穗粒的农妇形象。这一修改，竟使作品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效果。
这幅表现农民境况的《拾穗者》在沙龙展出后，引起了资产阶级舆论界的广泛注意。一些评论家写文章说：画家在这里是蕴有政治意图的，画上的农民有抗议声。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说：“这三个拾穗者如此自命不凡，简直就象三个司命运的女神。”《费加罗报》上的一篇文章甚至耸人听闻地说：“这三个突出在阴霾的天空前的拾穗者后面，有民众暴动的刀枪和１７９３年的断头台。”
发人深思的是，《拾穗者》何以能产生如此大的震动？米勒的一位艺术辩护人朱理·卡斯塔奈里曾这样来描述这幅画：“现代艺术家相信一个在光天化日下的乞丐的确比坐在宝座上的国王还要美；……当远处主人满载麦子的大车在重压下呻吟时，我看到三个弯腰的农妇正在收获过的田里捡拾落穗，这比见到一个圣者殉难还要痛苦地抓住我的心灵。这幅油画，使人产生可怕的忧虑。它不象库尔贝的某些画那样，成为激昂的政治演说或者社会论文，它是一件艺术品，非常之美而单纯，独立于议论之外。它的主题非常动人，精确；但画得那样坦率，使它高出于一般党派争论之上，从而无需撒谎，也无需使用夸张手法，就表现出了那真实而伟大的自然篇章，犹如荷马和维吉尔的诗篇。”
作者介绍让·弗朗索瓦·米勒（法国）Jean-Francois Millet (1814-1875年)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以表现农民题材而着称的现实主义画家。他创作的作品以描绘农民的劳动和生活为主，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他用新鲜的眼光去观察自然，反对当时学院派一些人认为高贵的绘画必须表现高贵人物的错误观念。
曾从德洛罗什（Delaroche）学画，后因不满老师的浮华风格和无力负担学费而片学。1849年定居巴比松村后从事耕作，以补助生活。长期接触他所熟悉的农民，许多重要作品都在此产生。他曾说一个农民，我愿意到死也是一个农民。我要描绘我所感受到的东西。《播种》、《晚钟》、《牧羊女》、《死神与樵夫》和《扶锄的人》等都描绘和歌颂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淳朴性格，也揭露了剥削制度的残酷，曾受到资产阶级的诋毁。部分作品中的人物具有宗教感情。画风以质朴、凝重、富有抒情气氛着称，但直至晚年，他的作品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米勒出生在诺曼底省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种过田。23岁时到巴黎师从于画家德拉罗什，画室里的同学都瞧不起他，说他是“土气的山里人”。老师也看不惯他，常斥责他：“你似乎全知道，但又全不知道。”这位乡下来的年轻人实在厌恶巴黎，说这个城市简直就是杂乱荒芜的大沙漠，只有卢浮宫才是艺术的“绿洲”。当他走进卢浮宫的大厅时惊喜地说：“我好像不知不觉地来到一个艺术王国，这里的一切使我的幻想变成了现实。” 米勒在巴黎贫困潦倒，亡妻的打击和穷困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为了生存，他用素描去换鞋子穿，用油画去换床睡觉，还曾为接生婆画招牌去换点钱，为了迎合资产者的感官刺激，他还画过庸俗低级的裸女。有一次他听到人们议论他说：“这就是那个除了画下流裸体、别的什么也不会画的米勒。”这使他伤透了心。从此他下决心不再迎合任何人了，坚决走自己的艺术道路。
1849年巴黎流行黑热病，他携家迁居到巴黎郊区枫丹白露附近的巴比松村，这时他已35岁。在巴比松村他结识了科罗、卢梭、特罗容等画家，在这个穷困闭塞的乡村，他一住就是27年之久。米勒对大自然和农村生活有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他早起晚归，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就在不大通光的小屋子里作画，他的生活异常困苦，但这并没有减弱他对艺术的酷爱和追求，他常常由于没钱买颜料就自己制造木炭条画素描。他爱生活、爱劳动、爱农民，他曾说过：“无论如何农民这个题材对于我是最合适的。”他在巴比松的第一幅代表作品是《播种者》 。以后相继创作了《拾穗者》 和《晚钟》 等名作。
巴比松画派，19世纪法国巴黎出现的一个以描绘写生风景为主的画派。这一画派的画家聚集在巴黎近郊风景优美的枫丹白露森林附近，住在一个名叫“巴比松”的小村子里，终日描绘令他们感动的自然景色，并日渐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小画派，米勒属于他们其中的一员。
