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缶
古代盛水或酒的器皿。圆腹、有盖，身上有环耳；也有方形的。盛行于春秋战国。器身铭文称为缶的，有春秋中期的“栾书缶”和安徽寿县、湖北宣城出土的春秋晚期“蔡侯缶”。
中国八音中的土类乐器，主要的只有两种，一个是埙，另一个是缶。缶的形状很像一个小缸或火钵，是很少见的乐器。埙的历史悠久，目前发现最为古老的埙距今已有7000余年，最初只有一个吹口，有音孔，而后慢慢增加演变为八孔埙，十孔埙和半音埙。埙的音色柔美，音质圆润，颇有高处不胜寒的凄凉美感。
缶本是用来装酒的瓦器，敲打起来就算是音乐了。
起源
可以远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诗经》与《周易》，那时候，鼓盆歌则是以娱乐为主，古代亦称之为“鼓缶、击缶”。
在《诗经·陈风·宛丘》中记载的有这样的内容：“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寿羽）”，其中“坎其击缶”是娱乐内容。
《周易·离》九三爻辞载：“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凶。”意思是说，在太阳西沉时的光辉，不叩击瓦器而歌唱那就是垂暮老人的嗟叹。即将去世的老人，不鼓缶而歌是不吉利的。在老人临死之前，鼓缶唱歌是安抚老人的礼仪行为。在丧歌中饱含了对死者顺风顺路的祝愿，并在丧葬习俗中尽可能为亡者创造条件，使他一路走好，如灵前的《开路歌》、《礼赞》等。也证明其中的“鼓缶”是丧礼的内容，而“鼓”与“缶”的同时并存，也说明这里的“鼓”只是一个动词，“缶”这个名词也包含了鼓这种乐器。“鼓盆·击缶”以娱乐内容和丧礼习俗的共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战国时期更成为了华夏民族音乐表现形式的三大类别之一，据《墨子·三辩》中记载：“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殓冬藏，息于瓴缶之乐。”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鼓盆”则只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娱乐。战国时期有名的渑池大会上，秦王喝到兴头上强迫赵王为其弹瑟，并命史官记录下来以辱赵王，蔺相如遂以血溅五步逼秦王击缶以相娱乐，相应的使秦王的身份更降一级，以回击赵王鼓瑟之辱。
到汉代，桓宽《盐铁论·散不足》载：“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淮南子·精神训》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在东晋时更有王敦击壶、隋朝有大音乐家万宝常随手击碗成曲等故事。战国时期的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则进一步将鼓盆歌走向丧礼。《庄子·至乐》中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认为人死后不应该悲伤，应该高兴地送其走，于是鼓盆而歌，这种渊深悠远的意境恰似一种生命情调与主体意愿的完美结合。
北齐御史上士颜子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到唐代之后，“鼓盆·击缶”的娱乐成分逐渐减少，李建勋《田家》之二：“木船擎社酒，瓦鼓送神钱。”到宋代出现“鼓盆之戚”的说法。宋·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载：“闻有鼓盆之戚，不易派遣。”在元、明、清的文学作品中，“鼓盆歌”、“鼓盆悲”、“鼓盆之戚”之说，更为常见，而作为娱乐形式的击缶，也只有穷叫花子敲墩钵了。沙市的鼓盆歌作为民间丧事礼俗，经历了夏商周形成期，战国之后千年的发展兴盛期，到宋代已成为习俗而流传至今。
战国（公元前457~前221年）
通高124.5厘米，口径48.4，足径69厘米，重327.5千克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缶在古代分盛酒和盛水两大类，这件大铜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最大最重要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只有少数大型的墓葬中才出土青铜缶，可见缶在春秋战国时是重要的礼器。缶还有乐器的功能，战国时期绳池之会上上，蔺相如就曾逼着秦王击缶。
该缶体型巨大，分上下两层，分两次浇铸而成，纹饰由涡纹、重环纹、蟠蠇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大尊缶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足见密封性之好。
改器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曾侯乙是战国早期诸侯国曾国的国君，从墓中出土的文字资料可知,他死于公元前433年左右,年龄在45岁上下。墓中出土的巨型木椁所使用的成材木料达378.63立方米,出土的文物总数多达15000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