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颜伯嘉
完颜伯嘉字，辅之，北京路讹鲁古必剌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调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晋国夫人家奴买漆不酬直，伯嘉钩致晋国用事奴数人系狱。晋国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价，则奴释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宝坻丞。补尚书省令史，除太学助教、监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仆散揆。或曰：“与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职分如此。”迁平凉治中。累官莒州刺史。谳属县盗，伯嘉曰：“饥寒为盗，得钱二千，经月不使一钱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盗不获，诬以准罪耳。”诘之，果然。诏与按察官俱推排物力，召见于香阁。
金史大安中，三迁同知西京留守，权本路安抚使。贞祐初，迁顺义军节度使。居父母丧，卒哭，起复震武军节度使兼宣抚副使，提控太和岭诸隘。副统李鹏飞诬杀彰国军节度使牙改，诏伯嘉治之。贞祐四年三月，伯嘉奏：“西京副统程琢智勇过人，持心忠孝，以私财募集壮士二万，复取浑源、白登，有恢复山西之志，已命驻于弘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颜毛吉打以三千人归国，各迁节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余众，尽忠於国，百战不挫。臣恐失机会，辄拟琢昭勇大将军，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领一路义军，给以空名敕二十道，许择有谋略者充州县。”制可，仍赐琢姓夹谷氏。琢请曰：“前代皆赐国姓，不系他族，如蒙更赐，荣莫大焉。”诏更赐完颜氏。
金史是月，伯嘉迁元帅左监军，知太原府事，河东北路宣抚使。以同知太原府斡勒合打为彰国军节度使、宣抚副使。六月，斡勒合打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颜琢恃与宣抚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为侵掠。遥授太原治中，权坚州刺史完颜斜烈私离边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悦，遣臣护送粮运于代州。臣请益兵，乃以羸卒数百见付，半无铠仗。臣复为言，伯嘉怒臣，榜掠几死。臣立功累年，颇有寸效，伯嘉挟私陵轹，无复宣抚同僚之礼。臣欲不言，恐他日反为所诬，无以自明。”上问宰臣，奏曰：“太原重镇，防秋在迩，请敕谕和解。”诏曰：“太原兵冲，若以私忿废国事，国家何赖焉！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顾之忧，无执前非，误大计也。”七月，伯嘉改知归德府事，合打改武宁军节度使。御史台奏：“宣抚副使合打诉元帅伯嘉以私忿加箠楚，令本台廉问，既得其事，遂不复穷治。若合打奏实，伯嘉安得无罪，伯嘉无罪，合打合坐欺罔，乞审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
金史初，河东行省胥鼎奏：“完颜伯嘉屡言同知西京留守兼台州刺史完颜琢，可倚之以复山西，朝廷迁官赐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岭。今闻诸隘悉无琢兵，盖琢挈太原之众，保五台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为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内地，分处其众，以备不测之变。”宰臣奏：“已遣官体究琢军，且令太原元帅府乌论德升召琢使之矣。当以此意报鼎。”无何，德升奏：“琢兵数万分屯代州诸险，拒战甚力，其众乌合，非琢不可制。”胥鼎复奏：“宣差提控里甲石伦言，琢方招降人，谋复山西，盘桓于忻、代、定、襄间，恣为侵扰，无复行意。发掘民粟，并且。戕杀无辜，虽曰不烦官廪，博易为名，实则攘劫，欺国害民无如琢者。石伦之言如此，臣已令帅府禁止之矣。”宰臣奏：“所遣官自忻、代来，云不见劫掠之迹，惟如德升言便。”从之。
金史伯嘉至归德，上言，乞杂犯死罪以下纳粟赎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尝行之，盖一时之权，不可为常法。”遂寝。俄改签枢密院事。未阅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时，甫经兵后，乏兵食，伯嘉令输枣栗菜根足之，皆以为便。兴定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几召为吏部尚书。二年，改御史中丞。
金史初，贞祐四年十月，诏以兵部尚书、签枢密院事蒲察阿里不孙为右副元帅，备御潼关、陕州。次渑池土濠村，兵不战而溃。阿里不孙逸去，亡所佩虎符，变易姓名，匿柘城县，与其妻妹前韩州刺史合喜男妇纥石烈氏及仆婢三人僦民舍居止。合喜母徒单氏闻之，捕执纥石烈，断其发，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孙复亡去。监察御史完颜药师劾奏：“乞就诘纥石烈及仆婢，当得所在。其妻子见在京师，亦无容不知，请穷治。”有司方系其家人，特命释之，诏曰：“阿里不孙若能自出，当免极罪。”阿里不孙乃使其子上书，请图后效。尚书省奏：“阿里不孙幸特赦死，当诣阙自陈，乃令其子上书，犹怀顾望。”伯嘉劾之曰：“古之为将者，受命之日忘其家，临阵之日忘其身，服丧衣、凿凶门而出，以示必死。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孙膺国重寄，握兵数万，未阵而溃，委弃虎符，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敌，又不能负斧锧而请罪，逃命窜伏，猥居里巷，挟匿妇人，为此丑行。圣恩宽大，曲赦其死，自当奔走阙庭，皇恐待命。安坐要君，略无忌惮，迹其情罪，实不容诛。此而不惩，朝纲废矣。乞尸诸市以戒为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丞言是，业已赦之矣。”阿里不孙乃除名。
