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决定:E.B.怀特书信集
基本信息·原作：E.B.怀特
·翻译：张琼、张冲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页码：467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8月
·ISBN：7532748146/9787532748143
·条形码：9787532748143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外文书名：The Letters of E.B.White
内容简介《最美的决定:E.B.怀特书信集》系美国当代著名散文作家、儿童文学作家E.B.怀特一生的书信选集。《夏洛的网》、《这就是纽约》、《重游缅湖》，获各方好评。此书信集主要收入作者在《纽约客》杂志工作期间、他与妻子凯瑟琳恋爱时期，以及他在创作重头书《夏洛的网》、《文体的要素》等时期与美国文学界人士、学者、编辑及自己妻子的往来信件，在近代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书信不仅对研究作者本人和诸如《纽约客》杂志，以及美国文化界的历史具有较高价值，而且其文笔优美、幽默动人，一封封信本身就是一篇篇精彩的随笔。
作者简介E.B.怀特（1899-1985）生于纽约蒙特弗农，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多年来他为《纽约人》杂志担任专职撰稿人。怀特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散文家、幽默作家、诗人和讽刺作家。对于几代美国儿童来说，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写第一流的儿童读物 《小斯图亚特》（1945） 和 《夏洛特的网》（1952）。一代又一代学生和作者熟悉他，因为他是 《风格的要素》这本书的合著者 （兼修订者）。该书是关于作文和惯用法的很有价值的小册子，最初由在康奈尔大学教过怀特英语的小威廉．斯特朗克教授撰写。散文 《自由》于1940年7月首先由《哈泼斯》杂志发表。当时美国尚未加入反对纳粹的战争，世界正处于纳粹──苏联条约的时期，无论左派或右派都忽略了极权主义对民主的威胁。这篇散文收入怀特的文集《一个人的肉食》（1942）。
媒体评论《E.B.怀特书信集》是作家迄今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他显然从未尝试过为成年人创作长篇小说，但他的书信带给我们小说所无法给予的东西：生活的日常细节，它所呈现的那些令人疲惫厌倦的责任和礼仪，那似乎无休止的生计维持（尽管它终有尽头），那些奔波劳作中日积月累的或被遗忘或被怀恋的时光。
——约翰·厄普代克
我们要感激E·B·怀特，不仅因其散文堪称完美；不仅因其眼光敏锐，乐观幽默，文字简洁；更因其多年来给予读者，不论老少，无尽的欢乐。
——国家图书委员会
E·B·怀特是拿捏习语——那些既切中肯綮又教人遐想，既卓尔不群又耳熟能详的字眼——的大师。种种机智，在他口中娓娓道来。
——纽约时报
编辑推荐《最美的决定:E.B.怀特书信集》：《夏洛的网》、《这就是纽约》的作者致人生、自然、妻子和《纽约客》的不朽情书,
“最受爱戴的美国作家”书写在信纸与便笺上的编年自传，
五十八幅历史照片图说E.B.怀特一生的轨迹与梦想。
E.B.怀特（1899—1985）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作为《纽约客》主要撰稿人，怀特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纽约客》文风”。怀特对尘世上的一切都怀着“面对复杂，保持欢喜”的态度，其人格魅力与文字修养一样山高水长。除了他终生挚爱的随笔，他还为孩子们写了三本书：《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与《吹小号的天鹅》，被誉为“二十世纪读者最多、最受爱戴的童话”。《纽约时报》为怀特逝世发表的讣告中称“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E，B.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
