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邦杰
商界巨子黄邦杰(1821～1897年)
黄邦杰，名步，学名廷拔，字孟衢，号茹乡。祖籍莆田县渭阳村，后迁居涵江霞徐街(今涵东街道办事处霞徐居委会)。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
邦杰小时家贫，19岁赴宁波学习经商。不久，开设瑞裕商行，自置“瑞安”号木帆船一只，载重2000担，航行于宁波、上海与莆田之间。北航时运出莆仙的桂元干、白糖、赤砂和荔枝干等土特产；南旋时运回当地的棉花、布匹、草席、蚕豆、豆饼和绍兴酒等，获利颇丰。
数年后，遂在渭阳和涵江开设多处鲜龙眼收购站和焙制桂元干的焙房，店号名黄瑞裕。把焙制的桂元干运销上海、宁波和温州等地，成为莆田桂元干的批发行。又在宁波开设分店南昌号，专营桂元干零售、批发及转运业务。因之，邦杰逐渐成为莆田桂元干行业的巨商。
邦杰自奉俭朴，勤俭治家，但对社会公益事业，则慷慨解囊。在渭阳祠堂内设明远书院，为族内子弟读书之处；捐巨资修建黄巷大宗祠、霞徐天后宫和兴安会馆；捐白银500两，助建萩芦溪大桥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邦杰由监生捐即用州同知职衔。同治间举孝廉，县里赠“孝廉方正”匾，后加捐府同知。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逝世，终年76岁。
专家黄邦杰
黄邦杰，广东惠阳人，生于1930年，曾先后任北京编译社翻译、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香港《中国旅游》英文编辑部主任等职。其主要译著有：贝却敌的《变动中的潮流》、海涅的《英国断片》、格雷汉姆的《从前有一个奴隶》和《不体面的英国人》、狄更斯的《荒凉山庄》、萨森的《垂直的梯子》以及帕洛默的《维多利亚女皇之子》等。其译学论著包括：
《学译札记一束》、《“信”与“顺”的统一》和《译艺谭》。
黄邦杰认为：“……翻译与演技颇相类似。剧本上有台词，而且还注明演员的动作表情，甚至声音的大小刚柔等等。但演技精湛的演员，绝不会照本宣科，简单地按着剧本去表现喜怒哀乐、坐立行止。无论剧中人是男女老少、善恶智愚，高明的演员都能巧妙地突出其个性，表现其内心世界，这样的演技，我们称之为艺术。翻译也是如此。虽然原作写景写情，状人状物，都呈现在译者眼底，而原文一些生僻的词语在各类词典上也都能找到，但高明的译者绝不会拘泥于原句的结构和原词的表面意义，而必然会悉心揣摩，字斟字酌，曲达原作的意境和风貌，这难道还不算艺术吗?……清初的李渔不仅是个剧作家，也是戏剧理论家，所著《闲情偶寄》颇有见地。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功，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编剧如此，翻译何尝不是如此。所谓‘剪碎’，相当于‘理解’；所谓‘凑成’，相当于‘表达’。”
针对如何表达的问题，黄邦杰在《学译札记一束》一文中写道：“做诗填词，讲究炼词，清朝的赵翼在《瓯北诗话》里说过：‘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翻译与诗词同理，也讲究炼词。翻译之炼词，即指译者对某些词，尤其常见的词的译法，能够不落窠臼，大胆创新，使译词与原词的意思、韵味吻合一致。……写文章，没有文采，固然乏味，但如满纸浮艳，也令人生厌。翻译同样是这个道理。那种专事藻饰，甚至‘宁顺而不信’的译文，都是要不得的。比如有人欣赏用‘犯下罄竹难书的暴行’来译to perpetrate untold atrocities,认为又贴切又流畅。其实这种译法并不妥当，因为这‘罄竹难书’的民族色彩太浓厚。当年林琴南翻译用了‘拂袖而去’，大家都觉得给福尔摩斯穿上了中国的垂袖长袍，未免不伦不类。现在这‘罄竹难书’也是如此。欧洲人在懂得用纸之前，不像中国用竹简纪事，他们用的是羊皮。如果改为‘罄皮难书’，倒还庶几近似。其实，译作‘犯下数不清的罪行’，不也一样贴切、流畅吗?翻译当然可以用成语，用得恰当，真是一加点染，通篇生色。但四字词组用得过多，反而容易损害原作的风格，尤其忌用民族色彩太浓的成语。譬如，报上登过一篇埃及人写的文章，译文竟用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一俗语。好像埃及也跟中国一样，有一位卖瓜的王婆，岂不可笑?至于四十多年前那个所谓‘语言大师’林语堂就更妙了，他的中译《卖花女》(Benard Shaw:Pygmalion)居然用‘阿弥陀佛’来译‘Lord forbid!’,用‘观音菩萨’译‘God of Heaven!’，真是荒乎其唐。最近看到有人翻译西方近代小说用了佛经上‘醍醐灌顶’一语，可见类似的倾向至今也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