现存藏处奥赛博物馆，这座曾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博物馆”的奥赛博物馆坐落在塞纳河塞纳河左岸视野最宽阔的地带，与卢浮宫隔河相望。奥赛博物馆与卢浮宫、蓬皮杜艺术中心一道被称为巴黎三大艺术博物馆，成为联结古代艺术殿堂卢浮宫和现代艺术殿堂蓬皮杜中心的中间过渡。由火车站改建成的国家博物馆。改建原有建筑的工程招标开始于1978年，最后由艺术、电影、电视协会小组中标；其室内设计工程是由意大利女建筑师伽艾·奥冷蒂承揽的。陈列从拿破仑第三到“立体主义”兴起期间的艺术作品。
这座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博物馆”的艺术宫殿，其脚下的土地曾历经过无数的变迁。19世纪中叶，这里曾是当时的行政法院和皇家审计院的所在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大火烧毁。1898年，为了迎接巴黎万国博览会，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向国家购买了这块地皮，修建火车站。
火车站由建筑师维克多·拉卢设计，不仅丰富而且大胆。他主张尊重原有的建筑结构，保留了原有的柱子，铸铁横梁以及仿大理石装潢。建成后新车站的建筑风格与对岸卢浮宫和杜乐丽宫花园的高雅格调相互照映。
工程前后历时两年，于1900年万国博览会开展前通车。在此后的近40年中，奥赛火车站是发往法国西、南部所有火车的起点站。每天从这里发出的列车多达200列。这里还曾是摄影、演出和拍卖的场所。1958年，戴高乐将军在车站酒店的节日大厅宣布准备“担负起共和国的权力”。
然而由于科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力火车越来越长，原长138米的车站的站台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不得已改为专营郊区火车线路。后来逐渐变成一个无人光顾的空车站，直至被废弃。这时关于如何利用这座设计精良的火车站，巴黎人提出了不少方案。
1972年，有人建议把火车站改造成博物馆，这个提议得到了当时任法国总统的蓬皮杜的支持。此后，此项方案无论是在右翼的德斯坦总统，还是在左翼的秘特朗总统在任期间，都得到了政府一以贯之的积极支持。改造工程采用了意大利女设计师奥朗蒂的设计，奥朗蒂精心分割了这个长138米，宽40米，高32米的空旷大厅。大门开在西侧，由西到东是一个长100米，高32米的大厅，大厅两侧是一间间独立的展室。两侧展室各有三层，主要陈列绘画作品。
1900年火车站刚落成时，一位名叫德塔伊的画家曾热情赞叹：这个车站多么像一个陈列艺术品的宫殿！时隔80多年后，当年的赞叹竟然成为现实。1986年12月1日，经过近8年的建设，这座涣然一新的乳白色大厦第一次打开大门迎接四面八方的来访者。该馆展厅面积达4.5万平方米，收藏近代艺术品4700多件，是世界上收藏印象派主要画作最多的地方。现有艺术收藏4千多件， 其中包括绘画， 雕塑， 以及家具陈设等， 展出面积超过4万5千平方米. 底层展出的是1850年至1870年的绘画， 雕塑和装饰艺术作品， 其中有凡高， 高甘， 安格尔， 德拉科卢瓦， 莫奈等的作品. 中层陈列的是1870年至1914年的作品， 其中有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官方艺术， 象征主义， 学院派绘画以及新艺术时期的装饰艺术作品。2004中法文化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与中国观众首次见面的51幅法国印象派绘画珍品中，有38幅来自奥赛博物馆。
同名电影片名：The.Gleaners.And.I
译名：拾穗者
时间：2000年
国家：法国
片长：78分钟
类别：记录片
语言：法语
字幕：外挂英文
格式：XviD + MP3
尺寸：560x304
大小：1CD 49 X 15M
导演；阿涅斯·瓦尔达
简介：一部以DV拍摄的低成本实验性艺术纪录片，在两年多时间里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国际电影节，并且获得30个奖，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奇迹。这部影片就是《拾荒者》，导演就是享有“新浪潮之母”美誉的阿涅斯·瓦尔达。《拾荒者》于12月13日在洛杉矶获得第30个奖，即国际纪录片协会颁发的“先锋奖”。74岁的瓦尔达领奖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我拍了48年电影，数这部影片得奖最多。”她还说：“我在这把年纪获得的奖项大多是对我的终生事业所做的评价，这里的人们以雅致的方式为我颁发先锋奖，他们多少有点把我看作新浪潮的祖母了。”然而在中国，即便是许多资深的影迷甚至电影圈内的一些人士对这位法国女导演也不是非常熟悉，往往将她的名字与波兰男导演安杰·瓦依达混为一谈。