序言E.B.怀特书信的行文，在从容不迫的节奏中闪现着敏锐的真知灼见，这一点与人并无不同，其出众之处在于，读者常会不期而遇诗意之震撼。例如，在这本此前从未与读者谋面的修订版书信集中，提到捆扎与寄送不久前故世的妻子的生前书信时，作家如此写道：
这番劳作耗时费力，而且令人伤感；此刻，我徜徉在这方旧宅中，
凝望着空荡荡的书架，一段段的回忆挥之不去。“挥之不去”的感觉，伤过心的人都熟悉，它带着那份弥足珍贵的率真和情感的共振。数月之后，怀特又留意到一条狗的寂寞：“一天，我不在家的时候，它在起居室找到了我的一件羊毛衬衫，把它撕得支离破碎，这究竟是出于愤怒还是焦虑，我不得而知。”无论是对于年迈的还是年轻的怀特，焦虑都是其一大性格要素。正如一篇以区区数笔虚构出某位“沃朗特先生”的短文所言：他的写作生涯开端于恰尔兹餐馆，一位女招待把白脱牛奶溅到他身上，“当时沃朗特先生记下了这场灾难，并把文章卖给了一家创立不久、缺乏经验的杂志，由此得到了一个极其重大的发现：只要记下一些简明易读的关于自身的不幸之事，就能得到报酬”。在怀特写作生涯的另一端，年迈的不幸在一棵倒塌的树上得到了共鸣：
我花了几百元钱想尽力保住这棵榆树，却是枉然。那棵树还是随着一声砰然巨响倒在了草地上。现在，他们要我花一大笔钱尽力保住自己的视网膜，但这终将依旧枉然。
精彩文摘最美的决定1929—1930
1929年对于怀特是很重要的一年，他的头两部作品问世（其中一部是与瑟伯合作完成的），并与凯瑟琳·安格尔成婚。然而，那一年并不是从写作成功或婚姻美满开始的。他最初的两篇日记这样记载：
1月1日－23W.12.晨雨，在我窗外的宽敞平屋顶上忧伤地流淌，下午起雾，薄霭笼罩树木，如烟似缕，楼房恍若城堡，光影轻似气球。下午，迷雾中绕水库漫步两周，不停思忖：是否该辞了工作，离开城镇，不与人诉说去向。昨夜失眠也为此番纠结……我害怕这一年，因为一年未完，我就要30岁了。
1月3日。昨日努力工作，在办公室里尽心尽职，虽然日前曾有过那番想离去的庸人自扰。不过，我想到了一幅滑稽的素描，于是决定俯首听命。此外，瑟伯又是我在世上最喜欢的人之一，能在他身旁已然不错。我刚步行到街角，买了明天的报纸，看到上面有我写的诗[“致一位知性女士”，是写给安格尔的爱情诗，刊于F.P.A的“指挥塔”专栏]……
在安格尔女士的提示下，哈泼兄弟出版社的尤金·萨克斯顿对怀特所写的东西产生了兴趣，并答应帮他出版。于是，那年春天，怀特的诗集《冷美人》问世。秋天，一部对当时色情书籍泛滥予以讽刺的作品《性是必需的吗？》也相继出版。11月3日，怀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在佛农山父母家中，我听到他俩谈论我那本关于性的书。父亲说，‘呃，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不过我为此感到羞愧。’这对年轻作家而言，就像当头泼了盆凉水。”10天后，他再次让父母感到震惊——他和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离婚女人结了婚。
凯瑟琳·萨金特·安格尔就是那位新娘，她从波士顿移居到当地，是“波士顿高架铁路”副总裁查尔斯·S·萨金特先生3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她5岁时，母亲去世，是萨金特先生未婚的妹妹卡罗琳担起了母亲的职责，这位“克鲁莉姑妈”来到布鲁克林，接手管理这一家子的生活。凯瑟琳从温索小姐的学校转到布莱恩摩尔，并于1914年毕业，一年后就嫁给了克利夫兰的一位律师恩斯特·安格尔。美国加入一战后，安格尔参了军，获得委任，整个战争期间身处海外，把年轻的妻子与幼女南希留在了克利夫兰，婚姻初期就如此局面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凯瑟琳谋到一份工作，继续留在克利夫兰，直到房子冷得没法住了，她才回到布鲁克林父亲身边。安格尔从战场返回后，这对夫妻在克利夫兰生活了不久，就搬家去了纽约，丈夫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1925年8月，安格尔夫人成了《纽约客》的一员，这时，她意识到自己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她担任编辑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家庭的困扰，一方面是想发展一些技能，以备将来可能到来的独立生活之需。当时他们已有两个孩子，罗杰于1920年出生。1929年冬天，当杂志庆祝4岁生日时，她搬离东区的家，在第8街东16号租了一套公寓；夏天到来时，她到雷诺办妥了离婚手续。11月3日，她和E.B.怀特成婚。结婚次日，两人就都回到了书桌边的工作岗位，他们宁愿把蜜月延后到春天，打算届时去百慕大群岛。
