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意识
人类的广场意识归根到底是一种乌托邦意识，这种乌托邦意识又历史地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在其中广场即意味着大一统，意味着一种形而上的秩序律令和人性契约存焉，此时广场成为了同一性、安定和普全的象征。不过，这也同时是人类生活趋向单一化和缺乏生机的象征，另一种是非形而上学的，在其中广场成为一个嘈杂、喧闹、人声鼎沸和混乱的集市，行走其上的人们或交战、或嬉戏、或各行其是、甚或无所事事，这是一个未被秩序化了的世界，在此广场之上一切都可能发生，一切也皆可能不必发生。
没有知识基础的“抽象的”社会文化关怀
封建社会，民生凋敝，在君权制度的束缚下，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公开说话的权力，既便是他们内心积郁了太多的道德上的不满、仁义上的愤懑，也不可能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去宣布、去发表。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也似乎从来没有过“广场”这一开放的自由的概念，有的只是宫殿、金銮大宝殿，但它基本上只向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君主一人敞开。殿堂之上择其君，宫殿作为民间庙宇形式的一种行政转换，就如同庙里只供养菩萨一样，殿堂也仅仅只是供给君主们检阅自己的部队和接受自己的臣民们顶礼膜拜的场所，而并不具备有任何自由聚集的开放性质。
而在西方，早在古罗马城邦制度建设之初，就已开辟出了流动的广场。广场作为人流聚集的场所，同时也是权力的疏散之地。人们在广场之上聚讼纷纭、自由交易、自由议论，乃至于自由地选拔，这也就从契约之上保障了制度的完整与活力。
中国现代艺术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变革，也是一种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向西方文明成果的努力靠拢。伴随着这种靠拢、心驰神往，首先所引进的就是“广场意识”。难怪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历次思想革命都始终围绕着某个广场，的确是因为这里曾经有过开放的传统，曾经跟西方开放的公共广场有过不可分割的对接关系。既然殿堂已被拆除，视域已经打开，那么“出走”就会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