从《拾穗者》到《拾荒者》
1998年12月至1999年4月，年过七旬的瓦尔达带着数码摄像机，在法国的城市和乡村“闲逛”的过程中，亲自拍摄了一些关于当今拾荒者的影像。经过一年的后期制作，于2000年6月完成了一部82分钟的纪录片，法文片名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汉语可直译为“拾荒者们与女拾荒者”。“拾荒者们”是指瓦尔达拍摄的人物，“女拾荒者”则是指瓦尔达本人。本着简洁的原则，我将之译作《拾荒者》，台湾译名为《艾格妮捡风景》。
这部受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的名画《拾穗者》启发拍摄的影片，描绘了法国当今时代的拾荒者形象：从在乡村农田里拣拾土豆的农民，到那些在食品超市的垃圾堆里翻找仍然可以食用的食物的城市居民，再到寻找可供制作艺术作品的废弃物的艺术家，拾荒者们在瓦尔达的镜头前讲述自己对拾荒的看法。瓦尔达将形形色色的拾荒者分为三类：“有些人拾荒是因为生活所迫，有些人拾荒因为他们是艺术家，有些人拾荒因为他们喜欢拾荒。”流浪汉和生活贫困的人为维持生计拣拾各种生活必须品，艺术家们从废铜烂铁堆里寻找创造艺术作品的原料，喜欢拾荒的人的动机更多是出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品德。瓦尔达说：“这是一部关于浪费的影片。”
《拾荒者》的主要线索是拾荒，同时还有一个游离于主线之外的副线，即表现了一些表面看来与拾荒无关的事情。比如，瓦尔达在访问一个葡萄园时得知，葡萄园的主人恰好是发明电影的先驱者之一马莱的后代，这个意外发现使瓦尔达有机会向这位被她称为“所有电影工作者之父”的人致敬。她说：“在一部关于拾荒的影片中表现马莱显然非常困难，但这的确是一个惊奇。我允许自己自由地去发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可以说这也是一部关于我自己的寻访拾荒者之旅的影片。”《拾荒者》中的所有人都在拾荒，游移于摄影机前后的瓦尔达本人也在拣拾和追忆那些被遗忘的人与事。
《拾荒者》还是一幅影片作者的自画像。瓦尔达不时从镜头后面走到镜头前面，即使当她在镜头后面时也有意地适度表现自己，而且有些镜头还是由她亲自拍摄的，就像照相的人按动自拍按钮之后迅速跑到镜头前面拍摄自己那样。《拾荒者》的艺术成就不仅表现在瓦尔达创作了一部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实验性数码纪录片，而且表现在影片导演如何把握“唯我”和“主观”之间、影片作者的“自我”和被拍摄的社会现实中的“别人”之间的细微界限，这同样是经常被人遗忘的东西。
【评论】
非完全电影笔记：拾穗者与拾荒者
一、这是消费的时代，也是浪费的时代。这是真正的精品迹近稀有动物的时代，也是“垃圾精品”大量复制的时代。我们的书柜堆满读不完或不想读的读物，我们的抽屉装满看不完或不想看的影碟，我们的冰箱塞满吃不完或不想吃的食物，我们的衣柜挂满穿不完或不想穿的时尚。我们的邮箱，无论现实还是虚拟，快要被铺天盖地的垃圾邮件挤爆了，却少有我们真正想听到的问候，哪怕只言片语。
但我们仍然饥饿，精神与物质；我们仍然寻找，现实与虚拟。据说新时代的人们有福了，因为他们都患有时髦的“资讯饥渴症”。我们一天不消费，我们一天就心烦意乱。我们一天得不到最新的讯息，我们一天就坐卧不宁。我们如饥似渴，生怕落在时事与时尚的后面。纽约的股票巴黎的时装中东的战局国内某民营企业的收购案，都是我们念兹在兹的关注热点。我们大把花钱大快吃肉大碗喝酒。我们陶醉在歌舞喧腾燕舞莺歌的升平盛世。我们心安理得。
二、这是一部关于浪费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节约的电影。这是立场鲜明充满真诚的电影，但不是枯燥说教高高在上的电影。法国电影新浪潮祖母(grandmother of the New Wave)——艾格尼丝·瓦达(Agnès Varda)我还第一次听说。而纪录片《我与拾穗者》(The Gleaners And I)，也是我看过的唯一一部她拍的电影。据说瓦达有句名言：“就其形式而言，电影是不自由的。我深感苦恼，想用写小说的方法来拍电影。”据说瓦达自一九五四年投身电影直到今天，她所有的作品都贯穿着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我与拾穗者》拍于二零零零年(两年后，瓦达还拍了一部五十多分钟的续集，有兴趣的观者当不容错过)，在短短的一个来小时里，瓦达的确是以散文般的叙述与饶富诗意的画面，带领观者一会儿徜徉于法国乡村的田间地头，一会儿伫足于巴黎的街头巷尾。她就像一位孤独的漫游者，有时候置身自然美景中喃喃自语，有时候与偶然相遇的路人闲话二三，而电影的主题就在散漫的形式下慢慢铺展，这个主题就是——垃圾！