尽管早在凯瑟琳正式离婚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已意识到相互越来越依恋对方，可求婚之路并不平坦。怀特一向对婚姻的牵绊持谨慎态度，却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位比自己还年长、而且还带着两个孩子的女性。凯瑟琳有着新英格兰的背景，很不愿意接受自己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并担心离婚和再婚对孩子的影响，她觉得，无论与怀特结婚明智与否，两人的年龄差异都是问题。最后，为了摆脱焦虑，他们决定驾车外出，开到路程足够远的纽约贝德福德村，并在乡村草地上的一个长老会教堂完婚。由于担心婚事会引发无尽的争议，他们谁都没有告诉，只有凯瑟琳的小狗黛茜全程跟随着。怀特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礼仪，不过回忆起那次结婚典礼来，倒是兴致很高，“婚礼相当不错，没有人抛洒东西，倒有一场狗打架。”
他还补充道：“我很快就感到自己没有选错妻子。一天下午，我帮她打点过夜行李，她对我说，‘再放些牙绳。’我立刻明白，一个管洁牙线叫牙绳的女子准定是我的妻子。为找到她，我寻觅了好久，不过很是值得。”
致斯坦利·哈特·怀特
[纽约]
[1929年1月]
星期二
亲爱的斯坦：
在这个冬日，能收到私交兼兄弟的来信，真是暖意融融。我发现，兄弟之间从不相互写信，这是件好事。不过，我一直想写个短笺给你，以此对发电报向你讨要那张广场的素描做出解释，这个要求或许令你感到惊讶和烦恼了吧。我还要对你真的离开镇子表示遗憾。《哈泼》将在春天出版一本我写的诗歌，你出城还没到10分钟，我就希望你能回来，能给我几张关于纽约的素描，当作插图来点缀那几首写纽约的诗。例如，书的封套上会是一名女子站在广场喷水池边，书名是《冷美人》。我要你寄给我这些素描的原因是，我想把它们展现给创作这些画的艺术家。现在的情况是，这本书将会采用3到4幅小插图，是版画风格的，但并非惊世之作，因为它们虽出自知名艺术家之手，可画家本人对此并不太热衷。我想，如果你当时在场，有空暇又肯帮我的话，我们的合作准会很有成效。
你对我写作的评论和赞美，我很是欣赏，那种独特的写作总让我感到开心。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写日常小事，写内心琐碎感受，写生活中那些不太重要却如此贴近的东西，是我唯一能赋予热忱和优雅的文学创作。作为一名记者，我很有挫败感，因为我采访回来，内心充斥的不是事件的具体实情，而是一路上遇到的各种琐碎困惑和趣闻。在《纽约客》问世前，我未曾找到任何可以表达这些细枝末节的方式。所以，昨天我提笔写一则关于警署的马匹是如何受驯的故事，可这则标题为“警署马匹如何受驯”的故事在完稿时居然连警署马匹都未提及，里面尽是关于我本人在警察总部的各种可笑经历。我的此番努力，并不像你所说的（盛名之累），以谋得受众或拥趸为乐，而是因为，有时候在描写自我（这是唯一所有人都熟悉的主体）的过程中，我会偶然体会到当手指触及真理核心时的那种极度的快感，并听到在我施与的压力下人类所发出的那一声微弱的厉喊，那声音好古怪。
可以预见，像你这样有领悟力和禀赋的人将会在绘画艺术上走得很远，而且我觉得最终很可能会达到我朋友沃尔特·金·斯通在素描和油画上的造诣，他的画作大多描绘乡村生活和类似的主题，这些作品一定在创作过程中给画家带来了很大的满足。无论是写作还是绘画，有一个妙处就是，它既是直接的谋生途径，又是一条不可预测的谋生之路。写完一篇东西，卖给杂志，这事简单得如同擦亮满满一手推车的苹果，然后把苹果卖给路人。这过程有一种令人愉悦的直接性，每一步运作都有即时的动因，而结果却无法预料，这在商业贸易世界里是找不到的。
代我问候那只蜥蜴，它会从莱昂石门廊藤蔓后面爬出来，在阳光下向你抛送秋波，然后又倏地躲回去。
你的
安
毋庸赘言，如果你能告知确切的地址，我将无限期地保留你对《纽约客》的订阅，这也是我为保住读者群而唯一能时常采用的手段，对此，我必须不计代价地维持。