金史五月，充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许决四品以下。宣宗忧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阳之精，旱乃人君自用亢极之象，宰执以为冤狱所致。夫燮和阴阳，宰相之职，而猥归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论，汝砺辈不所职，其罪大矣。汉制，灾异策免三公，顾归之有司邪。臣谓今日之旱，圣主自用，宰相谄谀，百司失职，实此之由。”高琪、汝砺深怨之。礼部郎中抹捻胡鲁剌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显责之。明日，伯嘉谏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尧、舜而耻为桀、纣，盖尧、舜纳谏，桀、纣拒谏也。故曰：‘纳谏者昌，拒谏者亡’。胡鲁剌所言是，无益于身，所言不是，无损于国。陛下廷辱如此，独不欲为尧、舜乎？近日言事者语涉谤讪，有司当以重典，陛下释之。与其释之以为恩，曷若置之而不问。”宰相请修山寨以避兵，伯嘉谏曰：“建议者必曰据险可以安君父，独不见陈后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复为国乎？人臣有忠国者，有媚君者，忠国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为国谋。臣窃论之，有国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国也。”高琪、汝砺闻之，怒愈甚。
金史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权参知政事，元帅左监军，行尚书省、元帅府于河中，控制河东南北路便宜从事。兴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冲要，不可阙官，凡召辟者每以艰险为辞。乞凡檄召无故不至者宜令降罚，悉心干当者视所历升迁。”诏召不至者决杖一百，余如所请。廷议欲弃河东，其民以实陕西。伯嘉上书谏曰：“中原之有河东，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东不雄’，万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执意。
金史顷之，召还，罢为中丞。伯嘉入见，奏曰：“如臣驽钝，固宜召还，更须速遣大臣镇抚。”宣宗深然之。伯嘉上疏曰：“国家兵不强，力不足以有为，财不富，赏不足以周众，独恃官爵以激劝人心。近日以功迁官赴都求调者，有司往往驳之，冒滥者固十之?，既与而复夺之，非所以劝功也。乞应军功迁官，宣敕无伪者即准用之。”又曰：“自兵兴以来，河北桀黠往往聚众自保，未有定属。乞赐招抚，署以职名，无为他人所先。”又曰：“河东、河北有能招集余民完守城寨者，乞无问其门地，皆超逾等级，授以本处见任之职。”又曰：“河中、晋安被山带河，保障关、陕，此必争之地。今虽残破，形势犹存，若使他人据之，因盐池之饶，聚兵积粮，则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
金史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东。奏曰：“亳州灾最甚，合免三十余万石。三司止奏除十万石，民将重困，惟陛下怜之。”诏治三司奏灾不以实罪。伯嘉行至蕲县，闻前有红袄贼，不敢至泗州。监察御史乌孙奴申劾伯嘉违诏，不遍按视。又曰：“伯嘉知永城县主簿蒙讹里刺不法，沈丘令夹谷陶也受贿，匿而不发。前谷城县令独吉鼎术可尝受业伯嘉，伯嘉讽御史辟之。”诏有司鞫问，会赦免。
金史五年，起为彰化军节度使，改翰林侍讲学士。伯嘉纯直，不能与时低昂，尝曰：“生为男子，当益国泽民，其他不可学也。”高汝砺方希宠固位，伯嘉论事辄与之忤，由是毁之者众。元光元年，坐言事过切，降遥授同知归德府事。二年三月，遥授集庆军节度使，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中，率陕西精锐与平阳公史咏共复河东。顷之，伯嘉有疾。六月，薨。
金史伯嘉去太原后，完颜琢寓军平定石仁寨，权平定州刺史范铎以阎德用充本州提控。德用桀骜，蓄奸谋，铎不能制，委曲容庇之。兴定元年，德用率所部掩袭，杀琢及官属程珪等百余人，遂据石仁寨。铎惧，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据平定州。二年十月，诏诛范铎。
金史术虎筠寿，贞祐间为器物局直长，迁副使。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开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寿以其家所有鞠仗以进，因奏曰：“中都食尽，远弃庙社，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球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怿，掷仗笼中。明日，出筠寿为桥西提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