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
概况2005年《各地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情况》显示，当年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仅为51.7％。建设部2006年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1/3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2009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疾呼，北京垃圾危机即将出现，“这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在北京，“垃圾围城”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83年，垃圾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为突破重围
，北京市斥资23亿，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
20多年后，垃圾巨兽卷土重来，日产垃圾18400吨，垃圾处理缺口8000吨，67％的高缺口率，如一颗巨型“炸弹”，隐藏在城市地下。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一边是无法忍受的垃圾恶臭，成为城市垃圾处理中的棘手问题。在北京最大的垃圾处理场——高安屯，无论是填埋带来的恶臭，还是随焚烧滋生的二恶英，正威胁着附近居民的生活。不想戴着防毒面具，有人无奈选择了离开，有人积极站出来进行环保战，上街散步，制作宣传画，他们的生活因垃圾而改变。
在广州，开展了10年的广州垃圾分类工作面临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2009年4月，是否取消垃圾分类成为广州热门话题。而这个热议背后，是日产垃圾9776吨的广州，2010年将面临的垃圾围城危险。
市政难题垃圾问题已成了市府首脑们的一大难题。垃圾成堆，不仅仅给人以感观上的刺激，还有更大的害处。目前的生活垃圾中，废塑料占三分之一以上，废塑料上百年难以溶解，如果进行焚烧，会产生多种有毒气体污染空气；如果入土掩埋，会影响植物根系的生长，改变土壤结构，还有可能污染地下水。在中国南方，气候温暖潮湿，垃圾的有机腐物达80％，垃圾腐烂速度快，渗滤液多，危害更严重。
以废电池为例：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价值；一粒纽扣电池可使600吨水受到污染，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秘书长王敬中介绍说，目前，中国电池180多亿只的年产量，占世界电池总产量的30％以上，年消费量达70亿到80亿只，但回收率却不到2％。即使回收上来的这些旧电池，也无法处理，只能采取集中堆放的办法，原因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家专业的、能够批量处理废电池的企业。
据统计，目前中国97％的城市垃圾无法处理，只能堆放或填埋，
中国城市因垃圾造成的损失每年在250亿到300亿元，而若回收利用，本可以创造出2500亿元以上的产值。广东有4000个生活垃圾填埋场，其中1500个混杂大量的有害危险废物，污染了地下水，给人类造成永久的威胁。
“用填埋方式处理生活垃圾不是最科学的处理方式，一个垃圾场使用一段时间，填满后又要开辟新的垃圾填埋场,长此下去,垃圾填埋场不断增多。”广东省江门市人大代表梁兰茵曾在她的提案中直揭填埋的缺点。近几年来，根据群众对会城垃圾场强烈抗议，她曾与59名代表联名呼吁改进垃圾处理技术，选择较为先进的焚烧处理方式。
对于垃圾填埋场的污水处理，当时有厌氧处理法、活性污泥法等，这些处理技术效果较好，但都存在投资高、操作管理困难的缺点。
选择简单填埋，并不是穷地方的“专利”。2008年4月，东莞市环保局局负责人向公众透露，全市三座垃圾处理厂日处理垃圾2800吨。但日产生活垃圾1.2万吨，无害化处理率仅占23%，大量生活垃圾通过简单填埋、甚至随意堆积等方式处理。目前东莞全市187个垃圾填埋场全部未经卫生处理。填埋场渗漏液的COD(化学需氧量)严重超标，对地下水系构成严重威胁。
相关资料洋机器难吞吐“土垃圾”“没有千家万户的积极参与,将垃圾从源头分类,再先进的机器和工艺也难以完全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处理。”3月下旬在贵阳举行的一次可持续城市垃圾管理研讨会上,垃圾处理专家说。 2000年起,遵义市多方筹资1．4亿元修建占地近400亩的高标准垃圾卫生填埋场和综合回收利用系统,以期彻底实现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卫生填埋场已于2009年8月建成投用,综合处理厂预计今年5月投入运行。 专家介绍,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前提是有效分拣其中的有机物、无机物、有毒有害物,然后分门别类进行处理和回收利用。但是,由于没有从源头进行准确的垃圾分类,遵义垃圾处理场即使采用了西班牙进口的前、后分选设备,仍有部分无机物混合在可用于堆肥的有机垃圾中,降低了有机肥品质,同时,有毒有害物质也不能完全从剩余垃圾中分离,使得卫生填埋后产生的渗滤液要处理成达标排放的水成本高昂。垃圾处理“负重运行”垃圾无害化处理,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贵阳、遵义、安顺等中心城市陆续投入巨资修建无害化垃圾处理场。 