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难题
一个极为有名的经济学模型
有一个富人在家中被谋杀，他的财产被盗。警方在侦讯中抓到两名嫌疑犯某甲和某乙，在他们家中搜出了被盗的财物。但他们否认杀人，声称他们先已发现富人被杀，进屋顺手牵羊偷了一些东西。于是警方在将甲乙隔离的情况下分别对他们说：因为偷东西已有确凿证据，这将被判刑一年；如果拒不坦白杀人而被另一方检举，则将被判刑 30 年；如果坦白杀了人将判刑 10年；此时如果检举他人，另一方抵赖的话，则可受奖无罪释放。试问在这种情况下，甲乙二人将会作出什么选择。这就是著名的“囚犯难题”，或“囚犯两难选择”。
他们各有两种选择：否认杀人或承认合伙杀人。最好的结局是双方都否认杀人，大家都判 1 年监禁的偷窃罪。但由于二人在隔离情况下不能串供，万一被对方出卖，对方可获无罪释放的宽大处理，自己则被从严判处 30 年徒刑。所以还不如承认杀人，被判 10 年徒刑的风险小，而且如果对方不承认的话还可得到无罪释放的宽大处理。换言之，对甲而言，在乙承认杀人的条件下，自己也承认（判 10 年）比不承认（判 30 年）更合算；在乙不承认杀人的条件下，自己承认（无罪释放），也比自己不承认（判 1 年）更合算。所以最合理的选择是承认杀人。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乙。因此最后的结果必是双方都承认杀人，各被判 10 年。原本对双方最有利的结局（都不承认杀人，各被判 1 年）却不会出现。这个结果与他们是否真的杀了人无关，他们即使从未杀人，也会做出承认杀人的选择。“文革”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之所以能使一大批人承认自己的“罪行”，其奥妙即在于此。
囚犯难题具有极深刻的含意，它解释了何以短视地以利益为目标将导致对大家都不利的结局。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例如政府三令五申不许国有企业乱发奖金。但对于某一特定企业而言，不论其它企业是否乱发奖金，自己多发一点奖金总比少发有利。当每个企业部这样想时，必定导致一切企业都乱发奖金，其结果是对一切人都不利的通货膨胀。
类似的一个例子是逃税。人人都希望有良好的治安，方便的道路交通，而这些都要花钱。钱从何来？从税收来。可是人人都希望别人付税，自己则搭便车。不论别人是否逃税，自己逃税总比不逃税合算，结果是政府流失大量税款。实际上这已是既成事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已降低了一半。这些例子与囚犯难题仅有一个不同点。囚犯难题只涉及两个人，如果这种情况重复出现，甲乙二人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从选择承认杀人改为不承认，处境就可改善。而后面的两个例子涉及到几十万个国有企业和上亿个纳税人，他们之中的任一个改变决策丝毫无助于督促别的企业和个人也跟着改变决策。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理解囚犯难题，它实质上对道德的本质作出了深刻的说明。一般人对道德的理解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保证别人的利益。这种对道德的理解的根本弱点是没有注意到，自己又是别人的别人，而且别人也是他自己。因此从社会的整体来看，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是讲不通的。不是吗？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免费帮别人修自行车，在他的后面排起了一个长队，排队的人都是来拣便宜的。因此只有一部分人存心占别人便宜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让一部分人牺牲自己去为别人服务。而囚犯难题则确切地说明了在什么情况下个人才需要克制自利的动机。道德就是这样产生的。它要求每个人在公共秩序方面遵守规则，最终他本人也能享受到别人或全社会为他提供的道德服务。一个人应勇敢地救助落水的人，因为不知哪一天他也可能遭到类似的不幸。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业交换同时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在起作用：交换本身是受自利动机的驱动，人们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这是完全正当的；同时做生意必须遵守市场规则，这是受道德约束限制的，它是反自利的。一个成熟的市场体制最根本的特征是自利动机和道德约束协同作用。每个人都受周围环境的熏陶，懂得哪些场合下应该自利，哪些场合下应该受道德约束。
我国经济走向市场化以后，出现了两种规则的误用。连篇累牍的文章不加区分地批评向钱看、咒骂金钱万能，要求继续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作为精神文明的支柱；又有大量毫无顾忌追求自利的行为，报纸上甚至鼓励漫天要价着地还钱的半欺诈行为，假冒伪劣产品铺天盖地而来。看来我国经济要发育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中最困难的是市场规则的建立，或者说，如何从囚犯困境中解脱出来。
商业道德是一种公共服务，它能使一切从事交换的人得益。它不能依靠某个人去建立，但在建立过程中需要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建立之后还需要每一个人珍视它维护它。建立商业道德需要政府、学术界、教育界、宗教团体等共同发起声势浩大运动并持之以恒地努力。特别是政府，它要带头不说假话，诚实守信，杜绝贪污，严禁滥用权力，树立新的为百姓服务的宗旨。
从来没有一个腐败的政府能够带出一个有牢固商业道德的社会。我认为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
从表面上看，市场是一群追逐私利的人在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交易。但交易有其特定的规范，其基础是人权和市场规则，遵守规则却不能依靠自利动机。通过囚犯难题说明为什么要建立市场规则，廉洁高效的政府才能领导出规范化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