主题虽是垃圾，但电影的切入却富于艺术气息。瓦达追踪溯源，从十九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拾穗者》谈起。秋高气爽，收获已过，田地里散落着零星的麦穗(从广义角度理解，也可叫做垃圾)，三三两两的拾穗者弯腰捡取麦穗的情景，不仅是画家笔下完美无缺的写生素材，也让人追怀以往岁月的勤俭美德。然而星移斗转，乡村拾穗的景象渐渐式微，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多被城市街头的拾荒者取代。电影采访了多个现代“拾穗者”(或拾荒者)，既有失业的中年汉，单身母亲，独居老人，也有艺术家，餐馆大厨，城市愤青。他们的个人背景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瓦达看来，就“拾穗”的本质而言，无论“拾穗者”的动机是出于生存需要还是个人乐趣，都是值得赞赏的行为。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理直气壮地褒扬“拾穗者”，瓦达还请来法律专家，让他们置身田间或闹市，高声宣读圣经或法律条文，以认可这一行为的天经地义。
三、的确，不论“拾穗”还是拾荒均无可厚非。前者是自然的馈赠，就像电影中葡萄与土豆丰收之后，种植园主允许“拾穗者”进入田间地头，采撷剩余或无法出售的果实(反正它们都没用)。那不仅是淳厚古风的遗响，更何况——“当我看到这些全被浪费，而一些人却没东西吃，这真是一种耻辱。”一位失业的“拾穗者”如是说。而且，“拾取别人不要的果实，总好过去商店偷窃。”——这恰好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人穷志不穷。至于那些拾荒者，他们依靠城市的垃圾为生。但在瓦达的镜头下，这些所谓的垃圾中，有刚刚过期并未变质的面包与肉类，有经过修理就能使用的家用电器与家具。食用匮乏的人能借此存活，艺术家也可以从中找到创作灵感(片中采访了几位以垃圾为材料创作的艺术家)。我猜瓦达并非想一味控诉消费社会的暴殄天物，她也不想掩盖美化“拾穗者”或拾荒者的生存困境，或是让人人都成为节衣缩食的苦行僧，但观者看过这些画面后，很难不反躬自省。
《我与拾穗者》予我印象最深处，当数片尾那个拥有硕士学位的年轻素食者。他住在专为流浪者提供的避难所内，迄今已经八年。这位素食者每天在火车站卖报纸，拾取市场里扔弃的面包、水果与菜蔬作为食物。但在我眼中，他并非属于主流社会不屑一顾的弱势人群，而是怡然自得的现代隐者。他曾是大学助教，但电影并未披露他“落魄江湖”的原由。其实姑且不论理由，他的生存方式让人敬重有加。避难所的住客有一半是文盲，且大多为非洲新移民。六年来，他每晚无偿为这些人上课，自己装饰教室，自己设计课程。我想，在满脑现世得失的聪明人眼里，这位素食者的故事一定是个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
四、法国的“拾穗者”与拾荒者有福了！——看完《我与拾穗者》，我突然冒出这样的怪念头。那不仅因为富庶发达的商业社会有理由产生更“富庶”的垃圾，也因为在民智已开的社会环境中，弱势人群(当然还有以“拾穗”或拾荒为乐趣者)总能设法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活出自己应有的人格与尊严。我周围的社会充满暴发气息，我也很难想象哪位中国电影人(请原谅我的不敬)能够如新浪潮祖母艾格尼丝·瓦达，拍出如此情怀如此灵动的纪录片。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拾穗”的传统已经丢掉了。我们要么哄抢，要么打劫(合法或不合法)，我们都想成为成功人士，我们都不想做“拾穗者”与拾荒者！
附记：《我与拾穗者》曾于各类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无数。主要计有：芝加哥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00)；欧洲电影学院最佳纪录片奖(2000)；波士顿电影评论家协会最佳纪录片奖(2001)；纽约电影评论家协会最佳纪录片奖(2001)；美国电影评论家协会NSFC奖(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