然而,越是设备、工艺先进的垃圾处理场,运行成本就越高。 遵义垃圾场就面临巨大的运行资金压力。在工程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中,垃圾场的运行费用主要由垃圾处理费支撑。从2000年起,遵义在全省率先开征垃圾处理费。但开征3年间,仅征收垃圾处理费420万元,其中,从市民中征收到的仅6．8万元。这意味着,垃圾场每运行一年,将出现上千万元的资金缺口。 贵阳市也面临同样的尴尬。为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贵阳市先后投入10多亿元修建3个大型卫生填埋场。而仅在最先投用的高雁填埋场,贵阳市财政每年补贴的运行费用就高达1000万元。贵阳市城市垃圾管理中心负责人说,因为缺乏资金,到现在贵阳市仍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标准给环卫工人计酬。 在发达国家,垃圾综合回收利用的收益是维持垃圾处理场运行的重要经费来源。但在贵阳和遵义等地,垃圾的综合利用前景却不乐观。在遵义,垃圾中可用于堆肥的有机物含量平均不到20%。同时,尽管采用了先进的前、后分选设备并为此付出高昂的运行成本,仍然无法完全将垃圾中的玻璃、金属等杂质分拣干净。 垃圾中众多可回收的纸和塑料等,在进入垃圾场之前,已被成千上万的拾荒大军拣走。有关部门2001年初步统计,在贵阳市以拾荒为生的流动人口有1700多人。垃圾一出门,拾荒者铁钩一钩,拣走了值钱的东西,甚至连装垃圾的袋子也拿走了。这样,送到垃圾场处理的垃圾基本上没有可以回收利用的东西。因此,贵阳市几个垃圾处理场虽然都规划设计了综合利用场,并预留了土地,但没有一个动工兴建。“不敢建,没有原材料,建起来就亏。”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横县的启示广西横县,被誉为中国小城市垃圾回收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典范。 在横县实施生活垃圾资源化管理的“两街四区”,6700多户居民自觉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堆肥垃圾”、“不可堆肥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有条不紊地放进不同的收集桶,分类正确率达到95%以上。 专家认为,对城市生活垃圾进行源头分拣,是成本最为低廉而且安全卫生的处理方法。研讨会上,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垃圾处理专家黄焕忠分析说,可堆肥垃圾主要是食品、蔬菜等“厨余”,是有机肥的好原料,95%的正确分拣率可保证堆出的有机肥重金属含量不超标;有毒有害垃圾集中进行特殊处理;剩下的不可堆肥垃圾再分拣出可回收利用的部分,总量已大为减少,进行卫生填埋后只产生极少的浓度较低的渗滤液,经一定处理即可达标排放。 黄教授说,如果送进填埋场的垃圾能减少一半,那么设计使用20年的垃圾填埋场可延长一倍的寿命,仅这一项,就可为很多城市节约上亿元建设资金和修建填埋场占用的大片土地。 而在横县,尽管生活垃圾资源化管理尚未全面推开,必须卫生填埋的垃圾仅占总量的27%,如果全面推开,这个比例将下降到9%。 问题是,怎样让市民自觉准确地将垃圾分类呢?贵阳市城市垃圾管理中心负责人认为,要在贵阳市实施类似的生活垃圾管理模式难度很大。“日本从教育孩子做起,花了20年才在全社会养成自觉分拣垃圾的习惯。上海普陀区1986年就在做垃圾分类的试点,如今也还在试点。在贵阳,我估计要花40年。”这位负责人说。 而事实上,就在2000年以前,横县最早试点的马鞍区、西街是该县生活垃圾乱扔乱倒最严重的街区。而整个横县的垃圾处理仅是在城郊集中露天堆放,曾引起附近农民的强烈反感。 “我们最关键的经验,是对市民进行长期细致的环境教育,并教会他们垃圾分类的具体操作方法。”广西横县环保局负责人说。 推行生活垃圾资源化管理之初,横县发动教育、城管、环保等部门进社区、到学校进行宣传,同时,环卫部门改进服务,由沿街收集改为上门收集,并对如何分类进行上门指导,对分类正确的,赠送日常用品以资鼓励。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好的风气。在一些社区,不少老人主动承担起监督分类的任务,随时纠正不合格的分类。 “不能低估老百姓的环境意识,关键是有没有人、有没有耐心、有没有合适的方法去做这些琐碎的工作。”黄焕忠教授说,横县的启示在于,在中国西部经济欠发达的中小城市,通过做人的工作,可以最有效地解决“垃圾围城”这个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对贵阳、遵义等中心城市,垃圾源头分类可以极大减轻垃圾处理运行成本,而对广大县城,横县模式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我省的41个县,被划入三峡库区上游环境保护区域,必须在2006年前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而财力显然远不及贵阳、遵义等中心城市的县城,很难投建高标准的无害化垃圾处理场并支付其高昂的运行成本。 据悉,曾资助横县实施生活垃圾资源化管理的英国国际援助行动组织,有意在我省选点合作试行类似项目。该组织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张兰英女士称,在贵州这样的西部贫困省份探索出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垃圾处理模式,具有推广价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