致哈罗德·罗斯
[道塞特，安大略]
[1929年7月]
星期五
亲爱的罗斯：
谨照您某日信中所要求的，先作个人汇报。
我要比预期晚些回纽约，因为我对这个露营地[奥特露营地]的兴趣日益浓厚起来，打算再呆上一阵子。对于纽约的纯文学活动，我一直适度投入，不过今年可能会参与得少一些（我正在拟定一份尝试性时间表，一周诗歌10分钟，散文25分钟，早餐前半小时用于答复棘手的问题），以期推进当地的纯文学状况，同时也对自己有所裨益。由于事实上《纽约客》已让我日趋乖戾暴躁，我避得越远越好。我很佩服您那超乎寻常的本领，竟然能忍受——事实上是应付我对《纽约客》多少怀有的报复心，以及三番五次开溜的狡猾习惯（倘若您不做那个如此耽于幻想的记账员的话，这几阵子原本花不了您半分钱，其中最后一次大概花了您420块，不过如果您坚持要如此荒唐，那我也就管不了了）。除了比不上您本人，或许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我对您这本杂志的珍爱大概不比任何人少。只是，对我来说，它并不是我的整个人生，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回到这个1920至1921年夏天自己曾工作过的地方，并感到如此快乐的原因之一。10年间，道塞特没有改变，在我重回的故地中，这几乎是唯一没让我因为时过境迁而怅然若失的。最初和我一同来这里的人[罗伯特·赫巴德（赫巴德）]现在正经营着这片露营地，我们计划一起干一番事业。此刻，我不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不过我很庆幸有了这段休憩，它让我实现了自己很早就有的一个梦想。我打算下周某天和赫巴德一家经费尔波特去一趟伊萨卡。尚不确定何时返回纽约。
专业书评把书信集当作自传来读
张新颖
（仅选取部分）
怀特生命的最后阶段，患有老年痴呆症。他喜欢听儿子为他朗读自己的作品。听完，怀特会问儿子，文章是谁写的。儿子答道：“是你写的，老爸。”短暂的沉默之后，怀特说：“嗯，是不错。”
“最美的决定”
E. B. 怀特（1899-1985）书信集中文版有个名字，叫《最美的决定》，这个书名取自1929年怀特结婚后放在妻子办公桌上的便笺，写的是：“E. B. 怀特渐渐习惯了这样想：他做了此生最美的决定。”
妻子凯瑟琳是《纽约客》的小说编辑，比怀特大好几岁，有九年的婚姻史和两个孩子。怀特从一本旧的《纽约客》上剪下雷·欧文的画，与画相配的是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人们渐渐习惯了这样想，即空间自身的物理状态就是最终的物理现实。”爱因斯坦的话被怀特换成了自己的话；他还在给妻子的信里说：“这个婚姻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每个人都祝我们幸福，可那都是虚情假意的。”不过，“渐渐地，像雷·欧文那幅画中的爱因斯坦所说，人们会渐渐习惯诸如此类等等的观点。”
几年前，怀特第一次在《纽约客》的办公室露面时，他就注意到向他致意的凯瑟琳，“她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头鬈发）”；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她那种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感觉轻松自在的本领。他后来回忆道：“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我未来妻子标致的容貌，像往常一样，对自己的举动毫无知觉。”
吸引力是奇妙的东西，没有多少人能清楚地知道它藏在哪里，会在什么时候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新婚不久，怀特说过这样的事情：“我很快就感到自己没有选错妻子。一天下午，我帮她打点过夜行李，她对我说，‘再放些牙绳。’我立刻明白，一个管洁牙线叫牙绳的女子准定是我的妻子。为找到她，我寻觅了好久，不过很是值得。”
1977年，凯瑟琳去世，怀特一下子陷入困境：“我目前的生活十分艰难，除了要努力从失去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的妻子的伤痛中恢复过来，还得处理她的财物。”所说的处理财物，主要就是按凯瑟琳的遗嘱把大量的书籍和文学资料分送给几个图书馆和大学。“这番劳作耗时费力，而且令人伤感；此刻，我徜徉在这方旧宅中，凝望着空荡荡的书架，一段段回忆挥之不去。”
