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中国化
Buddh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相当程度上则是指儒学化的这种见解，宋代是佛教被彻底中国化即儒学化的重要阶段。具体指的是，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变成中国的佛教，这工作称为“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于西汉未由印度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发展约可分三个阶段：一是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这是佛教由传入到日趋兴盛阶段；二是隋唐阶段，这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三是宋元明清阶段，这是佛教由盛而衰的时期。
一、佛教的中国化过程
佛教于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魏晋时学术大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流传的是安世高的小乘 学和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
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东晋未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
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与印度佛教相比，简易性成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表现为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认为佛性是人的本性，人人都具先天菩提智慧，因此又能觉悟本性而成佛，众生没有成佛，就是因为迷惑，一旦万念俱灰，真智显露，就明心见性，内外彻悟、见性成佛。这派以慧能为代表，他把以心外佛变成了心内佛，把佛变成平常人。 ②顿悟成佛，与渐悟相对。提出一念觉悟，刹那成佛，以禅宗为代表。充分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简易。③净土宗，提出：“称名念佛”的易行道。实行称名念佛为外因，实想念佛、观想念佛为内因，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佛国。
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宋代以后，佛教总的情况是大势已去高潮已过，逐渐走向衰落。佛教对中国文学、风俗、艺术有极大的影响，佛教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与中国哲学有双向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单向的。
二、佛教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固有传统思想的改造和融合，经一千多年时间，形成了独具特质的新体系。考察其过程，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启示：
一个文化总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最基本的特征就需要保存，否则，就会成为历史的沉积，就不能推动现在文化。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教人入世。儒家的“修、齐、治、平”和印度佛家出世大相径庭，在融合佛教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入世精神没有被外来文化改变，相反，佛教越来越走上世俗化道路。“事君事亲，也能成佛”。这是宋明理学能取代佛教的原因。说明印度佛教为适应中国的要求，不得不变形。
任何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较，都有其不足的地方，因此，在他的发展过程中要保持活力，只有不断吸收外来活力，以滋养自己，丰富自己。中国文化因为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才能壮大，更新自己，由此可见，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
由上可见，本位文化、国粹主义都是错误的，不仅有害本民族文化发展，而且会造成本民族文化的衰落。拒外更是衰落的表现。古今中外问题，困扰到现在，应该怎么办？佛教最初传入从依附方术 渗透 变形 流传 矛盾 互适交流融合入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文化融合印度佛教文化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因此，我们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应该以开放的胸怀，长远的眼光，大胆吸纳古今中外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才能创造出更绚烂的中国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