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奥多尔蒙森
特奥多尔·蒙森
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生于德国的的席莱苏维格（当时属于丹麦）的伽尔丁。父亲是乡村牧师，母亲是教师。在家庭的影响下，蒙森自小便喜欢和熟悉古罗马史。1938年考入丹麦的基尔大学法律系。1842年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1843年，蒙森接受丹麦国王的奖学金，前往意大利，从事古罗马法律的考察研究工作。1847年返回祖国，应聘到莱比锡大学任法学教授，后因发表攻击俾斯麦的演说，1850年被解聘。1852年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担任罗马法教授；1854年转至布雷斯劳大学任教；1858年担任柏林大学古代史教授，并应柏林皇家学院之聘，主编期刊《文典》。1874年，再次被聘为莱比锡大学教授。1873至1882年，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在议会中，他以自由派领袖的身份经常发表演说，抨击俾斯麦的国内政策，曾因“诽谤罪”受到司法机关传讯。蒙森为表示抗议，愤然退出议会。
蒙森的主要成就是对古代罗马历史的研究。五卷本《罗马史》（1854-1885，第四卷未完成）是他积30年的努力得以完成的史学巨著。渊博的学识和民主主义的信念，使他能以新的光辉烛照这个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他热烈赞扬富于民主精神、奖掖科学、艺术的凯撒，而把庞掊只看作一个善于练兵的低级军官。在展示古罗马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这部巨著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广度。作品文笔洗炼，叙事生动，富于戏剧性，人特形象鲜明，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罗马史》的巨大成就，为作者赢得极高声誉，俾斯麦曾手持这部书对作者说：“尊著《罗马史》我拜读再三，你看，封皮都快要磨破了。”
蒙森的重要著述还有：《意大利南方方言》(1850)、《罗马编年史》(1859)、《罗马铸币史》(1860)、《民法集》(1866-1870)、《罗马公法》(1888)、《罗马刑法》(1899)等，由他主持编纂的《拉丁铭文大全》(16卷，1867-1959)不仅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为此书所写的序文被公认为现代最精彩的拉丁散文之一。
1902，由于他是“现存的最伟大的历史写作艺术大师，特别要提及他的里程碑著作《罗马史》”，蒙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认为，《罗马史》“既有完整而广泛的学术价值，又有生动有力的文学风格……他的直觉能力与创作能力，沟通了史学家与诗人之间的鸿沟。”
评论界对西奥多·蒙森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蒙森入选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当时未受到激烈批评，后世也未对此提出质疑。关于《罗马史》的意见纷争早已全部公之于众，直到德意志帝国与西方的冲突十分明显之后，这种意见纷纭之状才重新出现。
这部多卷巨著出版之后，公众表示欢迎，学者高度赞誉其渊博的学识。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中，有指责蒙森失之偏颇的，有指控说他的偏爱暗含对现代凯撒们的鼓励的。蒙森将裘力斯·凯撒写成共和制罗马后期的中心人物，将美化凯撒的对手、特别是西塞罗和谋杀者们的传统说法完全颠倒过来了。这种骑士般献殷勤的重新评价，即使证据充足、分析合理，还是使那些自己的假设遭到摈弃的历史学家们大为不快。有些学者反对用细致描绘人物的方法取代传统历史作品的那种客观的尊严。蒙森艺术的崇拜者威廉·沃德·法勒认为蒙森所用的语言和所作的评判有力而且生动，几乎使批评者无从下手，并且已在实际上影响了后来的罗马史研究者。可就连他在1909年出版的一部回忆录中一面称赞蒙森的才能时，一面又温和地责备蒙森“具有一种几乎是危险的天赋：历史的想象力这一天赋有时的确使他误入歧途”。
与稍晚时期一位名叫安托瓦涅·吉扬的历史学家对蒙森的攻击相比，上述批评几乎无足轻重。吉扬于1915年毫不留情地给蒙森贴上了“最坚定地相信‘强权高于真理’的鼓吹者之一”的标签，并指责他“造成了对基督教人类生活观的反动”。吉扬说蒙森开创了一门新的科学——种族心理学——的先河，试图“说明德意志种族优于其他一切种族”。这一极为激烈的批评蒙上了德法战争的色彩，由于当时蒙森早已去世而一直未受到反驳。不过，对早些时候人们指责他是“凯撒主义”先锋的说法，蒙森的确作出过一些反应。他声称他之所以赞扬凯撒，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共和国业已腐朽，而解放罗马公民的责任只能由一个强大的、即便尚不十全十美的政府来担当。如果换一个环境，凯撒也许就被蒙森说成是暴君了。
这些批评是在1902年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之后很久才发表的。蒙森在法律、文字学、钱币学以及考古学方面博大渊深的学识使对《罗马史》的批评失去了锋锐。1902年出现的唯一激烈评论是针对文学院而发的。幸运的是，文学院已预见到会有此类指责，早已采取行动为自己的决定辩护。这次授奖告诉人们，瑞典文学院在挑选获奖者时是从广义上去理解“文学”的，而且是从一作者的全部作品出发，而不仅限于前一年所发表的作品。
名言：最狡猾的谎言会在最单纯的事实前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