1978年，怀特获得普利策奖，在回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没错，凯瑟琳当然会为我获得普利策奖感到高兴，可没有她，生活对我已无甚意义，无论得奖与否。她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奖励，我竟能获此大奖，早已心存敬畏。我发现，没有她，生活变得十分艰难，这倒不仅是因为她在许多事情上给了我实实在在的帮助，还因为她使我无论白天黑夜都感到安定，而现在，我整天觉得飘摇不定，心里一团乱麻。我好像无法跟上日常生活的节奏，也无法处理邮箱里的物件。”
“每周布道”
1925年2月，《纽约客》创刊；九周后，怀特的文章第一次出现在这份杂志上。当时有谁能够预想，开了这个头，后来会怎样？
后来，怀特为《纽约客》撰写了一千八百多篇文章。
《纽约客》的创办人哈罗德·罗斯邀请怀特加入杂志，写“时闻杂谈”，他成了这个栏目的主要撰稿人，一写就写了五十六年，直到八十三岁高龄，不能再写为止。
为《纽约客》撰稿和做编辑工作，怀特胜任，但并不总是愉快。粗略地说，他给《纽约客》的稿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写的，写什么，什么时候写，怎么写，那主要是他个人的事，杂志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这种情况比较简单；另一类，是他作为杂志的一员而写的，这种撰稿主要是工作而不完全是个人性的写作，当然有个人的色彩和特性（否则罗斯为什么要特别青睐怀特呢？），但这个个人常常是“匿名”的，常常不得不服从于工作的性质和要求。这就比较麻烦。有时，怀特会把他每周按时交出的稿子称为“每周布道”。
1929年7月，他从安大略的一个露营地向罗斯抱怨说：“由于事实上《纽约客》已让我日趋乖戾暴躁，我避得越远越好。我很佩服您那超乎寻常的本领，竟然能忍受——事实上是应付我对《纽约客》多少怀有的报复心，以及三番五次开溜的狡猾习惯……除了比不上您本人，或许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我对您这本杂志的珍爱大概不比任何人少。只是，对我来说，它并不是我的整个人生，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回到1920至1921年夏天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并感到如此快乐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情绪，在漫长的撰稿生涯中会间歇性地发作。1937年3月，怀特给他哥哥的信中说：“到了夏天，我打算离开《纽约客》，至少离开一年时间，类似休年假性质的，而且我对此心怀期盼与喜悦。我想知道，能不怀着编辑的焦虑心情和劳作让一周时间泰然经过，会让人有怎样的感觉。没等思想成形就非得将它们写下来，这太可怕了，而且我还持续不断地做了那么久。所以，到夏末我就停下工作，让自己投身于休闲的腐朽和精神的逆流中。”
1938年到1942年间，怀特应邀给《哈泼》杂志写每月个人专栏，起了个名字叫One Man's Meat。他给罗斯写信解释此事：“从你的信中，我得知你并不明白我干吗要每个月为《哈泼》而不是为《纽约客》写上同样数量的两千五百字。其中有一些原委。其一，在类似N&C这样的栏目里，主题和自我表达的方式受到一定限制，为此工作十年之后，这活就变得令人生畏，有时还让人觉得压抑；在一个特约专栏里，就可以用‘我’而不是‘我们’，可以涉及新的领域，而到了我这个阶段，这就很必要了。另外，每月一次的栏目让我有三周的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耗时颇久的工作，例如用木瓦给粮仓盖屋顶，或是研磨思索曾经的某个想法。我需要这种间歇，期间我不必为发表硬是写点什么。从N&C中我无法获得这种自由，因为它们风雨无阻每周五都要刊出。”
