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季麟
施季麟，又名保成，1904年生于崇明县油车桥东边(今竖河乡堡西村)一户农民家庭，家境清贫，兄弟中他排行第三。他11岁入施云栋私塾读书，15岁那年父母无力继续供他求学而辍学，经人介绍去喇叭镇一家南货店当学徒。他19岁离开崇明到南通大生纱厂做工，时已结婚。在大生纱厂仅一年就遭失业之苦，回家后，为了生存和养家糊口，他几度奔波几度哀叹，先到油车桥陈念之油坊当榨油工，21岁时再到喇叭镇南货店当店员，23岁又失业，打起包裹返里。短短数年间，他饱尝了生活的艰辛，目睹了人间的不平和世道的不公，心中升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的火焰。
192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农民部派杨思公，严震两人到崇明领导党的工作。他们与崇明的中共地下党员俞保元等一起，常常深入到堡镇等地区的工厂、农村，秘密地进行宣传活动，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对这一切，施季麟都收进眼里，并有机会经常同俞保元等接触。在俞保元的引导下，施季麟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在政治上很快成熟起来，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在崇明岛中部的竖河镇西市梢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施季麟和一农民代表发表讲话，向到会的四五百人宣传革命道理，散发传单等宣传品。这时，在油车桥、竖河镇一带的农民运动十分高涨。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白色恐怖亦不断加剧，国民党县政府自上而下设立了严密的政治组织，一时，中共崇明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受到很大影响。9月，中共江苏省委派巡视员陈恺到崇明联系工作，崇明的地下党组织进行了调整。秋，中共崇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崇明县委，施季麟担任县委候补委员，负责党的组织工作。12月，在油车桥东市的城隍庙(即明强小学)内开会决定，调整县委领导人员，施季麟任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兼管鲁屿镇以东至陈家镇范围内的工作。其间，施季麟与龚异生合资在堡镇富安桥堍(今金星门市部地址)开办集成文具杂货商店，以掩护自己的身份，并作为县委开展工作的联络点。
此后，施季麟与其他县委领导人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国民党保安队士兵中间活动。在堡镇大通纱厂，通过龚异生、陆圣清等地下党员，组织“兄弟会”，与资本家斗争，迫使资本家给工人增加工资，给生育妇女42天产假期，在油车桥举办农民夜校，教农民学文化，通俗地讲述粮户(地主)如何剥削农民，农民为什么穷，为什么要减租，穷人怎样才能翻身的革命道理，筹组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警团。在油车桥农民协会代表会议上，他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以及每百步地减租半斗等口号，还发动农民反对地方当局占地开渠和强迫农民筑堤。他还在国民党保安队士兵中秘密地进行策反工作，物色和培养同情与倾向革命的积极分子。
1930年3月5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通告，中共崇明县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决定于4月12日晚上在油车桥东边的海界宅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研究确定“五一”国际劳动节组织罢工、游行、暴动等问题。为此，施季麟按照县委分工，到崇明岛东部地区活动，协商产生了代表。
正当施季麟等县委领导人抓紧会议的准备工作时，反动派亦在密谋策划，千方百计企图破坏共产党组织。国民党崇明县政府堡镇区区长王潮，直接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密告，说堡镇纱厂内有共产党组织，经常散发传单等，乞求派人到崇明侦破，同时，还纠集反革命帮凶倪在良，张生鸢找市党部反动骨干吴伯匡具体商议侦破办法。倪、张两人接受任务后，立即到堡镇地区从事暗查等阴谋活动，结果一无所获；随后又生一计把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一名“副官”请来，冒充上海地下党人员，由倪、张两人介绍给纱厂地下党员、“兄弟会”成员刘金甫。刘金甫被那位“副官”有枪支援助崇明地下党等谎言假语所迷惑，信以为真，失去警惕，认为目前急需武器，来人又是自己人，便丝毫不加防范，吐露了自己已参加“兄弟会”及共产党活动等情况。4月9日，刘金甫未向党组织报告，擅自跟着张生鸢到沪“取枪”，跨进上海，即被“请”上汽车送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扣留起来，经过审讯，供出了崇明地下党组织的一些机密。敌人从刘金甫口供中知道中共祟明县委将于4月12日晚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消息，迫不及待地电令国民党崇明县政府派兵搜捕。国民党崇明县长梁自厚接令后，速派警察局督察长李蒙林前往堡镇，伙同王潮纠集的堡镇商团、堡镇警察所和堡镇纱厂的厂警等70余人于4月12日晚出动搜捕。
4月12日晚，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在海界宅如期举行。开会那天，施季麟为召开会议，四处奔忙， 脚底跑出了很多血泡。当晚，敌人从堡镇向西一路搜查时，由于不明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具体地点，搜了几处均扑空，恼怒之下，胁迫一个小学教师引路，去搜施季麟宅。敌人路经施季麟兄长之宅，见屋内有灯光伴有人声，立即派兵包围。该宅四面是既宽又深的宅沟，进出住宅的唯一通道是架在沟上的一座小木桥。当开会的工农兵代表发觉被包围时，已无法撤离。敌人蜂拥着通过小木桥冲了进去，手无寸铁的48名代表全部被捕。当夜，施季麟等一齐被押往南门县城看守所。翌日，县委书记俞保元之妹、中共地下党员俞兰芳设法营救遭暴露，国民党县政府官员担心施季麟等羁押在崇，时间一长，恐生变故，遂将施季麟等套上手铐脚镣，于14日解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监狱。
在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凶险的敌人对施季麟用尽了酷刑，胁迫招供。但是，刑罚未能逼使施季麟屈服，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特有的革命气节。由于刘金甫的招供，施季麟和俞保元等几个重要领导人的身份已经暴露。施、俞等考虑到革命事业的未来，听到战友们正像他们一样遭到敌人的残酷毒刑，决定挺身而出，保护战友，保存革命力量。施季麟劝县委书记俞保元说；“我已有后代，由我承认领导人身份，承担海界宅事情的一切责任，这样可以让你及其他难友早日出狱，继续干革命”，还对其他难友讲，你们不要暴露身份，说不认识我们，并告诉难友施九皋：“我已准备牺牲，你有什么事情，都推在我身上，将来你出狱后，代我抚养一个孩子”。
在狱中，当他知道有个别党员失节，主动向国民党崇明县政府自首，并为国民党效劳时，气愤之极，曾写信怒骂：“如我不死，必为党报仇雪恨’。
施季麟身陷敌牢，心里始终未忘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使命，坚持和敌人开展各种斗争。他和俞保元一起教育狱卒，使狱卒放松对他们的监视，然后用小纸条同难友取得联系，交流被审讯的情况，统一对付敌人的口径，还发动难友跟监狱长斗争，组织绝食，并在敌人的法庭上，义正词严地历数监狱长虐待“政治犯”的罪行，迫使敌人撤换了监狱长。
敌人把施季麟关押审讯了数月，但毫无所获，最后将他判处死刑。面对死亡，施季麟视死如归，毫不悲伤，他嘱咐难友“要继续革命到底”。
1930年9月9日，是施季麟旺盛生命的最后一天。那天，他和战友俞保元肩并肩地走出牢笼，告别难友，昂首走向刑场。随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罪恶的子弹射向了年仅26岁的施季麟。
施季麟烈士是个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他爱憎分明，立场坚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宁愿牺牲自己，决不出卖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没有忘记他的历史功勋，将他的英勇事迹和画像陈列于崇明县烈士馆。1991年，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也陈列了他的英勇事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