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五老
在中央苏区，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5人年龄较大，资历较深，德高望重，被誉为苏区“五老”。1934年10月，除何叔衡留在苏区继续战斗外，其他“四老”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的漫漫征程。所以后来的“四老”就是“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四人。
何叔衡1876年生，湖南宁乡人。1914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相识于长沙，二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1918
年４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1920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７月出席党的一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1930年７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1931年１１月，何叔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了中央工农政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徐特立徐特立(1877 -1968)原名懋恂，又名立华。湖南善化五美乡荷叶塅(今属长沙县)人。出生于贫苦农
民家庭。幼年读私塾。1895年在五美乡小塘湾教蒙馆，边教书、边自学。戊戌变法时受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随后又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05年曾入宁乡师范学校速成班学习，同年创办梨江高等小学。1906年起任教于周南女校，后兼任该校小学部校长，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教育刊物《周南教育》周刊。1910年前往上海考察小学教育，不久东渡日本，参观考察日本小学教育。 i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并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任校长。1913年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修业学校、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兼湖南孤儿园园长。1919年五四运动后到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在木兰省公学和巴黎大学学习法文和自然科学。1923年到比利时、法国考察教育。1924年回到湖南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任女师校长。1927年春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长兼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并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长。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大江报》的工作。在南昌起义中任革命委员会委员、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11月r日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2年10月兼任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校长。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1935年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任边区教育厅厅长。1937年11月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名义回长沙，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 1939年初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任统战部长。1940年8月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继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主任、党史资料室主任，还担任过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的名誉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一生从事教育革命实践，经验丰富。在教学中注重实际，注重创造，提倡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并坚持因材施教，培养人才。著作多为教育方面的文稿，辑为《徐特立教育文集》。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病逝。 徐特立断指明志辛亥革命前夕的一天，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向师生员工作时事报告。讲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讲到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不能保护主权和人民，讲到中国的老百姓被歁侮、被屠杀……激昂悲愤之时，他拍案捶胸，声泪俱下。怱然，他猛地一个转身，跑到厨房取来一把菜刀，当、着师生们的面，“砰”的一声砍断了左手一节手指，顿时鲜血淋漓，溅染衣衫。接着，他用断指在白纸上写下八个血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听着徐特立演说的青年，顿时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呼声雷动。徐特立的断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沙。
谢觉哉谢觉哉(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 湖南省宁乡人。早期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1934
年参加长征。民主革命谢觉哉时期，历任中央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谢觉哉是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他长期从事人民司法工作，参与了各个革命时期的立法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与了《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法》等法规、法令的起草工作。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组织起草了《新民主主义宪法》、《民法》、《土地改革法》和《惩治战犯条例》等法律草案。他在司法实践中一贯主张依法办事，指出“没有法制就谈不上什么民主”。他强调人民法院应该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时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谢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1956年5月曾到延安视察，发现老区人民负担过重，生产生活还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便给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写报告，要求减轻人民负担， 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同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3年5月因病瘫痪。次年被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1年6月15日在北京病逝。其遗著《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杂文集》《谢老诗选》和《不惑集》《一得集》等，已出版传世。
林伯渠林伯渠，原名祖涵，号伯渠，字邃园，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
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16岁投考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校，在那里肄业两年半，得到了学校创始人熊希玲的指引，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立志为振兴中华而献身，为日后从事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02年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1904年春，经选拔考试，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
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在极为愤慨之下，毅然回国。
1906年春天回国后，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约1年，
1907年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才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并加入到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受命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与湘军旅长林修梅退至衡阳起义，参加了护法之役，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整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加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两任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在发动和领导农运工作时，他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央从事农运和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尽力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把国共两党对农运的领导有机的统一起来，为推动当时农运的发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勋。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他逃出国民党中央，出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把一支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弱的杂牌军，建设成北伐中的一支劲旅。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翌年三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这期间，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广泛开展节约储粮，保障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他一面成立没收征收局，向地富筹款借款；一面适当增发纸币，帮助各机关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基本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要。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派他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集中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重大贡献。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去中央工作，12月12日，他告别延安，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后受党中央委托，前往东北迎接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虽是63岁高龄，仍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3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伟大斗争，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十一”以后，他同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他对各地方政权建设也费出很大心血，为加强正副主席、各个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传达贯彻各项指示决定，他批阅大量文件，筹备与组织各种会议，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他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倡导把定期下去视察工作，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制度。翌年5~6月，他率先到湖南视察，先后下到益阳、常德、临澧等县许多单位，找基层干部交谈，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权。他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及在调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先后去广东、杭州、上海、南京、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视察，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在日记本中写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
在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这期间，他以古稀之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59年7月参加庐山会议时，在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中，记有“我们的不足”是“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7月13日写成《庐山即景》一诗，诗中写有“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作结论”之句。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团赴蒙古访问，受到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
1960年5月，他病情恶化，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说：“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到：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主要著述收入《林伯渠文集》。
董必武１８８６年生，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１９０３年考取
秀才。１９０５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１９１０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后在黄州任教员。１９１１年参加了辛亥革命, 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１９１４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５年６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１９１６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１９１８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１９１９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１９２０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２８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１９３２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１９４５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１９７５年１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出版有《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董必武诗选》、《董必武年谱》。
１９７５年４月２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９０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