用复数第一人称“我们”来写，但这个“我们”是谁呢？对这个匿名的“我们”，怀特屡屡牢骚。1945年出版的作品集《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孙仲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序言里，又老话重提：“有三组文章，读者看到的是原发表于《纽约客》杂志‘且评且记’栏目的笔记选，这些当然是用第一人称复数表达的，这种做法在报章杂志上屡见不鲜，也是愚蠢之举。我不知道这种社论式的‘我们’源自何处，不过我认为最早使用时，肯定是表达全体或者某一机构共有的意见，但是很快，负责表达这种意见的个人将基本职责忘到脑后，开始谈论起自己，兜售起个人偏见来，却抱着‘我们’不肯放手，因此给别人一种印象，即这种东西是由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或者表演翻筋斗的一群人所写。我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建议读者也别当回事。”
“我们”所谈，有极大的事也有极小的事，有些时过境迁可能没有多大看头了，有些就是到今天也仍然不失其意味。我从上面说到的《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里随意选一篇（我挑这篇的最大理由是字数少，可以抄在这里），题为《暂时》，不妨一读：
在龟湾一带一块块补丁似的小花园里，五六片枫叶让秋天带上了刺鼻的味道。几天前的一个上午，一只画眉鸟出现在这里，我们在窗前看着它，褐色，不期而至，正在探索那片林子，蘸一下喷泉。这种来访，给一个城里人带来了独特的满足感；如果我们是在乡下发现的它，欢乐只会有这次的一半。城市是人们喜欢以片剂状、浓缩的方式过日子的地方：一片森林减少至一棵树，一个湖泊蒸馏成一个喷泉，在空中飞行的所有鸟类，体现到暂时飞进某个小花园的一只画眉身上。
这篇短文里虽然出现了两次“我们”，其实却是一个非常怀特的“我”在观察，在思想，在表达。我读到城市人片剂状、浓缩式的生活，马上联想到的是，二十一世纪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或者是类似课本的语文书，记不清了）里的一篇课文：爸爸带着儿子，给楼下一小块空地里的那棵小树浇水，说，这棵小树将来会变成一片森林。瞧，“一片森林减少至一棵树”，虽然是倒过来说，实质还是那么回事。我看着学习这篇课文的儿子，真是感受复杂。
1982年，怀特因视力严重衰退而不得不放弃“时闻杂谈”时，抱怨与牢骚早已消散或者化为美好的记忆：“我每周写时评，已经写了五十六年。眼睛已经无法胜任。我会怀念‘时闻杂谈’的，并不是因为这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它让我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自己在工作上积极投入，且颇有收获。就写作本身来说，写‘时闻杂谈’并未占去我太多精力，反倒成了一种寄托，让我熬过难受的早晨，并安定或稳定自己的情绪。我还能为此不断地从《纽约客》领到工资，真是裨益颇多。”
三本童话
大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头几年的某个晚上，怀特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有点老鼠的性格和外表特征的小孩。这让他产生了为孩子们写一本书的冲动。但很多年这本书一直处于酝酿状态。1939年，他把未完的手稿寄给哈泼的尤金·萨克斯顿，信中说：“我得冒着被人视为确实很古怪的危险，向你袒露并承认，小斯图尔特在我梦中完整出现过，他戴着帽子，拿着棍子，一幅活泼敏捷的样子。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给我的睡眠带来荣耀和干扰的小说人物，我被他深深打动了，觉得自己无权随意把他变成蚱蜢或小袋鼠。”
这本还在写作中的童话引来了很多关心，也一同带来了压力。“为了斯图尔特，我妻子也一直对我唠唠叨叨；事实上，我今天告诉她，说她该消停消停，因为把我逼得太急了。”哈泼准备在1939年秋季出版，可怀特坚持，“一切要取决于最终成果能否让我满意。我宁肯等上一年也不愿出一本糟糕的儿童读物，因为我非常尊重孩子。”他给萨克斯顿写信说，“难题之一是要找到一位满意的插图画家，不知道你对此有何想法。他得喜欢老鼠和人，而且对他们的希望、快乐、失望等等要多少了解一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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