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溪记
《竹溪记》学习指导“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鲁迅《藤野先生》）在本文中明代文学家唐顺之也论述到这个问题，在南方被当做柴烧的竹子在北方竟被视为珍宝。然则是因为北方人真的了解爱好竹子吗？我们来学习这篇课文吧！
原文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徼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其为园，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钱买一石，百钱买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据其间，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然才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难致而又多槁死，则人益贵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
呜呼！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然穷其所生之地，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而绝徼海外，或素不产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见竹，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是将不胜笑也。
语云：“人去乡则益贱，物去乡则益贵。”以此言之，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
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间作一小楼，暇则与客吟啸其中。而间谓余曰：“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亦足适也。因自谓竹溪主人。甥其为我记之。”
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昔人论竹，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艳绰约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谐于俗。是以自古以来，知好竹者绝少。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不过欲以此斗富与奇花石等耳。故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君生长于纷华，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马僮奴歌舞，凡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与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此其于竹必有自得焉。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而后快乎其心。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
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译文我曾经游观过京城世宦富贵人家的亭园，见那里集聚的东西，自极远的边地到海外，奇异的花卉石头没有不能罗致的，所不能罗致的只有竹子。我们江南人砍伐竹子当柴烧，筑园构亭也必定购买寻求海外的奇花异石，有的用千钱买一块石头，有的用百钱买一棵花，并不吝惜。然而如有竹子占据在当中，有时就将它砍去，说：“不要让它占了我种花置石的地方。”但京城人如果能觅到一竿竹子，常常不惜花费数千钱来购买；然而一遇到下霜降雪，便又都干枯而死。正因为它的难以寻觅而且又多枯死，人们因此就更加珍爱它。而江南人甚至笑他们说：“京城人竟把我们当柴烧的东西视为珍宝。”
哎呀！奇花异石虽然为京城与江南人所珍爱。然而追溯它们的产地，则边地和海外人看待它们，我想也与我们在江南看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边地海外，或许是从不出产竹子的地方，假如让那里的人一旦看到竹子，我想他们必定比京城人更加珍爱和看重它。这种情况恐怕是笑不完的了。
俗语说：“人离乡则愈贱，物离乡则愈贵。”如此说来，世上的美丑好恶，又有什么不变的标准呢！
我的舅舅任光禄在荆溪的边上构筑了一个亭园，到处种竹，不种其它的花木。竹林间造了一座小楼，有空就与客人在那里吟诗啸歌。他偶然对我说：“我不能与有势力的人比池亭花石的胜况，单独在这里取此地本来所有的东西，可以不花费劳力而使满园苍翠葱茏，也足以自适。因此自称是竹溪主人。请外甥为我记述一下吧。”
我以为任君哪里是真的不能与有势力者攀比，而随意取其当地所有；恐怕还是对竹独有特殊的爱好，而不愿意把它告诉别人吧？过去有人谈论竹子，以为它绝没有动人的姿色和香味值得喜爱。所以它奇巧怪异不如石，妖艳柔美不如花，孑孑然有如高傲独立的士人，不能与尘俗混同合一。因此自古以来，知道珍爱竹子的人极少。那么京城人难道也是能知竹而加以珍爱的吗？他们不过是想用此与别人争夸富贵，如同用奇花异石向人炫耀一样。所以京城人的珍爱竹子，与江南人的不重竹子，他们同属于不知竹是一样的。任君在繁华纷闹中生长，而能不沉溺其中，衣饰车马僮仆歌舞，凡是富贵人家所沉湎嗜好的，一切摈弃而去。尤其是方正刚直不随意与人交往，凛然有高洁独立之气，这正是任君对于竹子必有自得的地方。世上可喜可玩的万物，原有不能割舍的吗？那么虽然假使竹子不是这里的土地所有，任君也将竭尽其力予以收集，然后心里才高兴。任君的财力虽然使他能尽量寻觅奇花异石，然而他的爱好本不在此啊。
可叹啊！竹子本可以不出江南而为人贵重，对此我有深深的感受了！
赏析本文题为“记”，所记的中心事件是舅父任君治园植竹一事，但作者并没有在“记”上大做文章，而是借题发挥，通过对比、衬托，自然托出文章的主旨。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在这大段铺垫的基础上，文章才开始点题。光禄任君虽身处江南，却不以世俗贱竹而贱之，反而在园中“遍植以竹”，并自号曰“竹溪主人”。虽寥寥几笔，却刻画了一个不苟合流俗、志趣高雅的人物形象。接下来的议论，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的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作者详细介绍唐顺之(1507～1560) 明代散文家。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至通州（今南通）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学者称"荆川先生"。
唐顺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有研究。他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同为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唐宋派代表。唐顺之的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国语》、《史记》等秦汉文，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并以"未尝较声律、雕文句"的陶渊明与"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加以比较。说前者的作品为"第一等好诗"，指斥后者之作"不免为下格"。唐顺之上述见解在其后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门知县书》中，较全面表露出来，其反七子模拟、剽窃倾向异常鲜明、激烈，呼吁文章应"如谚语开口见喉咙者"。
唐顺之的文章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文风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受形式束缚。如《信陵君救赵论》，立足于社稷，批驳以私义救人。"词严义正"、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如对席论辩，一气呵成而结构谨严。《明史》说唐顺之文章"洸洋纡折,有大家风"。就此文来看,不为过誉。他的记叙散文《竹溪记》,本应约为园写记,而着眼于园名的由来，赞扬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谐于俗"的品德。文笔清新流畅,别具一格,立意新颖。唐顺之其他记叙散文，大多有叙有议。往往叙中择其一点，引申开来，情思遐飞而哲理蕴其中，自然浑厚而畅达豁然。如《西峪草堂记》、《书秦风蒹葭三章后》，及《永嘉袁君芳洲记》等，皆能看出此种特色。唐顺之还没有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理论的束缚，他师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为法度。在他的一些文章中还有八股文作法的影响，此为其不足一面。然而，唐顺之等唐宋派为后来撼动后七子文坛统治地位的公安派多少起了一点开拓作用。当然，唐宋派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是不能相容的。
唐顺之著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诗 4卷。辑有《文编》64卷。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体编列，其中选录了大量唐宋文章。唐顺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编》40卷，《史纂左编》124卷,《两汉解疑》2卷，《武编》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荆川稗编》120卷,《诸儒语要》、及旧本题为李攀龙撰唐顺之校的《韵学渊海》12卷等。近代林纾辑有《唐荆川集》，为较通行的唐顺之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